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75年9月，李何林在南開大學圖書館。

李何林（中）與未名社成員王青士（左）、李霽野在一起。

1976年春，李何林（右）與周海嬰（左）在北京溫泉療養院看望曹靖華。

編者按

李何林先生是帶著革命的風塵走上治學之路的，他以一個革命戰士的姿態來研究魯迅和中國現代文學。他一生為革命而學術，以學術助力革命，不畏險阻，特立獨行。他是一位魯迅的研究者、宣傳者、捍衛者，更是一位正道直行的魯迅思想和風骨的力行者。

力行者

李何林先生一生敬仰魯迅、研究魯迅、宣傳魯迅，可以說，他把一生都獻給了“魯迅研究”。他把對魯迅的崇敬與虔誠，熔鑄進了自己的精神結構和人格境界。

李何林一生都在捍衛魯迅。從早年對梁實秋、葉公超歪曲魯迅的批判，到晚年對所謂“神化魯迅”的批判，都體現著他對魯迅精神的真誠熱愛，尤其是他在當年抗擊左傾機械論的微弱情勢下，作出了悲壯的抗爭，展現了一位杰出學人的理論自信。

李何林矢志于“魯迅研究”的執著精神，世所罕見。特別是在其晚年，他毅然接受了魯迅博物館館長、魯迅研究室主任的任命，以73歲的高齡，完成了博物館的擴建和組織機構的健全、完善，并以他的聲望，將國內知名的魯迅研究專家和年輕學者會聚起來。

10年任職期間，李何林帶領同人們完成了如下項目：一、資料的收集、整理與出版。如《魯迅研究資料》總共出版二十四輯，700余萬字。另外出版《魯迅研究動態》六十期，從1985年起改為《魯迅研究月刊》，至今仍在出版，成為全國魯迅研究的核心陣地。二、《魯迅手稿》的出版。三、組織館內外的專家，歷時數載，完成了由他主編的《魯迅年譜》（三卷）的編寫和出版，受到國內外專家的好評。四、設立《魯迅日記》注釋組，成為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1981年版《魯迅全集》的底本。（田本相、李豫）

先驅者

1924年，李何林在阜陽第三師范學校畢業。因為興趣、愛好和科學救國的理想，他考入東南大學生物系。正值大革命時代，他在大學期間積極投入反軍閥斗爭。在軍閥孫傳芳的大搜捕中，他被介紹到上海環龍路14號，報考了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起先是在學兵團的《學兵日報》做編輯工作。

1927年1月，李何林以忠實可靠的人品和較高的理論水平，引起領導的重視，遂被調到北伐軍第十一軍二十五師政治部宣傳科，任中尉科員，政治部主任是共產黨員李陶（號碩勛）。

在北伐中，李何林以其勇敢和出色的工作，受到李碩勛的重視，不久被提升為宣傳科副科長。二十五師凱旋武漢后，還沒有來得及慶祝勝利，就又奉命順長江東下，開始討伐蔣介石。1927年7月，李何林在李碩勛和姚光鼐的介紹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7年8月1日，對李何林來說，是一生難以忘記的日子，他來到南昌參加了“八一”起義。起義失敗后，二十五師在朱德的帶領下，朝廣東省潮州、梅縣地區進軍。征途中，這個剛剛入黨的宣傳科長，事事身先士卒，以身作則，帶領科員到火線上鼓舞士氣。

當起義部隊處于困境之時，李碩勛命令機關同志先疏散，然后再到武漢去找黨組織。李何林先到贛州，再赴南昌、九江，沿路歷經危險，好不容易到達武漢，但武漢地下黨組織一時間無力安排這么多同志。他只好拿了從武漢到南京的路費，又踏上了一段連他自己也不可預想的征程。

1927年10月，李何林悄悄回到家鄉，與外地回來的王冶秋和王青士等人會合，組建了中共霍邱縣委和共青團霍邱縣委。在此期間，他秘密做著發展黨員的工作，王青士即由他介紹入黨。1928年7月，李何林參加了霍邱的“文字暴動”，貼標語，撒傳單。暴動失敗后，敵人對他們瘋狂報復，先是對李何林任校長的小學進行了大搜查，很快又趕到他家，抓走了他的父親和兩個弟弟。

