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887年，光緒十三年，湯壽潛三十二歲，開始撰寫《危言》一書。

晚清朝廷經歷了太平天國的戰亂，喘息未定，瘡痍未平，而驚濤拍岸，外侮疊加，聳然而起的資本主義列強頻頻撞擊古老帝國的大門，大清國內外交困，應對無術，已然病體支離。此時的湯壽潛正當盛年，霍然而起，有醫國之志。

他在《危言》開篇第一句即宣稱：“吾欲為策士……乃以醫國。”這是他給自己的人生定位。“策士”者，決非以詩文裝點太平，以文牘效力上司的御用文人，乃是運籌于廟堂，謀劃于帷幄，針對具體問題，提出應對之策，開出療救藥方，且能身體里行的實干家。他對自己的人生，提出了兩點期許：一是做一個地方官，守土安民，“小試吾道”，“掊擊豪強”，抑惡揚善，以求風清氣正，造福一方，而“不愿飽食倉粟，旋進旋退，以作大官”；二是代表國家“出使絕域”，宣揚朝廷的“寬大之政”，弘揚“孔孟之教”，用華夏文明統領世界：“萬耳萬目，骙骙觀聽，四海文軌，從此大同”。（這是國人難愈的心病，百余年后，據說已到了“三十年河東”，因此把孔子學院開遍歐美）我們讀其述志之言也不必過于當真，當時的湯壽潛還沒有進入朝廷的官場，頂多只能算“野有遺賢”之“賢”。所要表達的是滿眼時弊，眼見得朝廷和社會百孔千瘡而力圖挽救的心情。《危言》就是他身為“策士”給風雨飄搖的大清國開出的一份醫國藥方。

大清國是病了，而且病入膏肓，無須診脈，萬種病象，歷歷在目，莫說關注時事的讀書人，即使普通百姓，也知道大清國要完。朝廷乃傳統讀書人命脈所系，彼時，知識人還沒有形成獨立的社會身份，他們的前程是做官，如果沒有了朝廷，官就做不成。況且讀書人比一般人視野更開闊，看問題更全面，家國同構，命運相關，所以大聲疾呼力圖救治的大有人在，湯壽潛只是其中的一個。但大清國究竟有什么病呢？不必探其病源，先看其癥狀。湯壽潛《危言》一書，計四卷，給大清國列了四十條病象，皆為應革之弊，舉凡遷鼎（都）、尊相、考試、書院、部臣、停捐、鬻爵、冗員、兵制、乃至農業水利無不囊括在內，此皆為治國理政之實務，必須有具體的政策、措施和辦法方可奏效，所以已上升到決策和具體操作層面。

如在“親藩”一條中，湯壽潛提出未來帝國統治者也即皇位繼承人的培養問題。帝王的德行和能力決定帝國的興衰，清王朝不立太子，“故金枝玉葉與近支王公之裔，同在上書房讀書。”他們之中必有一人將成為未來帝國的實際統治者，可是教他們的老師都是八股取士的翰林，他們“足不出國門之外，業不過經史之常，于中外之情偽，稼穡之艱難，官吏之貪廉，將卒之強窳，國計民生之贏絀，天文地理之繁奧，未之及焉。”這樣不懂中外大勢，不接觸實際的老師怎么能教出合格的帝王和未來的統治者呢？湯壽潛給出的建議是：以后上書房所課經史，但明大義，不必尋章摘句，浸淫于故紙堆中，而要多講時務和科學，因為天下已經變了，必須睜開眼睛看世界。到了一定年齡，就要他們入同文館，方言館學習外語，既長，就要派他們出國，或到各省，接觸實際和民間，了解社會，只有這樣，將來才能“領袖各衙門“，執掌帝國的權力。湯壽潛敏銳地認識到，帝王和官僚集團已無法按照傳統的統治術來治理國家了，統治者首先應該了解變化了的世界，與時俱進，才能維系老舊的帝國不致落伍和崩盤。

