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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通過質性訪談，以雷蒙德·威廉斯的情感結構作為分析框架，探討青年人中流行的“喪文化”的特征及其背后的主體感知與社會結構因素。研究發現，改革開放以來青年人的情感結構呈現出不同代際差異，“喪文化”體現了后消費社會時代青年人的文化經驗。這種“喪”一方面是青年人對凝固社會“結構性絕望”的反應，同時也可以作為一種防御機制與微弱的抵抗策略。互聯網上的“曬喪”的行為與話語表達，體現出一些新的情感結構的端倪。

關鍵詞：

喪文化；青年文化；情感結構；代際差異

一、 問題的提出

近兩年，“喪”作為一種青年文化逐漸在社會化媒體上興起。“我差不多是個廢人了”、“其實并不是很想活”、“感覺身體被掏空”等散發著絕望特質的話語配上“葛優癱”、哭喪的青蛙、馬男、橘貓等表情包，與《感覺身體被掏空》等引爆社交媒體的歌曲共同構成互聯網上的“喪”文化內容。這種不想工作、漫無目的、情緒低迷、欲望低下，只想麻木地活下去的頹廢心態在傳播與表達中得到諸多青年人的共鳴。

而與此同時，《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主流媒體在其評論中對“喪文化”進行了批判，報道稱，“青年人應該積極向上，遠離‘喪文化’的侵蝕”，“加了精神鴉片的’喪茶’喝不得”。這種主流敘事與青年文化之間形成的沖突與張力，成為一種對轉型期的文化景觀。當下在互聯網上流行的“喪文化”，是一種消極頹廢的“精神鴉片”，還是一種社會轉型的文化癥候？青年人的“喪”，是一種主體意識的感知，還是社會結構的結果？本文試圖通過雷蒙德·威廉斯所提出的情感結構作為分析手段，同時結合代際差異理論，運用質性研究方法，通過對當下青年人的“喪文化”的深入考察，洞悉其背后的主體感知與社會結構因素。同時通過代際特征的比較，分析作為一種青年價值觀的喪文化，是如何體現出時代變遷在社會成員身上留下的烙印，這種新的文化表征又呈現出一種怎樣的情感結構。

二、理論架構與研究方法

（一）代際差異視角下的青年價值觀

在對青年價值觀與文化的研究中，基于代際差異理論所劃分的“80后”、“90后”是常常采用的分析框架。代際差異理論在20世紀50年代由德國社會學家卡爾·曼海姆提出，主要探討的是在社會變遷的影響下形成的代群之間在價值觀和個體內在特征上所存在的差異。卡爾·曼海姆認為 “代”（generation）是一種“社會位置”，“代群”（generation cohort）是在社會歷史過程中具有共同位置的一群人，這種社會或歷史的共同位置使其具有相似的經歷，因而產生趨同的體驗與思考。Eyerman和Turner將代際定義為具有相同集體記憶的群體，因相同的提示經驗而沉淀類似的慣習，共享相同的文化（Eyerman and Turner，1998）。

代際并非簡單按照年齡劃分的出生群，而是年齡效應、時代效應與重大歷史事件共同作用的結果。已有研究認為，對代際形成可能產生重要影響的歷史事件包括：戰爭及其結果；新技術帶來的工作與生活的變化；重大政治事件；重要的社會經濟轉型；另外，社會學家認為共通的文化要素也會對代際差異產生影響，例如電影明星、音樂與流行服飾。基于代際差異理論，美國學者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并將其代群進行劃分為“X”一代、“Y”一代、嬰兒潮一代與千禧一代。美國學者 Egri 和Ralston基于社會學的代群劃分標準，將中國的代群分為“共和國創立一代”(1930－1950)、 “社會主義建設一代”(1950－1966)、“文革一代” （1967－1978）與“改革開放一代”（1979－1989）（Egri and Ralston，2014）。國內一般以以1980年作為劃分新生代的時間隔點。在1980年以后出生的群體，在成長期間受到了外來文化與中國社會轉型的影響，其生活態度與價值觀在很多方面與之前的群體存在較大的差異。改革開放與全球化帶來了中國價值觀的巨大變遷，這種環境下，不僅不同代際之間的價值觀念存在巨大差異，同時新生代群體內部也存在價值觀的多元與分化（廖小平，2006）。

