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馮友蘭先生晚年失明，在那種情況下，完全以口授的方式“吐”出其所學，繼續完成了《中國哲學史新編》，他自己戲稱為“反芻”。我第一次聽到這種說法是很多年前在他家里聽馮先生自己說的。他那時還有一些聽力和視力，不過閱讀已有困難，在我致問候時，他半自嘲地說，現在成“反芻動物”了，不再能進，只能把過去吃的一點點翻出來，慢慢咀嚼。

我回去琢磨這句話，忽然想：如果我現在雙目失明，不能再閱讀，肚里能有多少東西供反芻呢？不覺為之憬然、竦然，不勝惶然，因為我覺得真是腹中空空，真正屬于自己的學問太少了。離開了那隨時翻閱的大厚本書，大量的資料文件，爛熟于心，可以源源不斷如蠶吐絲般地貢獻出來的東西能有多少呢？

不久，因病動手術，在被推進手術室的過程中又胡思亂想，其中想到：如果我這次真的不起，有什么未竟的事業使我不能冥目，或需要別人繼續完成呢？竟然想不出來！也就是說連在悼詞中寫上“赍志以沒”的資格都沒有。這本身就使我感到真的死不冥目。也許由于這兩件事的刺激，我在病愈后堅決發憤以讀書著述為業。惜乎為時已晚，忝列學林，難有大成。不過至少總有想不完的問題，寫不完的文稿，算是有未竟之業了。

于是想到先輩學人與今之不同。陳寅恪也是在長期失明的情況下成其力作的。當然他們都有助手，幫助查查資料，或讀一些東西，但是這只能作為補充，主要還是靠原來的存貨。

這種例子還有一些。當然不是說非要以失明來考驗學問。例如康有為，不以詩名，但據梁啟超《飲冰室詩話》稱，他能背誦全杜集，一字不遺，所以寫詩雖然不一定刻意學杜，卻幾可亂真。這在康有為是末技，他的主要業績和學問決不在此，只是于此學問可見一斑。而梁啟超本人對康有為的詩就能“記誦百余首”，這更是其末技中之末了。

又如錢鍾書先生之博聞強記是盡人皆知的。與很多學問家不同，他沒有藏書癖，萬卷書不藏于家中書櫥，而藏于心中。古今中外的文學，無論提到什么人，什么作品，乃至極生辟的典故，似乎都是他的“家珍”，隨時從腦海中取出來，旁征博引，娓娓而談，指點出處大多不差。這是一種什么境界？更重要的是他們所讀之書觸類旁通，提供靈感，化為妙語高見，否則就只是活字典，雖也難得，終是略遜一籌了。此大師之所以為大師。非常人所能及。

今之學者（包括我自己），為了符合“學術規范”，注釋、參考書目幾與正文同等篇幅，似乎非如此不足以顯示學識淵博。我決不是走到另一極端，反對學術規范。言必有據是嚴肅的學術著作最起碼的要求，這是毋庸贅言的。只是尋章摘句與融會貫通之間，為寫而讀與讀有心得而后寫之間，厚積薄發與現買現賣之間，是大有區別的。昔之學者學而思，思而學，一朝豁然有所悟，行諸文字，成其著述。有的著作等身，有的思考了幾十年才結晶為不多的供發表的文字，其學術價值自不能以量來衡量。

方今為學的次序是顛倒過來的：有一“帶頭人”先設法爭取到一“課題” （或稱“項目”，首先是需要“爭”的，因為經費隨之而來），然后物色和組織人員，然后再找資料，然后限期完工。有時一個領域內稍有實力的青壯年被拉入好幾個互不相通的“課題”，窮于應付。有的甚至尚未動筆之前就先定為“精品”，不知以什么為標準。也許這是市場經濟大潮的產物，但是仔細想來，這又更像計劃經濟?？傊髮W問家好像很難以這種方式制造出來。

剛剛逝去的和已是風燭殘年的一批真正稱得起學貫中西的學問家奠定學術基礎時都在青壯年。他們的后半生基本上是在被迫或半自覺地否定自己、批判自己前半生的思想和成就中度過，更談不上授業傳道。所以后來供“反芻”的大部分還是早年的積累，足見其功底之深厚。假設他們一直有一個正常的環境，能夠繼續不斷地積累、發揮、授業，不但自己碩果累累，且桃李滿天下，代代傳承，中國的學術思想會是怎樣的境界？社會、人文科學難道也仍須總在人家的“新思潮”后面緊追慢趕，忙不迭地生吞活剝么？

大學問家不是圣人、完人，與常人一樣都有七情六欲。不可能要求所有平時嬉笑怒罵都字字珠璣，句句真理。然而，一個時期以來，有些大學者的名字被炒得火熱，但不是討論他們的學問和治學之道，卻多是生活瑣事，個人恩怨，查無實據的“公案”等等，簡直把大學者當影星歌星來對待了。

至于挑撥離間，造謠生事，粗暴地侵犯隱私權，置親屬的感情與合法權利于不顧，更是為道德和法律所不容。既然有人無端受到公開傷害，當然有權公開澄清和辯護，這樣炒起來也許正是肇始者所希望的？當然中國之大，趣味不高的好事者，靠捧或罵名人以謀私利者總是有的，問題在于這類東西為什么能得到這樣廣泛的傳播？恐怕嚴肅的出版物和出版社在這類問題上需要三思、自重，知所選擇，珍惜自己有限的資源和篇幅，并維護自己的品位。須知，對歌星明星生活中的是是非非感興趣的有“追星族”，他們甚至可能連這些學者的名字都不知道；而關心這些學者的主要在知識界，據我所接觸到的，大多對于這種做法感到無聊、厭煩甚至憤慨。

如果真對錢鍾書有興趣，為什么不花點力氣好好研究研究代表錢先生博學神思的《管錐篇》呢？像馮友蘭的煌煌七卷《中國哲學史新編》這樣的著作，至今有沒有第二部呢？多一些有志者把注意力放在學習、研究探討這些著作上多好！報刊雜志多一些學術問題的討論，哪怕是針鋒相對的爭論，也有助于繁榮學術。如果后來者能在前人的肩膀上更上一層樓，或拾遺補闕，或提出不同的見解，乃至另成體系，當然是學界之幸，而且進步之道理應是后來居上的。那一代學人處中西文化交匯的制高點，他們各有學術傳承和治學之道，內容一定豐富多彩，各有特色，是本世紀中國學術界的一大筆財富。如果多挖掘一些這方面的材料發表出來，給有志于學的后輩以啟迪，對扭轉浮囂的學風有所幫助，則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