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牟森近照

牟森在《一句頂一萬句》劇組 朱朝暉攝

1993年的牟森肖全攝

《零檔案》劇照。 李晏攝

《一句頂一萬句》劇照李晏攝

4月20日晚，《一句頂一萬句》在國家大劇院上演，那些前來尋覓“真正的先鋒戲劇”的觀眾悻悻離去，搞不懂為什么牟森會做出如此主流的一部作品來。

1989年《犀牛》為中國實驗戲劇邁出了第一步；1993年《彼岸》被稱為中國當代戲劇轉型的代表作品；1994年《零檔案》在世界巡演近百場……于是有很多人認為他是“一代先鋒傳奇”，期待他把“真正的先鋒作品”帶回戲劇舞臺，卻不知他會說：“我的創作從不以先鋒、實驗為出發點。我在文學和審美上不喜歡邊緣的東西。”

1990年紀錄片《流浪北京》，1993年紀錄片《彼岸》，1996年油畫《干杯西藏》……那些激情燃燒歲月里留下的檔案中，滿是他青春激越的身影、詩意澎湃的文字。于是至今仍有人把他當成“堂·吉訶德式的人物”，當作“最后的夢想者”，卻不知他會說：“情懷不是一個好詞。《流浪北京》就是一部偽紀錄片。” 他日三省己身，為的就是要退去“文人氣”。

關于牟森，有太多的標簽有待撕毀，太多的傳言有待擊破。這是我與牟森相處三個月后，最深的一個感觸。

1

行萬里路，尋找命運的禮物

提起牟森，很多戲劇觀眾都有一問：這二十年來牟森到底去干嘛了？

“干的事兒太多了，半輩子沒有上過班，就是隨著各種機緣去做事。”離開戲劇舞臺以后，牟森是以還債來拉開自由職業生涯帷幕的。1998年的酷暑盛夏，牟森在廣州開著一輛白色吉普，倒車時沒留意到后面有一個女人，把她給軋傷了，陸續賠償了近20萬，這在當年來說真可謂是一筆巨款。接下來，牟森去拍宣傳片、紀錄片、電視綜藝與新聞等，賺錢還債，但仍是出手不凡。“我可以說是《東方時空》最早的編導之一，我拍的《生活空間》還得過獎；做《夢想劇場》的總導演期間，我在央視專家公寓住了好幾個月，最后為節目組留下了一套嚴格的程序。”

牟森轉行轉得得心應手，完全說不上是因債務纏身才無奈“下海”的。“人生不過是一個又一個具體的選擇，我一直在做自己喜歡的事情。”1998年底，牟森去為上海通用拍企業宣傳片時趕上飛機延誤，便在機場書店買了兩大本商務書，里面講得都是哈佛MBA經典案例，“非常喜歡，我一下子就看入迷了。這一定是命運的禮物。”收獲了這個禮物后，牟森隨著互聯網熱潮當過某網站的CEO，后來還為紀錄片《海鮮》和電影《死亡的詩意》做了制片主任。“做制片我是按照好萊塢的流程來做的，所以我是不排斥這些工作的，我自認為是一個思路很清晰的制片。”

到了2005年，牟森去山西大同游玩，在應縣木塔附近再次出了車禍，連車帶人翻進了山溝里。大概兩年以后，當牟森聽說應縣要拍攝一部關于應縣木塔的電視劇，便極有興趣，“這是我大難不死的地方。”“關于這座塔，歷史上只留下一句話：‘遼清寧二年田和尚奉敕募建’，這牽扯到五代和遼宋之間的歷史。”牟森主動接下了劇本創作的任務，重返應縣做調查，但等他做完故事以后，這部電視劇卻因故流產。即便如此，牟森也一點也不后悔來做這件事，“通過這個機緣，歷史給我開了一扇后門，讓我進入了五代十國，進入了中國的歷史，這是特別難忘的，我亦稱之為禮物。”

“后來我又有一個緣分去拍哈爾濱猶太人的紀錄片，我不僅把哈爾濱拍了一個遍，還去了德國、美國、奧地利，采訪了100多名哈爾濱猶太人。這回歷史又為我打開了另一扇后門，讓我進入了滿洲的歷史。”在牟森看來，行萬里路與讀萬卷書之間一定是有聯系的，這些年，他游歷，閱讀，隨緣收取命運賜予的禮物，欣然自足。