盡管這一方式在某種程度上還保留著人口學代際劃分的特點（陳玉明，2014），但可以看到社會轉型與中國社會代際價值觀念的嬗變軌跡。改革開放前的代際價值觀體現出較濃的革命文化與政治底色（廖小平，2006），改革開放之初所進行的深刻而痛苦的反思則體現出一定的文化自覺，這一時期的轉折之一表現為對人生意義的詰問。通過對歷史經驗的反思以及傳統集體主義的終結，一種建基于社會轉型之上的共同體意識開始覺醒，青年價值觀清晰地凸現出來并在當時與成年價值觀漸成相對之勢。進入新時代之后，代際價值觀呈現新的歷史轉型。一方面，隨著全球化的全面滲透以及社會轉型的加速，在市場經濟的肥沃土壤中，傳統價值觀、現代價值觀與后現代價值觀交織在一起呈現更加多元化趨勢。另一方面，隨著互聯網以及新技術帶來整個生活方式轉型，一種網絡化的個人主義滲透至新生代的價值觀之中。理解當下的青年價值觀與情感結構，需要將其置于代際分化、社會轉型、技術變革等更多元的歷史沖突之中。

（二）情感結構與青年文化

雷蒙德·威廉斯在1954年首先使用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這個術語，作為分析藝術表達與社會變遷之間關系的工具。情感結構區別于“世界觀”、“意識形態”等更為正式的概念，著重于在系統性的信念之外捕捉更加鮮活的情感體驗與實踐意識。 “在一個時代的活的經驗當中，每個元素都是懸而未決的，是復雜整體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漫長的革命》中，威廉斯強調情感結構所要處理的是“懸而未決的因素”。情感結構誕生于經驗與表達之間的鴻溝，在新興的意識領域中，一旦出現新的感受的時候，某種情感結構就變得明晰起來，一個社會的情感結構在社會轉型時期變得顯而易見。

情感結構產生于威廉斯自身的轉折點與個人經歷。伊格爾頓曾這樣描述他的老師威廉斯學術生涯的背景；“他是一個威爾士工人階級父母的兒子，從一個異常封閉的農村社區進入劍橋大學，階級、文化、政治以及教育等等問題自發地擺在他面前，它們是與他的個體身份無法分開的個人問題。”這種切身而刻骨的緊張構成了威廉斯個人生活與學術生涯的出發點，而情感結構可以作為安排這種沖突的裝置（楊擊 葉柳，2009）。它用以揭示處在流變之中的社會體驗，這種體驗尚未沉淀為具體的形態，需要新的語義形象予以把握與定型。這種感知預示著社會生活中一些難以言表的變化，這些變化已經觸及到我們日常生活的基本底色，重構著我們存活于世的基本經驗，但又并不總是可以將這種變化的感知轉化為主體意識，并在話語層面清晰的表達。

情感結構概念的出現伴隨著1950年代的各種不確定性和困難，而這些不確定性和困難反過來又成了這個概念的對象物和聚焦點。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勾畫出時代變遷在社會成員身上留下的烙印，以及描述社會裂變時期未得到清晰表達的和新興的各種表征（inarticulate and emergent representations）。“它是用來揭示的一個過程，當代的各種不確定性和各種困難參與到情感結構的闡述之中，并轉而成了情感結構的分析對象”。

在此意義上理解當下青年人的“喪”，其作為一種對社會轉型的反映，體現出主體意識對社會變化的感知，而這種感知已經滲透至日常生活，同時尚未轉化為一種清晰可見的表達，呈現出這一時期的情感結構。基于此，研究試圖通過歷史文獻比較與深度訪談，試圖分析喪文化所體現出的青年人的情感結構，及其在不同代際中的變化。

（三）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

研究結合對青年研究中常常采用的“80”、“90”后的概念，結合《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2016-2025年）》中對青年人的界定，將研究對象界定為18歲到36歲左右的青年。如果從教育體制的年齡劃分方法來看，本文研究中的青年不包括青少年，而主要針對于大學生及大學以上年齡的青年群體。