又如在考試一節，湯壽潛抨擊八股取士“徒使庸妄之輩充塞天下。”他主張改變考試的科目，“今請并經義、子、史、古學為一場，時務為一場，洋務為一場。”把實務和洋務作為取士的科目，未來的官員不僅是“賢人”而且必須是“能人”，打開國門，順勢應變。 “自海禁既弛，雖堯舜為之君，管葛為之臣，勢不能閉關謝客，如再諱疾忌醫，事變不窮而人才已窮，不特游刃有余者無其人，恐求一敷衍能了者亦不可得，大局何堪設想？”中國從傳統僵化、千年不變的腐朽教育向現代化教育轉型過程中，湯壽潛的的疾呼可謂振聾發聵。他在《學院》一節，談及教育現狀，語氣沉痛：“五十年來，創不謂不巨也，痛不謂不深也，而尚聚訟于漢宋，桎梏于八股，湛溺于聲律，規撫于楷法……抑中國之大，人才之眾，而所教非所求，所求非所用，所用非所習歟？”他明確主張，學校應聘請諳習西學者為老師，“致知格物，實事求是”，為國家培養“出使之才，翻譯之才，制造之才，法律之才，武備之才。”

再如他論及改造帝國龐大的官僚集團，在“冗員”一節表述說：“整頓吏治，必先遣散冗員。”國家財政養的官員太多，“十羊九牧，官多民少”，不僅百姓負擔太重，而且會滋生腐敗，毀壞國家的統治機器。他引述貴州政府官僚集團超出編制，惡性膨脹的例子，說：“以邊瘠之省，而蓄群虎狼于其中，吾民有幾許脂膏，常供若輩之吮吸也？”邊遠落后的省份如此，內地富裕的地區則更甚。這其實是專制帝國的老病，有文化和制度方面的原因，救治之難，超乎想象。中國傳統社會是個官本位的社會，文化精英的出路唯在做官。湯壽潛在“限仕”一節論及中國人的文化心理時說：“嗟乎！自選舉之典廢，而牙牙學語便以仕進歆動之，其未仕也，如饑蠅慕膻；其既壯也，如駑馬戀棧。”人人都想做官，做了官就一直要做到死，因有榮華富貴在焉。“夫頭童齒豁而尤營營于仕宦，此非天下之至庸極愚，可憫而不足惜者乎！”之所以如此，那是因為官本位的毒深入骨髓。國民之心理與制度相關，專制帝國官貴民賤的制度不改，社會導向和民眾的文化心理無從改變，官和吏會越來越多，越來越濫，越來越貪，所謂“遣散冗員”只能是一句空話。此又非大清國一朝之頑疾也。

書生議政 ，旁觀者清。《危言》四十條，條條皆為國家應革之弊。這是在西風東漸，國事阽危的時刻，一個心憂國事的讀書人對國家治理層面的深刻反省。有些病病根甚深，已觸及到文化和制度層面，是基因帶來的，千年沉疴，無藥可醫，這一點，他已經隱約感到了。一個傳統的讀書人，只有進入到專制帝國的國家機器中去，從內部去改良它，對國事才有所補益。湯壽潛渴望當官，與最高統治者共擔國運。