李何林接到縣委分散隱蔽撤退的指示，當晚先到霍邱縣西鄉暫避，第二天只身一人逃離家鄉，經蚌埠、徐州、鄭州，輾轉到了北平。他將走向何方，哪里是他落腳的地方？

經歷了革命考驗，積累了人生經驗，在危難之中，李何林更加堅定了自己的人生理想。

研究者

李何林來到北平后，唯一能找的人，只有未名社的李霽野了。

李霽野看到李何林如此狼狽地來到北平，不由細說，就接納了他。未名社的朋友之所以如此溫暖和知心，是因為他們都知道李何林值得信賴。

對未名社來說，能夠接納這樣一位被通緝人員，的確是一個了不起的決定；而對李何林來講，這一次也把他同魯迅先生聯系在一起。他跨進了未名社，實際上就跨進了魯迅先生的偉大懷抱之中。

李何林做事認真，對于“未名社出版部”的開辦，投入了極大熱忱。他以自己特有的執著和細心，經營起這個新生的售書部。“未名社出版部”也逐漸成為當時北平一個小小的進步文學陣地。

在未名社這個“文學圈”里，李何林感受到了一股蓬勃上進之力，那就是魯迅先生的精神。賣的是書，看的也是書，這使經受過戰斗洗禮、剛剛從火線上下來的他，找到了一個屬于自己的精神家園。

在閱讀的進步文學書刊中，李何林以革命戰士的眼光，注意到當時文學界一個還無人關注的領域——“五四”以來的文學論爭。于是，一個編書計劃在他心中醞釀著，形成著，這就是后來的《中國文藝論戰》。

《中國文藝論戰》共收入文章47篇，分為“語絲派及其它”“創造社及其它”“現代文化及其它”“小說月報及其它”等專題。

對于這次論戰的意義，李何林給予了很高評價。他也敏銳地意識到，魯迅的意見在此次論戰中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價值。他寫論爭，關注的重點正是魯迅。把畫室（即馮雪峰）的《革命與知識階級》作為《中國文藝論戰》的首篇編入，可以看出李何林的歷史識見，并把它“作為‘革命文學論爭’的結論”。

作為中國現代文藝思想史的重要歷史文獻，《中國文藝論戰》是第一部關于中國現代文藝思想論戰的史料集，開了中國現代文藝思想資料研究和收集的先河。也正是從《中國文藝論戰》開始，“李何林”這個名字才第一次正式公開使用，直至先生逝世。

1929年夏，經顧隨先生介紹，李何林赴天津的河北女子師范學院任教。教學之余，他又安心地做起了研究。當時，正值《中國文藝論戰》出版，形勢大好，在朋友的鼓勵下，他又開始了《魯迅論》的資料收集和編輯工作。

李何林的著眼點十分明確——他所收集的是關于魯迅的理論批評文字，是為了“獻給一般留心中國文藝界和思想界的朋友們”，他看重的是魯迅在“思想界”影響。顯然，在李何林心中，魯迅已不僅僅是一位文學家，他還是一位思想家。

《魯迅論》體現了李何林的膽識和遠見。當時，魯迅正處于一個被認識、被估價的歷史時期。《魯迅論》的編輯，不但體現了李何林對魯迅的熱愛，對魯迅作為一位文學家、思想家的崇敬，更重要的是，他在紛繁的文學現象中，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位最具有本質意義的、代表歷史前進方向的偉大人物。

實際上，李何林把魯迅作為一位偉大的革命家來看待，正如R·M·Bartlett所說，魯迅是“新中國的思想界領袖”。

對于《魯迅論》，魯迅自己曾經說過：“選本所顯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選家的眼光。眼光愈銳利，見識愈深廣。”也誠如陳鳴樹所言：“先生在其編選的《魯迅論》《中國文藝論戰》兩書中，表現了對魯迅崇高地位的確認的無言之辯。先生所顯示的銳利的眼光，我想該是得力于較早接受了黨的教育，得力于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以及在血與火的肉搏中接觸了中國的實際，因此他能夠比較清晰地了解中國社會的性質和當時革命的任務，與從書本上獲得馬克思主義的詞句的人們有所不同吧。”