研究者通過滾雪球的方式，對7名訪談對象進行了深度訪談，訪談以面對面訪談和微信語音訪談兩種方式進行，時間為60分鐘至120分鐘。被訪對象涉及在讀學生以及工作的青年人，偶爾或者經常“感到很喪”，“間歇性振奮，持續性低靡（W）”。訪談問題包括但不限于：自我工作與生活狀態，對“喪”的理解及自我感受，對互聯網上“喪文化”流行的看法，同輩間與代際間對“喪”的展露與理解等。

研究采用扎根理論方法對訪談資料進行分析與處理。具體來看，通過對核心主題的界定，對訪談資料分析切割出有意義的句子與段落，并加以歸類。在實際的分析過程中，當遇到一些與研究問題相關的句子與段落而難以歸類到最初預設中時，分析即變為將這些有意義的句子與段落組成一個新的單元，而后向抽象的核心主題發展。

另外，研究結合曾經在1980年在全國范圍內引起人生觀大討論的《中國青年》的讀者來信，以及當下《人民日報》等媒體對青年人“喪文化”的評論等媒體文本，通過比較分析不同代際青年文化的差異。

三、代際差異與情感結構轉型

（一）理想主義退卻與消費主義狂歡

改革開放以來三十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和社會變遷使中國人的社會經濟生活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同時也帶來了人們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的改變（李春玲，2015）。不過，高度的經濟增長、人口結構轉型、貧富懸殊的加大、生態環境的變遷等跡象常常顯而易見，而文化變遷與情感結構轉型常常以一種潤物細無聲的方式進行（成伯清 ，2015）。

在改革開放之初在代際價值觀的反思中，《中國青年》雜志所引起的對人生意義的詰問可以說是當時情感結構發生裂變與位移的征兆性事件。1980年5月，《中國青年》雜志發表了一篇題為《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的讀者來信，在這封信中，23歲的潘曉表達自己的苦悶，表示：“有人說，時代在前進，可我觸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說，世上有一種寬廣的、偉大的事業，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實際上，這篇讀者來信是雜志編輯們結合當時年輕人的迷茫與苦悶而撰寫的，但一石激起千層浪，發表之后在全國范圍內引發了持續近一年的關于人生意義的大討論。

潘曉提到一種“從紫紅到灰白”的轉型：過去是“紫紅”色的，充滿著“崇高理想”、“獻身的激情”和“光芒四射的語言”，“有一種寬廣的、偉大的事業，甚至一言一行都模仿著英雄的樣子”。這種英雄主義敘事與集體主義價值觀構成此前一段時間的底色，勾畫成為當時青年人的情感結構。在這種宏大敘事的偉大理想面前，個人理想不值得一提：

“過去，我對人生充滿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小學的時候，聽人講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雷鋒的日記》，雖然還不能完全領會，但英雄的事跡也激動得我一夜一夜睡不著覺。我曾把保爾關于人生意義的那段著名的話工工整整地抄在日記本的第一頁：‘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回憶往事的時候，他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羞愧……’這段話曾給我多少鼓勵啊。”

集體儀式的退卻之后，日常生活從宏大敘事中抽離出來，人們在對過去的深刻反省中也伴隨著人生觀、價值觀的動蕩。過去“被愚弄”的青年人在轉型期感受到這種情感結構的撕裂：“過去的教育賦予了我一種奇怪的能力，這就是學會把眼睛閉上，學會說服自己，牢記語錄，躲進自己高尚的心靈里”。但這種“高尚的心靈”在現實面前已經走不通，進而轉向苦悶與迷茫：“我開始感到周圍世界并不像以前看過的書里所描繪的那樣誘人。我問自己，是相信書本還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師長還是相信自己呢？”

這場爭論意味著轉型期情感結構的裂變，伴隨著英雄主義的消退的是消費社會無孔不入的滲透進生活。在“潘曉們”質疑未來往哪兒去的時候，市場經濟與鋪天蓋地的商業廣告似乎已經預示著方向。日益豐裕的物質生活喚起諸多欲望，去政治化的日常生活在消費社會的浪潮下轉向戲劇化，一種強調享樂、歡愉、輕松的文化正在形成，羅曼蒂克的生活方式在諸多影視劇中得到頌揚。潘曉尚且難以精準表述這種情感結構的轉變，但卻已感知到這種社會變化的沖突。盡管也難以避免著庸俗、糾結、無聊與厭倦，但消費主義正在發出時代的召喚。潘曉稱：“對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雙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譴責這個庸俗的事實，另一方面，我又隨波逐流。”