湯壽潛1856年出生于浙江省紹興府山陰縣天樂鄉（今杭州市蕭山區進化鎮）大湯塢村湯氏祖宅，是從中國農業社會耕讀傳家的傳統中走出來的士子。從小攻讀四書五經，聰穎上進，少年時就自負地說：“青紫可芥拾，求田問舍，非吾事也。”已確定了當官的志向。到了三十歲，他已經是四個孩子的父親，仍然滯留田舍，看不出有經國治世，大展宏圖的可能，于是，對唯一上升的階梯——科舉制度產生了憤懣和懷疑，說：“大悟五百年時文之毒，天下遂成虛病……欲矯虛病，求人足自食，非急行事業不可”。湯壽潛深感此時滿腹經學無補于生計，如果不尋找出路，他將成為后來魯迅筆下的孔乙己。于是，在他三十一歲那年，入山東巡撫張曜幕，做了地方官員的門客。其間，他協助張曜從事地方政務，治理黃河，對清王朝的政治有了比較深入的觀察和體驗。湯壽潛有管晏之志，不甘心做一個地方官的私人幕僚，但科舉上升的路如此艱難而漫長，湯壽潛必須找到進入帝國官僚體制的捷徑，他要對國事發言，使統治者知道他的治世之才，讓人們認識到他雖是一介布衣，但絕非沉溺于八股帖括的庸人。湯壽潛不僅研讀和摘抄《通典》、《通志》和《通考》等傳統的中國典籍，從那里尋找讀書人的立身之本，并且留心西方思想和文化，從制度、風習、技術等層面尋找差距，加上在幕僚任上參與實踐和觀察，他深感自己對國事已有了心得和發言權。1887年，他回到了家鄉撰寫《危言》時，正當壯歲，不缺少激情和進取心，對自己的前程也滿懷期許。歷時四年的時間，到三十五歲那年，他完成了《危言》四卷的寫作。這期間，他參加過一次科舉考試，得中第六名舉人，但這不能使他進入帝國官僚體系，他仍然是帝國政治的局外人。1890年，他參加了一次會試，名落孫山。1891年，湯壽潛三十七歲，已是五個孩子的父親，再次赴壬辰科會試，這次的主考官是翁同龢，他幸運地得中第十名貢生，殿試二甲，賜進士出身，朝考二等，授翰林院庶吉士。同榜得中的還有蔡元培、張元濟、葉德輝、唐文治等中國近代史上的思想文化名流。湯壽潛的試卷得到了主考官翁同龢的好評。此時，青云有路，丹墀可攀嗎？非也。“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湯壽潛只被授予國史館協修（或許相當于一個助理編輯），根本沒有參政的資格。他在國史館待了兩年多，作為體制內的文人，在故紙堆中討生活。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大清朝引以為國之干城的北洋海軍覆滅，朝野震動。如久病之人被揍了一悶棍，掙扎醒來，四顧茫然，手足拘攣，心跳氣喘，至此方思救治之術。湯壽潛于翌年三月，被外放到安徽青陽去做知縣，臨行，翁同龢召見并與之長談，3月8日，翁在日記中寫道：“湯生壽潛所著《危言》二卷，論時事極有識。今日招之來長談，明日行矣，此人必為好官。”這年4月17日（三月廿三日），戰敗的清王朝與日本簽訂屈辱的《馬關條約》，當天，翁同龢將《危言》進呈光緒帝，其后，朝中大臣孫家鼐也向皇帝力薦此書。翁同龢身為光緒帝的老師，翁、孫同居中樞之重，對湯壽潛及其著作如此稱許，似乎湯的仕宦之路會很順暢，他對大清國開出的醫國藥方也得其用哉！

九重宮闕，云路迢遙，湯壽潛的《危言》雖然上達天聽，他仍然要以微末之身到青陽去上任。他在《危言》開篇，即述志說“吾欲乞斗大山城，為之牧宰，小試吾道”云云，如今真給他個“斗大山城”，按說他會令行禁止，紓解民瘼，踐其言而行其道，把青陽縣搞成大清國的模范縣才是。可他到任不足三個月，就撂挑子不干了。我沒有看到他在青陽知縣任上的任何資料，似乎他也沒留下這次出仕為官的只言片語。但我們可以推測的是，官場絕非他想象的那樣簡單，容許有抱負的官員放開手腳，興利除弊。各種關系，各種潛規則，各種牽絆和陷阱，將使初入者無所適從。腐朽帝國的官場是惡人和小人的角逐地，有理想報復的讀書人無所容其身，或許這是湯壽潛抽身而退的原因。

這年7月，他辭官回鄉，成為民間的讀書人，所謂“醫國”之志，終成泡影。同年，他被聘為金華麗正書院山長，已出離體制，靠學問謀生立世。此時，國勢日蹙，西方的思想和文化沖擊著華夏文化的堤岸，湯壽潛對西方制度和文化的認識日漸加深，認識到這個老大腐朽的帝國只有學習西方，加速改革，才有生路，他不僅在麗正書院講求時務之學，如西方的憲政和法律、國際公法、契約關系（約章）、地理（地輿）、制造業、科學普及知識（格物）、數學等西方學問，而且結交當時力圖變法圖強的知識名人，與張謇、汪康年等加入了康有為創立的“強學會”，成為最早一代啟蒙知識分子的一員。

