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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城東北角的橋兒溝，有座著名的天主教堂。在風云際會的抗日戰爭時期，這座1934年建成的宏偉建筑曾經是魯迅藝術文學院的所在地。一代“紅色經典”在這里誕生，一代著名文藝家也從這里走向了新中國。

一

“延安的城門成天開著，成天有從各個方向走來的青年，背著行李，燃燒著希望，走進這城門。學習，歌唱，過著緊張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著軍服，燃燒著熱情，走散到各個方向去。”

這是青年作家何其芳在1938年11月奔赴延安后不久，按捺不住異常激動的心情，揮筆寫就的著名散文《我歌唱延安》的開頭。

事實上，延安這座陜北高原的山城，在抗戰爆發后成為與重慶遙相呼應的民族抗戰的政治文化中心，吸引了像何其芳這樣成千上萬的熱血青年。一時間，出現“天下人心歸延安”的滾滾潮流。同樣也是逐夢者的青年作家吳伯簫也這樣激情地吟唱：“文藝工作者像百川匯海，像百鳥朝鳳，從全國四面八方，帶著不同的思想、作風和習慣，薈萃到嘉陵山下，延河水邊。”

1938年初，隨著大量的文藝人才涌入延安，創辦培養抗戰文藝干部學校的條件更加成熟。早在紅軍時期，中國共產黨就十分重視文藝的作用，把音樂、美術、戲劇、文學看成是宣傳、發動與組織群眾的有力武器。在全民抗戰的形勢下，中國共產黨更加看重文藝的宣傳、鼓動力量。

1938年初，中共中央決定成立魯迅藝術學院。由毛澤東親自領銜，與周恩來、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和周揚一起作為發起人，聯名發布了《魯迅藝術學院創立緣起》?！皠摿⒕壠稹边@樣寫到：“藝術——戲劇、音樂、美術、文學是宣傳、鼓動與組織群眾最有力的武器。藝術工作者——這是對于目前抗戰不可缺少的力量。因之，培養抗戰的藝術工作干部在目前也是不容稍緩的工作……因此，我們決定創立這藝術學院，并且以已故的中國最大的文豪魯迅先生為名，這不僅是為了紀念我們這位偉大的導師，并且表示我們要向著他所開辟的道路大踏步前進?！?/p>

1938年4月10日，魯藝舉行了開學典禮。魯藝第一期只設音樂、戲劇、美術三個系，共招收60名學員，文學系是第二屆開始招生的。創辦初期的魯藝，教師少、學生少，辦學條件簡陋，但畢竟是中共歷史上第一所文藝院校，在中國現代文藝教育史上也是一個創舉。

從此，由沙可夫作詞、呂驥譜曲的《魯迅藝術學院院歌》響徹延安城：“我們是藝術工作者，我們是抗日的戰士，用藝術做我們的武器，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為爭取中國解放獨立，奮斗到底……”

二

魯藝的教育方針是由中共中央宣傳部討論擬定，中央書記處批準的：“以馬列主義的理論與立場”，培養抗戰文藝干部，“使魯藝成為實現中共文藝政策的堡壘與核心”。

創辦之初的魯藝，是把文藝服務于抗戰，服務于喚醒、組織民眾的實際需要作為出發點，來制定與安排教育方針和教學計劃的。每屆分兩學期，每學期3個月。第一學期修業后，分配到抗戰前方或部隊實習3個月，再回到學校繼續第二學期，總共需9個月。由于形勢的發展和需要，以后幾屆的學制都有相應的變化。

日理萬機的毛澤東非常重視魯藝，為魯藝的創辦與發展付出很大心血。魯藝開學典禮時，他親自到會講話，主要講“亭子間的人”與“山頂上的人”的團結問題。1938年4月28日，毛澤東再次來到魯藝演講。他這次主要講“魯藝人”要走出“小觀園”，走到“太行山、呂梁山”的“大觀園”的問題。他說：“《紅樓夢》里有個大觀園，大觀園里有個林黛玉、賈寶玉。你們魯藝是個小觀園……我們的女同志不要學林黛玉，只會哭。我們的女同志比林黛玉好多了，會唱歌，會演戲。將來還要到前方打仗?？谷彰裰鞲鶕鼐褪谴笥^園。你們的大觀園在太行山、呂梁山?！?939年5月，毛澤東為魯藝創建一周年題詞：“抗日的現實主義，革命的浪漫主義”。1940年，毛澤東為魯藝題寫校名：“魯迅藝術文學院”，并題寫了“緊張、嚴肅、刻苦、虛心”的八字校訓。

1938年，就在毛澤東號召魯藝人要走出魯藝的“小觀園”、走到太行山、呂梁山的“大觀園”后不久，魯藝開始有意識地組織師生成立“魯藝木刻工作團”、“魯藝文藝工作團”、“魯藝實驗劇團前方工作團”等，深入到山西抗日前線，為前線抗日將士服務。