前些時日，牟森為《一句頂一萬句》接受了不少戲劇媒體的采訪，其中有一篇專訪，編輯根據采寫內容提煉了一條標題：“牟森：我對戲劇圈沒有留戀。”記者怕此說法不妥，去征求牟森的意見，牟森欣然應允，過后還把報紙版面發到了朋友圈，配的文字是：“今日標題，俺喜歡。”好一句“俺喜歡”，或許對于如今的牟森來說，大地是為布景，歷史是為劇本，而“先鋒戲劇”于他，不過是方寸舞臺，前塵往事耳。

2

趣在宏大敘事，旨在回歸正典

“我不是一個邊緣人，我在文學和審美上不喜歡邊緣的東西。亞里士多德的《詩學》僅有百余頁，我已讀了三十年。《一句頂一萬句》的類型界定，從一開始就非常明確：悲劇。”早在《一句頂一萬句》公演前，牟森就這樣表白過自己的心跡了。

“現在的年輕人還讀《荷馬史詩》嗎？”牟森在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語氣中略帶失望之意。“‘正典敘事’在中國缺位太久了，應該清算80年代乃至整個20世紀，回歸正典。”這話真不像一個先鋒導演的言論，但其實，只要對牟森近年來的創作與教學工作略有了解，就不會對此番話語感到意外。

自2014年起，牟森結束了“百行百業”的狀態，進到中國美術學院，在跨媒體藝術學院做媒介展演系的系主任。牟森把自己所主講的課程命名為“敘事工程”，下設三個方向：編年史、存在志和啟示錄。他會為每個方向的課程匹配一部杰作為案例，通過案例，梳理源流，拎取概念，專攻超長度和超規模的敘事任務。雨果的小說《悲慘世界》便是啟示錄的課程案例，牟森曾為這部巨著寫過很多篇札記，從小說到音樂劇再到所有版本的電影，他全都分析過。“如果用一個字來說《悲慘世界》的主題，那就是約，守約的約。冉·阿讓對芳汀有一個約，守它；沙威對自己的職業有一個約，守它。這是多么牛的一件事兒！”

除了在教學崗位上傳道，牟森也曾三次以大型空間項目來展示自己新的藝術趣味與追求。早在2010年，牟森在為上海世博會做深圳案例館《深圳，中國夢想實驗場》時，就曾提出要以史詩感、歌劇感、文獻性和里程碑性為演出樣式的追求；到了2013年，他第一次面對上海西岸建筑與當代藝術雙年展的主場館時，心中便升騰起一種宏大的構想，“一種工業遺跡的巨大力量撲面，直擊胸懷。我腦子里瞬間出現了‘圣經’‘創世紀’和‘荷馬史詩’等意味。”后來便有了《上海奧德賽》這部作品。2016年，他又為上海雙年展做終端站作品《存在巨鏈——行星三部曲》，這一次他直接將三部曲分別命名為“時間盡頭”“黑暗深處”“無限視角”。從2010年至2016年，每三年一部作品，牟森的“野心”越來越大，構想也越來越雄偉遼闊。

于是，到了2018年的《一句頂一萬句》這里，牟森所追求的只可能是一部宏大而深情的史詩，他早已無意續寫先鋒傳奇，他要做的是讓古希臘的詩學傳統重現于當代舞臺。

3

癡人說夢，夢竟成真

無論如何，只要回到戲劇界，“先鋒戲劇導演”便是牟森身上撕不掉的標簽，甚至有人稱其為“先鋒戲劇的鼻祖”，更由于他上世紀90年代的代表作品多在海外演出，國內鮮能得見，許多人都對牟森格外好奇，等著通過《一句頂一萬句》來變成“看過牟森戲劇的人”。于是，曲終戲散之際，那些來尋覓“真正的先鋒戲劇”的觀眾悻悻離去，留下一句“唉，太主流了”的抱怨。

對此，牟森并不打算解釋什么，“當一部戲上演，導演的工作就結束了，剩下的唯有任人評說，我不會去做任何回應。”但提起曾經的戲劇情緣，牟森總是有很多感謝要說，要向一些具體的人致謝，也要向神秘的命運鏈條去致謝。

1986年，在牟森即將離開校園前往西藏話劇團之際，復旦大學的高曉巖和張力奮為做一部大學生口述實錄作品而采訪牟森，在談及夢想的時候，牟森說希望自己能有一個小劇團，到全世界去巡回演出。“在1986年的中國，對于一個普通大學生來說，這樣的夢想純屬癡人說夢。但是，不過八年之后，我真的帶著自己的小戲班，開始在全世界巡回演出了。”