（二）后消費時代與“低欲望”社會

盡管，“潘曉們”所提及的對人生意義的詰問與自我價值的追尋看似與當下青年人的“喪”有同構之處，但在其各個維度的差異上依然可以看到不同的主體意識與情感結構，以及時代變遷在社會成員身上留下的烙印。如果說轉型期的“潘曉一代”可以類比于美國代際中“垮掉的X一代”，那么當下青年人則與美國代際中的“Y一代”更為類似，或者說更加具有日本“低欲望社會”青年所體現出的特征，但又在具體的社會環境中體現出其所特有的特質。

日本管理學家大前研一在《低欲望社會》中闡述了當前日本青年所呈現出的種種特征：喪失物欲，遠離消費社會所構筑的一切，同時也喪失成功欲，不再追求“出人頭地”，“性冷淡風”與“宅”文化盛行。當然，低欲望社會的形成并非單一的因素，但這種“不斷降低自身的欲望”與當下中國青年人的“喪”有些許類似之處。在訪談中，有被訪者將“喪”形容為“窮得買不起，累的不想動（L）”。這種反應不僅僅是個人情緒的表達，同樣體現出整個社會結構的作用及主體意識對社會變化的感應。不同于“潘曉們”面對剛剛涌現的消費社會時候的迷茫與無措，當下青年人成長于消費社會日趨成熟的歷史階段，同時承擔了社會日益凝固的壓力，消費自由的同時伴隨著購買的無力，在意義的追尋與質疑之外，生存困境與壓力成為后消費社會的底色。

在社交媒體尤其是微博上，劉書宇成為“喪文化”的代表人物。劉書宇是一個90后工科學生，在文章中稱面臨著無法畢業的黑暗前途，和其他幾個青年人共同組成了一個松散的寫作組織，并且擁有一批忠實讀者。寫作組織用克里斯托弗·諾蘭的電影《追隨》中的一句話作為標語：“一個二十幾歲，沒有工作的年輕人，往往會把自己想象成一個作家。”在劉書宇的文章敘述中，他常常自稱為“垃圾”、“廢物”，而他所在的徐州是一個“破敗、荒蕪、干癟且沮喪的城市”，他在這里“販賣著自己荒唐的生活，當著一個拒絕成為大人的廢物”。劉書宇因其對于困境的直言不諱，受到諸多青年人的認同與喜愛。可以看到，劉書宇的“喪”與潘曉來信中的困惑與質疑已經有本質上的區別，這映射出社會轉型在個體身上的烙印與情感結構的流變。

在訪談中，有被訪者對“喪”的形容與劉書宇類似。既有現實層面的困境，“對于現狀到困難重重，對未來更是無能為力（M）”，“工作內容很無趣，感覺是在浪費時間，又不能不做。（D）”；也有意義層面的困惑，“感覺生下來就是活著（M）”，“得到的都是僥幸，失去的才是人生（Z2）”。但這種對意義的質疑與“潘曉們”所不同，潘曉所面臨的情感結構轉型可以說是一種宏大敘事與崇高理想的崩塌，而當下青年人所建構的理想原本就是更為個人式的，喪文化更似于一種自我否定與無能為力。而正如威廉斯對情感結構的闡釋，人們并不總是可以將這種對變化的感知轉化為主體意識并在話語層面清晰的表達，喪文化本身也充滿分裂、多元與流變。

四、喪文化：結構困境與主體意識的凝結

如同情感結構這一概念凝結著威廉斯所經歷的張力與沖突以及當時社會的分裂，當下青年人的喪同樣體現出社會裂變時期未得到清晰表達的和新興的各種表征。喪文化體現了社會的結構性困境，同時又作為一種主體對變化的感知，重構著個人生活的經驗。一方面，青年人對日益固化的社會體現出一種“結構性的喪”，同時又將這種喪作為一種防御性的焦慮管理機制以及對“有用”世界的抵抗，并且通過在互聯網上的表達，形成一種具有價值凝結的青年文化。