魯藝人初到前線時，也是空有一腔熱情，在如何為工農兵服務時，就因為不懂、不熟而“手足無措”。魯藝學生在畫農村婦女剪羊毛的速寫時，把大剪子畫成小剪子，把本應躺倒的羊畫成站著的羊，這顯然是不熟悉生活所致。魯藝木刻工作團在晉東南巡展時，滿心歡喜地給老百姓看木刻展，當地老百姓卻諷刺說這是“陰陽臉”（西洋版畫中明暗表現法）、“長滿胡須”（陰刻線條表現調子變化的方法）。他們后來在不斷琢磨中，明白前方需求的文藝只能是形式靈活、短小精悍、群眾所喜聞樂見的大眾化文藝形式。

抗戰初期的延安，是歌城、詩城與激情之城，許多優秀的抗戰文藝作品是魯藝人創作出來的。如著名的抗戰歌曲《延安頌》是由魯藝音樂系學員莫耶作詞、魯藝音樂系教員鄭律成譜曲的；著名散文《我歌唱延安》是魯藝文學系教員何其芳創作的；令人熱血沸騰的《黃河大合唱》《生產大合唱》是魯藝音樂系主任冼星海譜曲的。正如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所言：“我們的整個文藝工作，戲劇工作，音樂工作，美術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績。”應該說，抗戰之初的延安乃至陜甘寧邊區的文藝運動，有力地推動了抗戰事業，也繁榮了陜甘寧邊區的文化生活。但是在日常的文藝生活中，延安的文藝工作者存在著對工農兵生活不熟、不懂的問題，他們所最熟悉和喜愛的還是原來抗日救亡宣傳時演出的文藝形式，自然與不斷變化的抗戰形勢的實際需求產生了距離。

1940年7月，魯藝新制訂了趨于正規化與專門化的教育計劃及其實施方案。1941年6月，魯藝的新教學章程宣布了“以馬列主義的理論與立場，培養適合抗戰需要之藝術文學人才，為建立中華民族新民主主義的藝術文學而奮斗”的宗旨，教學體制和組織機構也做了較大的調整。新的教學計劃的貫徹執行，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也產生了相當嚴重的脫離實際、脫離群眾、關門提高的偏向。

曾在魯藝文學系任教的作家周立波回憶說：“我們和農民，可以說是比鄰而居，喝的是同一井里的泉水，住的是同一格式的窯洞，但我們都‘老死不相往來’”，而且這樣的文化“在當時的延安，不單魯藝有好多，別的文藝團體，也不在少數……”

曾在魯藝文學系任教的作家嚴文井后來也回憶道：“我們每個人都自以為是藝術家。農民當然不在我們眼下的……我們有的人坐在窯洞里，就寫自己五年以前，或十年以前的愛情?！?/p>

事實上，魯藝前后兩年左右的教育和實際的嚴重脫節，僅僅是延安文藝界一個問題?！把影舱L”前的延安文藝界，還有“暴露”與“歌頌”之爭，有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傾向，有自由主義、宗派主義問題等等。一句話，就是廣大文藝工作者的心還沒有真正撲到工農兵那里去，還沒有真正為工農兵服務。

三

延安1942年的5月，注定要成為中國現代文藝史的重要節點。

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仿佛一場及時雨，解決了延安文藝界長期存在的思想問題，確立了文藝的新秩序，形成了強大的文化合力。

“槍桿子”與“筆桿子”是革命的兩支軍隊。如何培養和訓練一支高效的“筆桿子”隊伍，如何建設新民主主義的文化體系，一直是毛澤東思考的重要內容。毛澤東以“實事求是”的哲學方法，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向中國本土的民間文化尋求資源，把中國共產黨的文藝方針調整到中國絕大多數老百姓服務的方向中，即“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他號召“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斗爭中去……”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講到延安廣大文藝工作者的痛處與心坎上，他們以前空有熱情而不知所措，如今他們恍然大悟，明白文藝應該為誰服務和如何服務。

魯藝是“要成為實現中共文藝政策的堡壘與核心”的文藝教育機構，毛澤東自然非常重視魯藝的引領作用。1942年4月，他專門約見多名魯藝師生座談延安文藝問題；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時，還邀請40多位魯藝師生參加，占到座談會代表的半數以上。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后，毛澤東于5月30日親自到魯藝講話，號召魯藝人要走出“小魯藝”，走到“大魯藝”去。

毛澤東希望以魯藝為典型，切實推動延安文藝為工農兵服務方向的真正實現。事實上，魯藝人在延安的文藝整風中，經過深刻反省，認識到在思想上和藝術實踐上許多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錯誤觀點。他們決心脫下學生裝，成為革命文藝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主動深入到火熱的斗爭生活中，真誠歌頌工農兵生活。