牟森畢業后遠赴西藏，次年回到北京，聚集起一波志同道合者創建蛙實驗劇團，排演了尤內斯庫的荒誕派名作《犀牛》，有學者認為這意味著當代中國首個獨立民間戲劇團體的誕生，與中國實驗戲劇邁出的第一步。自此牟森邁入了幸運的命運鏈條之中，可遇而不可求的機遇總是一環扣著一環：1987年《犀牛》進入中戲演出；1988年與瑞士文化中心合作《士兵的故事》；1989年美國大使館文化處資助其排演《大神布朗》；1991年應邀赴美學習訪問；重返北京后，又受到北京電影學院錢學格老師的賞識，在北電用近半年的時間去做“演員方法實驗訓練班”，排出了被認為是中國當代戲劇轉型之作的《彼岸》，一代人的偶像崔健還專門為此戲寫下了《彼岸》這首歌。“那真是虛榮心的巨大滿足。”牟森回憶起崔健在演唱會上唱這首歌時，他笑著說道。《彼岸》不僅為他帶來了“虛榮心”的滿足，還直接促成了他癡人說夢般的夢想的實現。

當牟森在《彼岸》的排練場里揮汗如雨時，來自比利時的弗雷伊·雷森正在滿北京城的看戲，尋找可以入選第一屆布魯塞爾國際藝術節的劇目，她看了很多戲都不滿意，最終，她沒有選中《彼岸》這個戲，但卻選中了牟森這個人。弗雷伊·雷森決定委托牟森創作一部只有三位演員的新戲，并把首演放到她的藝術節上去。

1994年5月8日，《零檔案》作為首屆布魯塞爾國際藝術節唯一的委約作品在104劇場首演了。這是牟森作為戲劇導演在國際上的第一次亮相，也是易立明作為舞美設計的第一個獨立作品，年輕的他們一鳴驚人，為中國當代戲劇贏得了榮譽。在1994年的布魯塞爾藝術節上，有來自世界各地的26部作品，然而德國的《今日戲劇》是這樣報道的：“最讓人感興趣的發現是來自中國的戲劇《零檔案》，演出者是‘戲劇車間’劇團。”法國的《解放報》則稱：“它象征著一個年輕的中國劇團的崛起，加入了戲劇的歷史。”《零檔案》得到了比利時與法國戲劇界的盛贊后，世界各地藝術節的邀約很快便紛至沓來，于是牟森的小劇團帶著《零檔案》在海外演出了近百場，幾乎走遍了歐洲所有重要的藝術節。癡人說夢，夢竟成真，“這是我生命中最神秘的部分。”

《零檔案》以后，牟森狂飆突進，應邀做出了一系列作品，可是除了《與艾滋有關》和《紅鯡魚》這兩部戲以外，他都頗不滿意。“年輕的時候不懂人生的加減法，差不多兩年排五部戲，作品不是產品，無法超越自己是最難受的。”于是在1997年，牟森決絕地停掉了國內外的一切戲劇活動，就此掉轉了人生的航向。

在21世紀的前幾個年頭，他曾以“顧問”的身份兩次回到劇場，還赴廣州接過一個主旋律作品的排演，但終究還是淡出了戲劇界。“做戲劇只是一個機緣，停止也是很正常的。” 一念間，30年，牟森在戲劇界留下了一地的疑問與爭議，而他自己，倒是風輕云淡地走開了。

4

與戲劇相比，遠方更重要

牟森生于1963年的遼寧營口，憶起童年，他自稱是一個沒有心理陰影的幸運兒：既沒因為富農家庭的出身受過歧視，也未曾挨餓受凍，沒趕上下鄉，還未曾耽誤備戰高考。但幸運兒也有著自己的少年煩惱，“地方太小，日子太長，我從小就有想去遠方的沖動。”

在尚無能力遠行時，牟森便以閱讀來消磨寂寞。牟森的父親是師范中專的文科教師，喜歡買書；母親是圖書館的資料員，喜歡訂閱雜志。于是，那些《少年文藝》《兒童時代》、蘇聯文學、缺失了封面與部分章節的《紅樓夢》《水滸傳》等，陪伴牟森度過了青少年時期。然而這期間最令牟森難以忘懷的，并不是哪一本文學圖書，而是鄰居家里那些留存下來的《大眾電影》，“二十二大影星”的面孔、發式，讓生于上世紀60年代的牟森心中怦然一顫，“世界上竟還有這種東西，簡直美好到爆。”