（一）“喪”的特征：流動與模糊的邊界

《人民日報》在對“喪文化”的批判中，將“喪”描述為：“一些90后的年青人，在現實生活中，失去目標和希望，陷入頹廢和絕望的泥沼而難以自拔的活，他們喪失心智，漫無目的，蹣跚而行，沒有情感，沒有意識，沒有約束，只是麻木生存下去的行尸走肉。”通過訪談與文本資料的分析，可以將“喪”理解為一種精神危機，但這種精神危機正如威廉斯對情感結構概念的解釋，感知到變化但未得到清晰表達。被訪對象均稱自己“很喪”，但在對喪的具體理解中可以看到這種感知的模糊與流動。

現實生活中的具體困境會成為帶來喪情緒的重要因素，被訪者提及人際關系上的失意、失戀或者工作上的差距等，這種現實生活的壓力及其不確定性構成喪的一種底色。

“現在的實習我也留不下，項目推進的也不是很順利，我也不知道這個項目能給我帶來什么。上課時候也有無形的壓力，感覺自己什么都沒有，就算這個是可以彌補的但也沒有時間了。以前也有一些其他的詞，焦慮、抑郁，壓力很大、沒準備好這一些，但喪這個字出來的時候就感覺特別貼切，描述了一整個的狀態。（L）”

而在訪談中，被訪者也更傾向于將喪描述為一種熱情全盤降低的狀態，可能伴隨著孤獨、疲憊，長期看不到希望而非短暫的壓力。“如果只是短暫的因為壓力大而疲憊，就不太像喪，還挺正常的反應。喪就是什么都不想干，也想那么熱愛生活打雞血干嘛，啥也不想干也挺好。不過這么想好像更喪了（D）”。 “喪這個詞在我眼里是貼著孤單、茫然、自我懷疑這些標簽的，我覺得我是周期性的懷疑一下自己，關于選擇，關于有沒有意義。（H）”

“無所事事、一事無成、眼高手低等，還有《BJ單身日記》里那個狀態，我32歲仍然獨處，每年都是孤家寡人，酒將成為我的終生伴侶，最后變得又丑又胖，死后三星期被狗吃掉一半才被人發現。（D）”但在具體的邊界上，卻依然是一種模糊不清的狀態。 “比如熬夜加班不一定是喪，但熬夜加班的同時懷疑加班的意義，進而啥也不想干，就很喪了。（W）”

（二）對凝固社會的“結構性絕望”

日本社會學家三浦展在《下流社會》中提及這種人生熱情的全盤低下的狀態，而很多人并非不愿意上升，而是上升空間已經喪失。同樣，在中文社會化媒體上諸如此類的吐槽往往引起諸多青年人共鳴： “人生就是起起落落落落落落”、“有人說看不到自己的未來，很明顯是瞎說，那是因為看不到自己喜歡的未來。你的未來有什么看不到的，你仔細看看，可凄慘了”。這種對現狀與未來的無能為力感構建了喪文化的認同基礎。在訪談中，被訪者也提到這種狀態更似于一種對社會結構的無奈與無能為力，“不太能看到有什么改變的可能（Z1）”。

“此前我曾負責房地產集團的公眾號運營，看到的情況是工資的增長遠遠不能達到買房的標準，年輕人需要背負大量債務。人才房、保障房等是為高端人才、公務員等準備的，實際上一個普通人很難有這種機遇，所以如果難以改變這種時代潮流，只有適應。（D）”

“我發現很多年輕人因為知道自己離開父母的幫助就買不了房沒法生活，就很自發的回到家鄉，成為既有秩序的擁護者。我作為一個女權主義者還是對這件事比較絕望的，這種事情對我來說也很重要。（H）”

這種結構性困境在具體的人生際遇場景中會更為明顯。1992年出生的被訪者M在現在已經是一名孩子的父親，社會角色的轉變與現實的困境讓他“感覺與之前的自己差別特別大。有了孩子之后發現生活開始變得艱難，也會有動力，但現實讓你很沮喪啊。工作地點不穩定，跟著施工到處跑，想換一份工作但目前也找不到方向。也很擔憂自己的工作能不能承擔起家人的生活，以現在的情況好像未來不太樂觀。（M）”