正是由于這兩部著作，奠定了李何林研究魯迅、研究中國現代文藝思想史的基石。可以說，他獨辟了一條新的革命的獨具風格的研究道路。

捍衛者

抗戰爆發后，李何林攜家帶口來到大后方，條件雖然極為艱苦，但他仍以樂觀、沉著、鎮靜的態度，投入到了《近二十年文藝思潮論》的研究之中。

李何林說：“我那時覺得中國的現代文藝的思想爭論，對中國的現代文學的發展是太重要了。魯迅是中國文藝界的靈魂。在他參加的論戰中，他的文藝思想，他的見解，代表了中國現代文藝發展方向。我甚至覺得不把魯迅放到中國的文化的、文藝的論戰中來看，就不能體現出魯迅的正確和偉大。那時，只要是魯迅的文章，我就找來，我就讀，我是在關注魯迅中，才關注到中國的文藝論戰的。因此，我研究中國文藝思潮，也是在研究魯迅。”

《近二十年文藝思潮論》的出版，使李何林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的奠基人和開拓者之一，成為中國現代文藝思潮史研究的首創者，從而也奠定了他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史上的地位。

《近二十年文藝思潮論》突出論述了魯迅在中國現代文藝思想史乃至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這也是此書的一大貢獻。陳鳴樹說：“在魯迅研究史上，（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對魯迅作品的評價上，沈雁冰的《魯迅論》、瞿秋白的《〈魯迅雜感選集〉序言》，都是從魯迅的作品的社會意義和藝術價值立論的。到魯迅逝世以后的1937年，毛澤東同志在陜北公學發表的紀念講話，從政治上全面地高度評價了魯迅。先生于1939年編著的《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則是最早突出地論述魯迅在現代中國文藝思想史上的地位。”

《近二十年文藝思潮論》不但把魯迅和宋楊（即瞿秋白）的肖像作為“現代中國兩大文藝思想家”放到卷首，而且在初版序言中指出：“有人說，‘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圣人，魯迅則是新中國的圣人’。那么，我們可以說，埋葬魯迅的地方是中國新文學界的‘耶路撒冷’，《魯迅全集》中的文藝論文也就是中國新文學的《圣經》。因此，本書引‘經’甚多，以見我們的‘新中國圣人’，在近二十年內各時期里面中國文藝思潮的浪濤中，怎樣盡他的‘領港’和‘舵工’的職務，并供研究魯迅者關于這一方面的參考。”

當時，正值瞿秋白遭到國民黨殺害后不久，《近二十年文藝思潮論》不但刊登瞿秋白的遺照，而且還在《序》中公開贊揚他：“在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想界中，除魯迅之外，瞿秋白也占著重要地位。他所作的《中國革命運動史》和《赤都心史》雖然未曾廣泛與讀者相見；但他譯述的《海上述林》則早給中國的文藝思想界以很大的影響……他在現代中國的文化批評、社會批評和文藝批評上，和魯迅占著同等重要的地位。”

無疑，這些評價都是為國民黨反動派所不能允許的。但是，李何林卻以其學術的膽識和革命的勇氣，敢于面對黑暗統治，舉起真理的旗幟。

果然，《近二十年文藝思潮論》出版不到一年，即被列為國民黨反動派查禁的書目。

在研究文藝思想斗爭史上，李何林的研究方法，為后來者樹立了一個實事求是的范例，今天讀來仍有深刻的啟示。盡管作者有著鮮明的傾向，但是，他決沒有劍拔弩張，隨意拔高，任意剪裁史實的弊端。一切從史料出發，一切根據史實說話。

當李何林面對大量復雜的文藝思想斗爭現象時，他所采取的態度首先是客觀地將史實展現出來。他特別重視第一手資料的引用，讓這些史料成為歷史的見證，自然地形成史的形態。

所以，在李何林的筆下，關于每一次的文藝思想斗爭，不但對于它的發生、發展脈絡，梳理得十分清晰，而且將爭論雙方，甚至是多方的論點，都呈現在讀者面前，決無故意刪節和忽略。譬如，后來他概括的所謂“同‘自由人’‘第三種人’的斗爭”，在《近二十年文藝思潮論》中,標題為“文藝創作自由問題”，顯然這樣的處理有分寸，比較客觀而準確。