待到牟森讀高中時，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正風靡全國，牟森也踏著這波重理輕文的浪潮步入了理科班，然而讀了不到一個學期，他就發現自己實在和物理、化學沒有緣分，轉投文科后便如獲新生，考入了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

1980年，牟森第一次離開家到北京上大學，正逢中國話劇的黃金時代拉開帷幕，很快他便愛上了看戲。首都劇場的《絕對信號》、中央戲劇學院的《桑樹坪紀事》、五道口語言學院禮堂的《掛在墻上的老B》、空政排演場的《WM》……每一個時代經典的上演，牟森都在場。

北京雖然有很多精彩的話劇演出，但校內的學習生活卻令牟森感到沉悶無趣，他享有當代文學課的免修權，“十七年文學我在大學前就都讀完了。”其他的課程牟森也不愿意跟著老師學，不愛去上課，也不常交作業，把大一混完，他便稱病休學跑回營口，也沒干別的，就是自己讀書、看劇本，想要自己排戲的心隱隱萌動，在休學期間，他就把劇本《伊爾庫茨克的故事》一字字用蠟紙刻寫出來了。一年后，當牟森再次回到北師大上學時，正巧就趕上師大的中文系由四年制改為五年制，這樣一來，因逃避上課而休學的牟森反而要多讀一年，這似是命運的滑稽之處，但牟森從未后悔休學的決定，“如果我不休那一年，很多道岔也許就不會是那樣，人生是說不清楚的。”

轉眼到了1984年，80級的同學想排一部戲來做為畢業紀念演出，找到牟森來執導《課堂作文》。這是西德作家埃爾文·魏克德的作品：老師讓學生們在畢業前夕以“我如何設想我的一生”為題寫一篇作文，然而短短二十幾年過后，所有美好的答卷都化做四個字：事與愿違。唯有基里安的答卷除外，因為他壓根沒有寫下自己的夢想，而是交了一首詩，全詩的最后一句便是：“有誰知道，我們走向何處。”

這部講述畢業生命運的戲劇，也剛好改變了牟森的人生軌跡。

《課堂作文》上演時，北京大學的張玉書教授受邀前來觀看了演出，他向牟森索要演出劇照，說是要帶到西德去，作為獻給該劇作者埃爾文·魏克德七十歲生日的賀禮。到了次年春夏，張教授果真帶回了魏克德熱情洋溢的親筆回信，這封信給予了牟森很大的鼓舞，“就是那時，我選擇戲劇為未來的職業。”在這場演出過后，牟森送別了80級的同學，心中也想好了自己要“走向何處”：一個是要走向戲劇，一個是要走向西藏。“當時的想法很簡單，就是想去一個能力范圍內的最遠的地方——與戲劇相比，遠方更重要。”

1985年的暑期，學校要求81級的學生自選題目，完成一篇社會調查報告，牟森大膽地給自己出了一道難題：赴陜西、甘肅、青海、西藏、四川，對當地話劇院團的發展狀況進行調查，最終完成了一篇《西北西南話劇體制現狀調查》。那時正值話劇市場的低迷期，四川人藝的劇場前廳正租出去賣家具，甘肅省話劇院也已開始經營舞廳，然而牟森正沉浸在遠途旅行的興奮之中，絲毫沒有因這些現狀而灰心。秋季一開學，牟森就與84級的同學敲定了《伊爾庫茨克的故事》的排演，這部戲的誕生進一步強化了他對于戲劇的信心與熱愛，“生活的經驗——這不僅僅是你所經歷過的一切，而且也是你還沒能實現的一切，因此人們對沒能實現的事，總是念念不忘。”這是印在《伊爾庫茨克的故事》節目單上的一句話，來自蘇聯作家阿爾布卓夫，牟森認為這段話語是對“熱愛”一詞最好的注解。憑著這股熱愛，牟森在戲劇的道路上一走就是十余載，直至實現自己的“癡人之夢”。

“30歲到40歲，我想清楚了自己是誰；40歲到50歲，我想清楚了自己從哪兒來；50歲以后，更明白自己要到哪兒去。”牟森套用戲中的哲學命題如此總結了自己的人生。三十而立，他創作出了自己的代表作品；四十不惑，他通曉了人生的加減法；五十知天命，他已明確了自己的終極航向。讀過了萬卷書，行過了萬里路，牟森依然向往著遠方，只不過那遠方不在于西藏或是某一處具體的地方，而是在于長江的源頭、文明的源頭，在于希臘眾神的所在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