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不管有多少年過去，我都會清晰地記得第一次見到賈植芳先生的情景。那是在1983年11月的一個夜晚，我和同班同學翟寶海冒冒失失地敲開了復旦第6宿舍一幢日本式的小屋子。沒有任何引薦，也沒有任何邀約——后來才知道，像我們這樣的不速之客去過不知道有多少，先生一視同仁，有教無類。其時已是深秋，我穿得比較單薄，加上崇敬和緊張，一開始渾身不住發抖。師母給我們倒上熱茶，不斷讓我們吃一些果脯和小點心。先生那天穿的是黑布鞋，講到高興的時候，一只腳擱到了椅子上，這個動作讓我徹底消除了緊張，好像回到了自己家里。

我說到自己將來想做學問搞研究，先生既沒有鼓勵，也沒有潑冷水，而是簡短地說了句：這是很辛苦的。這句話的意義，我也還要再過很多年才理解。

1986年，考上了先生的碩士研究生。對此，至今想起來，還是有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感覺：我是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而我的導師竟然就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參與者，當事者，見證人，一部活生生的中國現代文學史，魯迅、郭沫若、茅盾的同路人。這種感覺真是無與倫比。

記得那年先生和師母帶王宏圖、林利平和我去西安開會。那時候的學術會議，吃飯仿佛是要自己想辦法解決的。每到吃飯時分，先生帶我們去覓食，一路上不斷有人加入，隊伍越來越龐大，最多時竟有將近20人之眾。最后當然一律是先生買單。先生之豪爽、好客與愛友，遠近聞名，播于四海。讀書期間，每周都要去先生家，每去必長談，每談必留飯，而飯桌上也常吃著吃著就不斷有新的造訪者加入。事實上，先生復出之后，經濟一直并不寬裕，微薄的薪水和有限的稿費是唯一的收入來源。幾十年的蒙冤與囹圄，并未收到一分錢的補償。

會后先生帶我們在西安的大街小巷尋覓故居。當時先生頭發尚黑多白少，精神矍鑠，意氣風發，步履迅捷，往往把我們甩在后面。但是他會不斷停下，回頭大聲呼喚師母的名字，唯恐將她失卻。先生說，當年他們在西安的時候，也就是我們那樣的年紀，師母的頭上還扎著小辮。師母還老是嚷嚷著要到延安去鬧革命呢。

先生一生顛沛流徙，輾轉多地，這也是他自己的選擇。日常生活中他也愛散步行走，即使接近90高齡，還能常在復旦的步行街看到他的身影。先生說，人是動物，不是植物。

1995年夏天，先生家的保姆因故回鄉，家中一時無人照料，我自告奮勇，在家里陪先生師母住了3個月，朝夕相處，隨時請教，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時光之一。記得我第一次為他們燒飯，稀里糊涂，竟然自作主張一口氣燒了四只素菜：涼拌黃瓜，炒青菜，蒸茄子，榨菜豆腐湯。先生一看就笑著說，吃憶苦飯哩。下回搞點肉吧，腦力勞動沒有肉不行啊。先生說，30年代他因為參加愛國抗日學生運動，第一次被國民黨抓進監獄，那時候還20歲不到，血氣方剛，吃飯的時候把看守送來的玉米面窩窩頭和醬蘿卜都摔在地下，大聲嚷嚷說：“我是政治犯，我不吃這種飯！”驚動了看守所長，對他說：“你想吃好的就好好說，不要摔碗。”不一會兒還真給他換上了白米飯、蛋花湯和葷菜。我說，那還是做政治犯比較舒服吧。先生說，未必，政治犯伙食待遇比刑事犯好，但政治犯可以不經審判隨時槍斃，你說哪一個更舒服呢？

每天晚上就寢之前，先生都會把各個房間和大門仔細檢查一遍，我不知道這是幾十年上海生活留下的痕跡呢，還是因為飽受各種迫害和侵擾而對人身安全的格外珍視。

先生生于袁世凱稱帝那年，年輕時自號“洪憲生人”，歷經軍閥混戰、國民黨專制、抗日戰爭，一直到新中國。在今天，經歷過這么多時代的老人屈指可數，但是在每一個時代都像先生那樣坐過監獄的人恐怕就再也沒有了。

我喜歡聽音樂，但是往往不耐煩聽主題，卻特別喜歡主題之間的過渡轉折和走句。比如像肖邦的《搖籃曲》和莫扎特的協奏曲當中都有非常動人的經過句，優美猶勝主題。有人認為李斯特的作品從頭到尾就是從一個經過句到另一個經過句。我想這是一種最好的褒揚。想想歷史和人吧，過渡時期往往比其他時候更能顯出歷史的真面目。先生說他的一生就是從一個監獄走向另一個監獄，于是人生的真諦盡在掌握之中。

每當我結交新知，告訴人家先生是我的老師的時候，對方十有八九會立刻變作肅然起敬的神色。做先生的學生，我常常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驕傲。我理解，這種驕傲，還有別人的尊敬，并不僅僅因為先生是碩師名人，更是因為先生的人格、錚錚鐵骨、那種在難以想象的磨難面前展現的巨大的道德勇氣。當別人選擇了馴服、違心乃至出賣、變節的時候，先生選擇的是真理，良心，對朋友的忠誠。無論經過多少風霜歲月，無論在哪一家的監獄，沒有誰能摧毀這種精神意志。

我相信，連死亡也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