這期間，在康、梁以及朝中維新派的推動下，光緒皇帝也積極振作，力圖學習西方，改革弊政。由于湯壽潛《危言》的刊行以及朝中大臣的舉薦，光緒皇帝也知道了這位有見識有遠見的“策士”，皇帝正在網絡維新人才，1898年，湯壽潛43歲，光緒兩次下旨地方官，要他入都，由有關部門帶領引見。此時，維新派的帝黨和頑固派的后黨已成水火，廟堂充滿詭譎和兇險的氣氛，湯壽潛以母病為辭，拖延進京。9月，慈禧太后發動戊戌政變，光緒被囚禁，康、梁外逃，譚嗣同等六君子血濺菜市口，轟轟烈烈而急圖躁進的維新運動徹底失敗。

湯壽潛沒有進京朝見皇帝，向皇帝陳述學習西方的變法主張，也沒有被皇帝任用，成為帝黨一員，這使他逃過了一劫，但他的“醫國”主張也成為了紙面文章，對時政毫無補益。數年間，他游走于蘇、浙、滬一帶，出入于官署，講學于書院，結交人物，熱心教育，癡迷于學問文章，因此聲名日隆，成為江南著名的士紳。像湯壽潛這樣曾有過科考功名的人，即便游離體制之外，由于他的身份，能夠廣結官員和士人，其社會基礎不容小覷。他對地方政治有發言權，也有可能被召回體制，授以實職。1900年，義和團之亂，八國聯軍入侵京津，兩宮外逃，就是湯壽潛等人出面，說動幾省地方大員，結“東南互保”之盟，使東南半壁江山免于戰亂。張謇為湯壽潛作《家傳》有語云：“國之不亡者，僅君往說兩江總督劉坤一、兩湖總督張之洞，定東南互保之約，所全者大，其謀實發于君。”湯壽潛以在野之身，在地方政治上有如此作為，殊為可貴。這也是他自詡為國之“策士”，最得意輝煌的一“策”吧！

從甲午之敗到庚子之亂僅僅五六年，大清國連遭重創，實在挺不住了，因此朝野上下皆思改弦更張之道，立憲變法的呼聲日漸高漲。民間的士人成為推動立憲的重要力量。1901年，46歲的湯壽潛撰成《憲法古義》一書。這部著作標志著湯壽潛對西方憲政制度的認識已十分成熟，它應該成為大清國君主立憲制度的設計藍圖和普及讀本，使湯壽潛躋身于清末啟蒙思想家的行列而毫無愧色。《憲法古義》三卷，分別論述了元首的權利、議院的權利、行政和立法之關系，法院的權利，國民的權利等內容。他在敘（序）中引管子之言曰“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之謂大治。”反觀中國，“無數百年不斬之統，無數十年不亂之省”，王朝更迭，動亂不休，皆根源于沒有一部為統治者和國民共同遵循的根本大法。中國自古講禮，禮者，別尊卑也；西方講利，利者，公而平也，沒有平等，當然也就沒有憲政。中國的士大夫諳于舊習，顢頇僵化，不知專制之外還有民主政體，所以一談立憲，聞之變色。戊戌變法，無一字言立憲，可無知者偏以立憲歸之，以重其罪，立憲一詞，成為當局之大忌。“庚子亂后，救亡無術，立憲之說，漸騰于朝野。”君主立憲運動是國內外形勢倒逼的結果，由于統治者的頑固拖延而功虧一簣，隨著大清國的覆滅而壽終正寢，然而它留下的思想資源卻不可湮滅。