對于這次論戰，《近二十年文藝思潮論》尊重史實，在第一節“問題的開端”中，先將自稱“自由人”的胡秋原和自稱“第三種人”的蘇汶的文章的主要論點作了介紹，揭示了這次論辯的來龍去脈。第二節“論辯的主體”，則按照時間順序，擺出易嘉和周起應（即周揚）駁斥對方的論點，并且介紹了“似乎是中立的舒月”的文章，這一點被后來的文學史和文藝思想斗爭史著所忽略了。第三節“‘左聯’的結論”，依次介紹了洛揚對“自由人”的批評、魯迅對“第三種人”的批評，以及何丹仁（即馮雪峰）對“自由人”和“第三種人”的帶有總結性的文章。

顯然，李何林的觀點是透過他所引用的這些文章而得出“結論”的。

任何史書都有傾向性，但是，李何林的傾向是從史實出來的，這即謂之“論從史出”。而后來的治史，所宣揚的“以論代史”，往往是不顧史實而“論”了。《近二十年文藝思潮論》不是這樣。讀者可以不同意作者的傾向，但是，作者的傾向并沒有湮滅史實、沒有忽略史實，更沒有改裝史實。

在這點上，李何林是十分嚴肅而嚴謹的。正如《近二十年文藝思潮論》中關于“兩個口號”的論爭，他在第三編中用了整整一章，幾乎占據了全書五分之一篇幅，這也是有關這次論爭最完整、最詳盡的歷史記述。盡管李何林以魯迅的意見為基準，但是在書中，不管是任何一方都可以看到自己的觀點沒有受到閹割和歪曲。

正因如此，《近二十年文藝思潮論》才經得起歷史檢驗，至今仍有寶貴的歷史價值。

《近二十年文藝思潮論》在對一些人物和斗爭作評價時，同樣也是采取實事求是的原則。李何林在書中，決不輕易臧否人物，也決不隨意評估事件，而是根據史實得出判斷，講究分寸，講究準確，講究原則。歸根結底，就是講究實事求是。譬如對陳獨秀、胡適在五四運動中的功績和不足，都作出了客觀的評價。胡適對封建文化的妥協態度，李何林給予了應有的批判，并且特別引用魯迅的話，對其復古的論調給予駁斥。

何林先生一生為革命而學術，以學術助力革命。為此不畏險阻，不畏打擊，特立獨行，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2018年是李何林先生逝世30周年，僅以此文，表達對先生的懷念之情。

田本相，1932年5月生于天津，1964年南開大學中國現代文學專業研究生畢業，先后在中國傳媒大學、中央戲劇學院任教，1987年到2000年任中國藝術研究院話劇研究所所長，著有《曹禺劇作論》《郭沫若史劇論》《曹禺傳》《田漢評傳》《二十世紀中國戲劇論辯》《中國百年話劇史述》等，主編《中國現代比較戲劇史》《新時期戲劇述論》《中國話劇百年圖史》《中國話劇藝術史》等；李豫，李何林先生之子。

學人小傳

李何林，1904年1月31日出生于安徽省霍邱縣城關鎮的一個貧民家庭，曾就讀于阜陽縣省立第三師范。他懷抱科學救國的志愿，考入東南大學生物系，在大學期間投身反軍閥斗爭，1926年投筆從戎，參加武漢軍分校的學兵團，1927年1月調到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二十五師政治部，任科員、副科長、科長，在主任李碩勛的培養下，于1927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八一”南昌起義失敗后，李何林回到故鄉，任小學校長，與同鄉王冶秋等一起組織了霍邱“文字暴動”，暴動失敗后來到北平，在魯迅主持的未名社工作，從此與中國現代文學，特別是與魯迅研究結下了不解之緣。他以《魯迅論》《中國文藝論戰》《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等著作，奠定了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不可動搖的學術地位。1952年，李何林赴南開大學擔任中文系系主任一職。

20世紀80年代，李何林不顧年老體弱，出任魯迅博物館館長，在他的主持下，魯迅博物館由一個單純的展覽性質場所，變成了宣傳魯迅、研究魯迅、弘揚民族精神的綜合性的專門文化機構，并建立了一整套的學術研究機制，出版了包括魯迅手稿、年譜、研究資料、論文匯編等一系列具有學術影響的書籍和期刊。李何林晚年成為第一個具有博士培養資格的博士生導師，受聘于北京師范大學，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培養了一大批優秀學子。1988年11月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5歲。

（本文圖片均為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