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新經濟能否文學，這一詢問不僅涉及新經濟與文學兩個主體及其之間的關系問題，而且需要確證新經濟文學這一命名與其指涉對象是否相洽，并且，提出這一問題的潛在意義在于新經濟文學已經嶄露頭角，或者在即將嶄露頭角的萌芽之中，充分代表或者展示了一種新可能性。這也是文學流派產生與發展的基本經驗與模式。

陳麗偉認為，“中國新經濟文學，顧名思義，自然是來源于當代中國的新經濟生活的文學。而中國新經濟文學，我們可以進一步地嘗試去定義它：‘以開放地帶的新經濟生活為背景為素材，塑造典型的新經濟社會環境、新經濟人物及感情的文學作品。’”陳麗偉提倡新經濟文學的寫作，呼吁更多的理論家關注和研究新經濟文學，同時他也承認，“中國新經濟文學作為一個文學現象，有不少的作家在有意無意間，已經參與其中，并且也已經創作出不少的作品，包括小說、散文、詩歌、電視劇等各種體裁。但是，中國新經濟文學卻并未形成自覺的創作取向，也并未得到評論界及其他方面應有的關注、研究，以及發展上的支持”。

陳麗偉長期身處經濟開發區域的生活經驗與寫作實踐和對新經濟文學創作現象的敏銳體察，以及新世紀以來中國文學發展的總體狀況與變化，使得這一概念具有了某種超前意識和現實性。因此，隨著新時代的到來，新經濟能否文學的問題，已經轉換為新經濟如何文學了。

新經濟文學首先是一種新時代中國文學。中國進入新時代的標志之一，就是經濟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新的發展理念不僅使得發展觀念得到端正、發展方式得以轉變、發展質量和效益不斷提升，而且促進數字經濟等新興產業蓬勃發展。中國經濟建設取得重大成就，穩定解決十幾億人口的溫飽問題，總體上實現小康的同時，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也日益廣泛，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文學藝術的要求日益增長。中國新的經濟形態在反映新時代的需求、促進和召喚以新經濟為基礎的新的文學出現的同時，也擴大了新經濟文學的內涵。新經濟文學必然是一種新時代文學，并在新的矛盾的基礎上必然展示出新的創作方式、表現樣態、話語品格和傳播途徑。新的經濟作為基礎作用和影響新經濟文學的同時，這種作用與影響與作為主體的新經濟文學樣態與話語品格之間沒有必然或直接的關聯，它只是以顯性或隱性的形式支持或參與新經濟文學的建構。

新經濟文學應該是一種同時代的文學。所謂同時代的文學，是指新經濟文學與時代的關系而言。新經濟文學與時代之間應保持著依賴而又脫節的關系。只有依附于時代，新經濟文學才能與作為基礎的中國新時代的經濟基礎保持密切的聯系，才能反映新時代的社會風貌與總體精神。稍稍翻閱文學史就可以發現，中外幾乎所有偉大作家如但丁、巴爾扎克、狄更斯、托爾斯泰、曹雪芹、魯迅等都創作出展示時代總體精神與社會風貌的同時代的優秀作品。但是，文學創作又是一項極其復雜與創造性的精神工程，它不僅帶有某種神秘色彩“光暈”效應，需要作家本人極具個性與才能的藝術創造，而且在作家與時代、創作與對象之間必須保持一定的距離，即所謂的“脫節”關系。因為只有在與時代的“脫節”中，才能獲取觀察時代的視點，才能得到創作的支點，才能死死地凝視時代，從而抵達時代的內部，感知和探索時代之光無法抵達的晦黯，并在風云變幻的新時代中獲得書寫的能力。新經濟文學的同時代性，使其具有了與時代既依賴又脫節的辯證關系。

新經濟文學必然是介入與實踐的文學。新經濟文學的同時代性賦予了它的介入品格與實踐性特征。新經濟文學的介入性與實踐性，既表現為“描繪典型的新經濟環境，塑造典型的新經濟人物，謳歌嶄新的新經濟時代”具有古典傾向的直接介入與創作實踐，同時又是行動意義上的介入與實踐。正如薩特在《什么是文學？》中強調，文學就其本質而言就是表明立場，“不管你是以什么方式來到文學界的，不管你曾經宣揚過什么觀點，文學把你投入戰斗；寫作，這是某種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開始寫作，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已經介入了”。所以，介入與實踐的作家不僅要擁抱今天，要緊緊抓住屬于自己的時代，下定決心為這個時代仗義執言，而且要抵制“為后世而寫作”的誘惑，拋棄死后揚名的幻影，深深介入當下，為絕大多數人寫作，為廣大人民創作出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的文學精品。新經濟文學作為介入與實踐的文學，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與立場，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進行無愧于時代的文學創造，不斷推出精品力作。

文學進入新時代，新時代的新經濟文學既可以表述為新經濟基礎支撐的一種文學新形態，又可以理解為展示新時代背景下經濟、政治、社會、文明、生態等各個方面人的活動與交往的廣義文學創作與活動。這樣的新經濟不僅可以文學，而且正在文學。其前途廣闊，未來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