湯壽潛論及元首之權利時強調國家統治者的權力來于人民授權，并非神授，也非天經地義。“若立憲民主，則為人民所委任，皆在法律之下。”又云：“三法鼎峙，有利無弊”在《議院之權利》中強調議院對國家財政的監督：“預算非議院許可，不得征一兵，不得用一錢。”在《法院》一節，強調法院的獨立審判權，“獨立不羈，權歸法院。”“明法為一國所遵守，雖天子亦不能以私違之。”在《國民之權利》首先強調言論和出版自由：“言論不外二種，一著述，一論議。孔子之作《春秋》，語多微詞。兩漢經生，各尊所聞，未嘗奉一家之言以為主，此說經之自由也。司馬遷作史，力陳武帝之非。班固著書，不諱元后之惡，此作史之自由也。周末九流并興，各持一說，此著書之自由也。若論議之自由，征之古代，厥證尤多。”湯氏強調中國有出版和言論自由之傳統，和當代立憲之說并不矛盾。之后，他對人民的集會自由、遷徙自由、信仰（尊信）自由、產業自由、居住權、人身勸、通信權、起訴權、鳴愿權（上書言事權）、服官權（不分職業，民皆可為官）、參政權和繳稅、服兵役等各項自由及權利義務均分條論列。

湯壽潛的《憲法古義》當然有它的歷史局限，“古義”者，即云憲法之精神和各項條款中國往昔皆有之，所立之憲，乃我華夏“沉淵之珠”，并非來自西方的洪水猛獸。這對于消除為政者和頑固派對立憲的疑慮或許有用，但它的立論根據則大可懷疑。無論遠古的《尚書》中有多少“憲”字，此“憲”非彼“憲”也。無論中國的商鞅、申韓等法家如何強調“法”，此“法”非彼“法”也。“歷代都行秦政治”，三千年的專制帝國只有帝王“口含天憲”，哪里有統治者和百姓共遵之法！清末立憲派之“憲”盡管竭力維護君主的權威和權力，但它本質上仍然是西方人權、平等和自由基礎上的東西，湯壽潛端來的是中國的古瓷大碗，里邊裝的卻是西藥，然而讓手里緊緊抓住專制權杖的危重病人喝下這碗藥談何容易呢！他知道自己病得要不行了，但他就是不肯喝，他的眼里滿是疑慮和恐懼，圍在病榻前的人們泗涕交流甚至以頭搶地力勸敦促，病人也聲稱準備喝——預備立憲，但終于還是以各種理由推諉，把藥碗湊近唇邊又推開。

統治者推諉的理由不過以下幾條：一是借口人民教育程度低，不配搞憲政，湯壽潛駁斥說：“惟其低也，汲汲需開國會，以便人民實地練習，得以增長其智力。”也就是讓人民在民主政治中學習管理國家，借口人民程度低，拖延幾十年，讓人民在專制制度下捱日子，難道人民程度就會提高嗎？二是怕人民權力太大，從前的專制權力無法行使。這正是統治者恐懼立憲的最大心病。湯壽潛說，如今國家弄到如潰瓜，如敗葉的地步，難道不是人民沒有權利的結果嗎？“未聞人民有權力之國，而列強敢于凌辱者。”第三涉及到立憲的具體操作層面，說是中國戶籍法尚未制定，統計局未能遍設，人口與財產之實數未能切實調查，選舉將無從著手。湯壽潛以日本為例：“查日本明治三十九年之戶口，東京府與警視總監所調查差六十余萬，而日本國會已開十九年矣。”以此為理由拖延開國會，搞立憲是完全站不住腳的。（以上見湯壽潛《代擬浙人國會請愿書》湯壽潛針對大清國的危局和現狀，沉痛地說：“似憲政而非憲政，似集權而非集權，峻法無救人心之渙散，兵力適為敵國之驅除，益為中國危之。”

1909年，光緒和慈禧兩宮賓天后，三歲的宣統即位，攝政王載灃執政，大清國在滿清權貴的操弄下，更加危殆。這年11月，湯壽潛上《為國勢危迫敬陳存亡大計標本治法折》，舉凡內政、外交、教育、財政等弊政皆有論列，但這無異對一個危重病人大談體育健身之道，權貴們心不以為然，云何起而行之？同年，湯壽潛再上《為憲政維新瀝陳管見事》，對清廷重用權貴以練海軍、官吏肆意鉗制輿論和朝廷的秘密外交嚴加斥責：“輿論之不可以空言尊重，而以鉗制之實狀風示天下也。”對于官吏濫權，封殺輿論，他說：“為國家發揚輿論，辦報者何負于國家？縱不能盡從輿論以儆官邪，奈何反縱官邪以壓輿論！匹夫無罪，傳達輿論乃其大罪！且他罪雖重而可以貸，傳達輿論之罪雖輕而拘攣無赦，辦法出于五刑之外。”