一方面，喪成為一種個人生活在遭遇社會現實時所面臨的應激式情緒，另一方面，對意義的追問也嘗嘗伴隨著社會因素的考量。流動的艱難導致成功學式微，進而滑向對無奈的被動接受。在劉書宇的敘述中，當前支撐互聯網的資本體系于他來說非常陌生，他選擇用最本能的方式慌亂地踐行著鴕鳥式的逃避。頹廢并非因為意義的虛無，而是意義的不可得。

“工作中的未知性特別讓人焦慮，有時候覺得自己的工作是沒有意義的，不知道自己的職業發展空間哪里，又覺得身邊的環境也不是自己喜歡的。以前還是對自己期待很高吧，但工作后就發現自己就是這個社會大機器的一顆小螺絲釘。（Z1）”

“我有個弟弟在讀中專。我上一次覺得絕望的喪就是我發現他對他的人生沒有什么意見之類的 。他覺得他現有的環境，就像是一種黑洞，不斷拖著他，但他沒有任何改變的能力。這件事幾乎困擾了我很久，讓我也很喪。 因為我也沒辦法跟他解釋。（H）”

“具體到最實在的自己的婚戀、養老、就業、居住等問題，目前的社會環境很難讓人保持樂觀心態。（D）”

（三）作為一種防御機制與微弱的抵抗

與單一的悲觀與消極情緒不同，作為一種青年文化的“喪”，在表達中同樣蘊含著一種積極因素。一方面，喪可以作為一種情緒管理策略與防御機制，通過降低期望作為應對風險的方式。在訪談中，被訪者提及喪并非純粹的負面情緒，而是“一種松弛狀態，是一種很舒服的狀態（Z）”，利用“防患于未然”來消除對環境不確定性的不安，所謂“凡事先往壞處想”、“不抱期望自然就不會失望”。

這種情緒防御機制也會蘊含著一定的自反性，既包括對自身行為的自省，又包含對喪文化及其社會因素的反思。在此意義上，喪常常起到了一種警示的功能。一方面是對自我意識與行為的反思，或者作為一種情緒的出口。

“這種情緒可以讓我冷靜下來仔細的反思一下自己一段時期內的所作所為，反而有利于之后的事情要怎么做。（M）”

“我覺得喪并不是負面的，因為這個詞到現在已經發展成大家一個情緒的出口了。我覺得可以理解，很多人他本身生存就很累了，所以得需要一個不需要動腦子的情緒發泄口。看一些爆米花電影啊，看小鮮肉的劇啊，包括喪，其實也是一種大家自嘲式的，給自己一個坐下來的借口。（A）”

同時，不僅僅是自我情緒與行為的反思，這種對喪的書寫與表達，以及不同結構中的人在使用喪時的差異，也常常成為刺激主體對社會問題進行反思的因素。

“劉書宇的喪和我關心的還不太一樣，可能會令我們畏懼甚至容易歸結于不努力上面。不過也許這個固化的時代這樣的狀態無比合理也無須譴責。不過經歷、學歷不同的個體，因為知道自己的喪并不是這樣，也會更加關心社會議題，也會考慮它背后的社會原因吧。（D）”

“我覺得喪也算是社會撕裂的一種表現吧，但是我覺得，某種程度上，大家開始反思自己我的生活也是一種好事。這也表明了當代思想水平還是有提升的嘛，我們也開始關心美好生活了。（A）”

另外，喪不僅僅可以作為一種防御策略，同樣可以成為一種微弱的抵抗。盡管這種抵抗未必可以形成真正意義上的行動邏輯，但正因為不抱期望之后所采取的行為，反而更加具有一種積極意味。“喪大多數時候是逃避，也有積極的時候。失望到極點做出的舉動，可能算是喪的一種行動啟蒙，知其不可而為之應該就是喪的極致（D）”這種悲觀意識反而會成為一種另類的行動 激勵因素。