魯藝人率先按照毛澤東的指示，把身子撲下去，深入到火熱的工農兵生活中，專心致志搞“文藝下鄉”。延安人每年春節都要“鬧紅火”，1943年的春節注定是魯藝人的春節。魯藝秧歌隊扭出了“新秧歌”，演出了“新秧歌劇”。這種“舊瓶裝新酒”的新秧歌，形式靈活、短小精悍，形式上群眾喜聞樂見，內容上令人耳目一新。老百姓奔走相告：“魯藝家的來了！”“魯藝家”是老百姓對魯藝秧歌隊的親切稱呼。王大化和李波是魯藝的明星，他倆演出的《兄妹開荒》第一次展示翻身農民的形象，是最受歡迎的新秧歌劇。只要他們有演出，老百姓就說：“看王大化去”。毛澤東看了后很高興地說：“像個為工農兵服務的樣子！”在魯藝的帶動下，當年春節，延安就出現了20多支有名的秧歌隊。“新秧歌”和“新秧歌劇”的興起，標志著延安文藝新時代的到來。

魯藝秧歌隊回到學校后，時任魯藝副院長的周揚高興地說：“過去，你們關門提高，自封為‘專家’，可是群眾不承認這個‘家’。如今你們放下架子，虛心向群眾學習，誠誠懇懇地為他們服務，剛開始做了一點事。他們就稱呼你們是‘家’了，可見專家不專家，還是要看他與群眾結合不結合?！?/p>

1943年10月19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正式發表后，魯藝組織“魯藝文工團”深入到綏德、米脂一帶基層采風，用心深入生活，《慣匪周子山》就是這個時期創作出的大型秧歌劇。魯藝人“文藝下鄉”時，老百姓編秧歌詞歡迎他們：“鵝毛大雪亂紛紛，‘魯藝家’秧歌到咱村，山高路滑難行走，十里路上迎親人！”

魯藝人創作出《白毛女》等一大批優秀文藝作品，真正起到了“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宣傳鼓動作用?！栋酌肥怯婶斔噷W員賀敬之主要編劇、由魯藝人集體創作的一部民族新歌劇，突出表現了“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深刻主題?！栋酌肥窃谄叽笃陂g向七大代表首演的，一經公演立即引起強烈的社會反響?！栋酌返难莩龀晒Γf明《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引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是完全正確的，也說明革命的政治內容與藝術形式的是可以做到完美統一的。

魯藝在其他方面也引領了延安文藝新風。如被徐悲鴻譽為“邊區生活的歌手”的古元的“中國氣派”新版畫、孫犁的小說《荷花淀》、李季的“新民歌體敘事詩”《王貴與李香香》等，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在魯藝的帶動下，延安文藝界乃至全國各抗日民主根據地文藝界，都走上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道路，出現一派繁榮景象，自覺地選擇了與工農兵審美文化相適應的民族化與大眾化的藝術形式，創作出大量擁有“中國氣派”與“中國作風”的文藝作品。標志延安文藝繁榮的代表性作品形式多樣：長篇小說有歐陽山的《高干大》、柳青的《種谷記》、趙樹理的《李家莊變遷》、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風驟雨》等；短篇小說有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等；新編歷史劇有《逼上梁山》《三打祝家莊》；新秦腔劇有《血淚仇》《窮人恨》等；新民歌有《東方紅》《翻身道情》《高樓萬丈平地起》等；還有大量表現工農兵的文藝特寫、報告文學，大量新木刻版畫等……

這些“新的人民的文藝”，在“團結人民、教育人民”與“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過程中發揮了獨特的、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喚起了長期處在中國社會最底層的工農大眾的真正文化自信。而覺醒與覺悟著的中國人民，自覺地投身到反抗日寇侵略的民族解放洪流中，直至迎來新中國的建立。如今這些“新的人民的文藝”， 成為一個時代文藝成就的標志與象征，成為人們記憶中的一代“紅色經典”。

事實上，“以筆為槍”的魯藝，堅持為抗戰培養文藝人才的辦學方向，堅持教學致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教育方針，培養了一大批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文藝人才，創作出一批具有時代標高的優秀文藝作品，在促進延安文藝的繁榮與發展的過程中，起到了引領時風的重要作用，給時代交了一份優秀答卷。

四

抗戰勝利后，遵照中央指示，魯藝人踏上了前往東北解放區辦學的征途。至此，延安魯藝這所在土窯洞里誕生的現代文藝教育機構，完成了它擔負的神圣使命。

魯藝在延安辦學期間，戲劇、美術、音樂、文學四個專業，前后六期（文學系只有五期），共培養學生千余名，教師和工作人員總計有二三百人之多，還給地方和部隊培養藝術人才上千名。全國解放后，魯藝師生大都在全國文藝界從事文藝領導、創作、教育、表演、出版編輯等工作，成為新中國文藝界的領軍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