立憲運動之始，湯壽潛就是積極的參與者，不僅寫書宣傳立憲，而且上書言事，敦促朝廷盡早立憲，他認為唯有立憲才能挽救大清國之頹勢，救其于未亡。但他自覺偏處東南，不在中樞，身微言輕，無力影響國勢之走向，因此，曾致書朝中大臣章一山（翰林院編修、京師大學堂譯學館監督）、瞿鴻禨（時任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期待他們負起立憲改良之責。1906年，湯壽潛對朝廷“預備立憲”滿懷期待，這年九月，他在致瞿鴻禨信中寫道：“以五千年相沿相襲之政體，不待人民之請求，一躍而有立憲之希望，雖曰預備，亦極環球各國未有之美矣。”他寄望于這些近臣，希望他們推動立憲，成為中國現代政治的“偉人”。但這一切很快歸于失望，“內政未完，外侮交至，其岌岌不可終日之勢，亦既為臣民所共見聞，非必待流涕痛哭之言而后知之也，然病此深矣，救之之藥，終無以起沉疴而復其健康者，”（《為興亡大計決在旦夕國勢憂危亟應挽救瀝陳管見伏祈圣明財擇折》）如湯氏其人，既中科舉，終為體制中人，身在鄉野，而又隨時可入廟堂。他辭去安徽青陽知縣九年后，曾被任命為兩淮鹽運使，1909年8月，又被任命為云南按察使，同年11月，轉任江西提學使，以上任命，湯氏皆沒到任。盡管如此，湯氏自覺和朝廷休戚相關，大聲疾呼，瀝血陳詞，冀挽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于將傾，但終“可憐無補費精神”。戊戌變法時，光緒兩次召其入京朝見，雖因延宕而未成行，但君主眷顧之殷，于此可見。1909年，湯壽潛五十四歲，竭數年之心力勞頓，他所主持修建的滬杭鐵路全線通車，“工程質量之優，造價之廉，為全國商辦鐵路之冠。”按說，這是他一生事業最輝煌的時刻，然而他的心境也最為寥落黯然。這年11月20日，他奉命進京請辭云南按察使，陛見攝政王載灃，千言萬語壅塞心頭，但卻無話可說了，堤岸潰決，大廈將傾，說什么都是多余的了。攝政王要他“盡欲所言”，他伏地頓首，也只能說出一句：“愿朝廷勿再用袁世凱。”此言一出，攝政王也只能默然以對。大清國此時大限已近，所謂肩不能使臂，臂不能使指，只有出氣，沒有進氣了。那碗救命的藥已經涼透，病人牙關緊咬，手足痙攣，想喝也喝不進了。不到兩年，武昌那邊一陣亂槍，大清國兩腿一蹬，嗚呼哀哉！任君縱有回春手，應知病國不可醫。湯壽潛醫國之志終成泡影，只能坐待其覆亡。

湯壽潛一生勛績當以在浙江鐵路公司總理任上主持修筑滬杭鐵路為最，他用民間資本干成了這件大事，走的是實業救國的路子（袁世凱當總統后，鐵路被收歸國有）。他是一個實干家，著作文章皆關涉時事，不作空談，不尚玄遠，皆“策士”之言也。他是清末民初走在時代前列的人，自云：“壽潛時文出身，足不及東西洋，所見時事皮毛，不過得之轉譯，出于激刺。”這就是他的可貴之處，一個傳統的讀書人，有感于國事艱危，在有限的視界內，眼光向外，尋求救國救民的道理，向統治者進言，向國人發聲，其啟蒙之功，意義深遠。

民國肇始，湯壽潛任過三個月浙江軍政府都督，又被任為臨時政府交通總長（未到任），后來歸家就養，不問時事。民國六年（1917年）病逝于家鄉老宅，享年六十一歲。臨歿前遺言子孫，死后用家常衣服入葬，不稱故官，不驚動當政者，不受賻贈，也不接受官方對他的“追飾之禮。”

湯壽潛終以一個自然人回歸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