（四）線上“曬喪”與線下隱藏

在對喪文化的書寫與表達中，互聯網與社會化媒體在其誕生與傳播過程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葛優癱、悲傷的青蛙、橘貓等成為社會化媒體上流行的風景，并在評論、轉發等表達與互動中凝結成一種喪文化。在訪談中，又被訪者稱常常見到朋友圈或者微博中的“曬喪”，“這個也沒什么不好的，如果有需要的話也會去鼓勵對方（L）。”

另外，訪者提及會因為朋友發的比較喪的狀態，感覺到一種群體感與共情。劉書宇稱，“寫作和找到組織的最大意義是，發現原來世界上不止我一個廢物” 。盡管被訪者的喪與劉書宇這種形容有諸多結構與主體因素的差異，但同樣提及這種群體認同與共情。“這種共情還是很重要的，明白自己不是孤獨的，也減少了失衡感。比如一個很優秀的人也有喪的時候，這樣會覺得某種程度的平等吧，哪怕人家的焦慮跟我的焦慮不是一個等級的。（D）”

不過，盡管大多數被訪者提及線上的“曬喪”無可厚非甚至可以起到一種群體認同的作用，但在線下在線下生活中以及熟人網絡中，被訪者稱“一般不太會表達太消極的情緒（L）”。而在與父母的溝通中，這種情感更會被刻意隱藏。“絕對不可能讓父母看到，怎么可能表露這種情緒，他們已經讓我在安逸的生活中成人，這種情況是需要我去面對的而不是他們，絕對不能讓父母操心。（M）”

“父母更多停留在你熬過去就好了這個程度，但真正的痛苦其實很難跟他們解釋。可能有理解上的隔閡和代溝，或者也可能跟不同的時代有關。他們認為年輕人始終是活力向上的，和平年代的喪不能跟他們當年的苦難比較，他們覺得不值一提。（D）”

五、討論

通過以上的分析與討論，可以看到“喪文化”所體現出的代際特征與青年人對社會變化的感知。如同雷蒙德·威廉斯在《漫長的革命》中所述，情感結構具有“結構”這個詞所暗示的穩固而明確的東西，但它又在我們行為中最細微也最難觸摸到的部分發揮作用。這種情感結構就是一個時代的文化。消費主義情感結構轉型中，當年的“潘曉們”并不清楚他們將走向何方。而當今的青年人看到了可能的方向，卻被現實沉重的枷鎖拖住腳步，在原地掙扎中熱情逐漸降低，喪成為可以概括各種困難與不確定性的話語方式，體現出一些新的情感結構的端倪。

作為一種對社會變化的感知，“喪文化”逐漸構成青年人的基本經驗，但這種經驗并非可以全部轉化為一種主體意識，并且在具體的闡述中也難以形成清晰的定義與邊界。一方面，“喪文化”是青年人對日益凝固的社會的反應，表達出一種“結構性絕望”；另一方面，作為一種焦慮防御機制，“喪文化”同樣具有自反性，成為主體情緒表達的出口、對自我行為的參照系以及社會的感應器。而在線上“曬喪”與線下隱藏的行為中，依然可以看到這種情感結構所呈現出的張力。

不過，這種作為鴕鳥式防御策略的“喪文化”，是否可以真正轉化成為積極要素與行動啟蒙；“喪文化”在生成與傳播的過程中，是否會被商業力量收編成為一種營銷策略，而弱化了其所擁有的反思內涵，這些問題值得進一步的觀察與思考。

注釋：

[1] 廖小平.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代際價值觀的嬗變軌跡[J].甘肅社會科學.2006，04：215-218

[2] 廖小平.社會轉型與代際價值觀的變遷載[J].河南社會科學. 2006,04:22—26

[3] 成伯清.代際差異、感受結構與社會變遷——從文化反哺說起.[J].河北學刊.2015,03:96-100

[4] 潘曉.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J].中國青年.1980,05

[5] 伊格爾頓:《歷史中的政治、哲學、愛欲》［M］.馬海良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10

[6] 陳玉明 崔勛. 代際差異理論與代際價值觀差異的研究評述 [J]. 中國人力資源開發.2014，13:43-48

[7] 楊擊 葉柳.情感結構: 雷蒙德·威廉斯:文化研究的方法論遺產[J].新聞大學.2009,01:137-141

[8] 雷蒙德·威廉斯:《漫長的革命》［M］. 倪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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