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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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古典小說研究的門檻談起

近日，苗懷明教授的新作《說說紅學研究的學術門檻》（下簡作“苗文”），引起我的注意。本來學術研究的門檻這種問題，不是人人都有資格談的，但拜讀此文，殊感振奮人心，也因著此文，喚醒了我長期以來的一些思考。的確，苗文在很多方面也都道出了我之所思、所見。盡管因為作者是紅學、古典小說研究專家，且身兼江蘇省紅樓夢學會會長一職，因而，作文重點是在談紅學研究之門檻，而我曾經思想過的，乃是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的門檻問題，但我們都認為：舉凡學術研究，有一個基本的門檻或準入的問題。

苗文首先指出，近幾年，在中國古典小說研究特別是《紅樓夢》研究領域，幾乎每天都可以看到“宣布取得重大發現的文章。”對于，這些“重大發現”，“起初一些報刊還當做新聞報道，后來發現這些重大發現實在太多太濫，漸漸也就失去了關注的興趣。”原因之一是，

這些所謂的重大成果，多出自一些文學愛好者之手，因此，在專業學者那里時常并未引起任何反應，一例待之以沉默而已。另一方面，“并不是專業研究者不會使用電腦，不愛上網，不知道這些所謂的重大發現，而是因為這些重大發現的學術含量實在太低，其作者大多不具備基本的專業素質和科研能力，無論是文獻資料的搜集、使用還是具體的論證過程，都存在太多問題，有些甚至文理不通，不知所云，這樣根本無法進行學術層面的對話，就是想對話也不知從何說起。”[1]顯然，這些所謂的“重大發現”泰半不過是些奇談怪論罷了。

由此出發，苗文進一步強調了專業、系統的學術訓練，之于成就一個專門研究者的重要性。該文指出，“就中國古代小說包括《紅樓夢》的研究來說，這種基本的專業素養和研究能力大體應包括”下述方面，即“對作品較為準確、深刻的解讀能力；足夠的作品閱讀量；對本學科文獻資料較為全面的掌握；熟練檢索、閱讀和利用文獻資料的能力；掌握基本的文藝理論知識；對中外文學以及歷史、哲學、宗教等相關學科知識的基本了解；對本學科研究歷史和現狀的全面了解；基本的歸納總結及論證能力；較高的寫作表達水平；必要的學術訓練，等等。”[2]

概括而言，苗文的核心觀點是，凡學術研究者，都必須承認其存在一定門檻。換言之，學術研究，如同任何一種專門領域，并非人人可為，而恰恰必須藉由經年的專業訓練、取得準入資格之后才可以進行。作更進一步解釋的話，亦即作為學術研究者，其所承擔的知識和學術活動，既是一種自由的、開放的精神活動，同時也是一項社會分工，一種生產活動，尤其在現代社會更是如此，因此，其不可避免地，須具備從事該項勞動的特殊的理論、方法、操作技能等等，而這些方面，既是其專門工作的保障、前提，也需要經過專門的、長時期的訓練，整個訓練過程就是一種“專門主義”的養成過程，訓練、培養的對象也就是未來的專業人士、專家。如果未經訓練、培養，亦即未進入苗文所云的門檻，未經“資格養成所”、“職業鑒定所”（請注意，20世紀初的中國大學校長、學者常常在否定的意義使用這些比喻，本文并非如此）認定，其資格相對就會容易遭受質疑。

而這一觀點，自大學制度和近代科學制度在西方社會確立以來已屬常識，在中國，大多數在學院、研究院所供職的專業學者也都是同意的，但也不是沒有爭議，尤其是與其他的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相比，在一些缺乏相應的學術規范與作業基準的人文社科學術領域，更是如此。[3]

以下即就我相對較為熟悉的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領域中出現的相關情況，作一扼要之探析。但是，應該承認，這一探析并非是面面俱到的，而是著重在研究者的不同身份是否可以交叉、重疊，研究者的專業性、專業主義應該如何界定等等問題之上。在完成這些初步的討論之后，也許還有必要面對另一問題，即走出文學研究的領域，上述討論是否適用？在這篇論文的最后兩部分，將予再次辨析并提出兩種互相聯系的觀點，其一，尊重專業性、專業主義乃是中外皆然之情形，并非意味著我們是在照搬西方經驗，或無視建構“中國話語”、“中國學術”主體性之訴求；其二，當代中國學術研究的前景，即在于首先建立“專業主義”原則，進而尋求超越之道，以免原本為促進人類社會交流、發展的知識和學術活動，深陷于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生產邏輯，蛻變成一些知識分子維護自身利益的意識形態，而這一切，也是當代中國學界建構“中國話語”、尋求“中國學術”主體性的題中應有之義。但，如果基礎未能確立，則超越恐怕也就無從談起了。

2

“文人”與“學者”可否集于一身

與古典小說研究領域不同，在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領域，由于未有“充分的歷史化”等原因，以致其研究主體既包括了學者、批評家，也不乏文人、詩人。我們時常也可以聽聞那種對既是文人、詩人同時又是學者、批評家的人的贊美，但我們知道，對于文人、詩人、藝術創作而言，沒有人可以要求其為專業或是業余，相反，只要其擁有天賦異秉、發達的想象力、豐富的感性思維等等，就可以投身其中（最近我看到的一則消息是，一個大學新生，早在初中二年級的時候就已簽約成為網絡小說作家，迄今已創作數百萬字）；但對于學者、批評家（這里我們暫不討論學者與批評家的分野）來說，在其養成階段，所習得的研究能力、水平，和苗文所論古代小說研究的要求應無二致，“對作品較為準確、深刻的解讀能力；足夠的作品閱讀量；對本學科文獻資料較為全面的掌握；熟練檢索、閱讀和利用文獻資料的能力；掌握基本的文藝理論知識；對中外文學以及歷史、哲學、宗教等相關學科知識的基本了解；對本學科研究歷史和現狀的全面了解；基本的歸納總結及論證能力；較高的寫作表達水平；必要的學術訓練，等等”[4]無疑都是極為需要的。

可是，有鑒于學術與創作的不能會通，我自己就曾天真地提出過這樣的看法：“誠然，研究者的本職工作在學術，與創作是二事，然而對于文學而言，研究與創作之間的關系較其他專業更形密切。正如我們無法設想一個不懂韻譜、詩律的古典文學研究者，對李白、杜甫的認識能夠比普通讀者更權威一樣，我們也無法設想一個完全沒有新詩、小說、散文創作經驗的專家，對清末的小說界革命、文學革命、白話文運動乃至五四以來的文學發展史的體會，會有陳寅恪先生所謂‘同情之理解’。然而，當代的文學專業教育卻顯著地缺少了這一環節，未來的學者既不能溝通創作與研究，培養他們的當代學者之差強人意，大致也可以由此推知。仔細說起來，研究這一階段文學的學者（作家、詩人出身，此后進入學院者除外），公余從事創作的，實在鳳毛麟角，屈指可數。……可是，恕我們大膽設想：假如研究現代文學的學者都能懂一點舊體詩詞，關于舊體詩詞是否進入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的爭議，恐怕會減少許多無稽之談；能作一點古文、八股文，研究起章太炎、周作人乃至五四文學，應該會少說不少外行話。”[5]

但我深知，這一看法很難具有普遍性和可操作性。這首先是由于文學研究與創作本屬二途。上文已指出這些不同，表現在非常多的方面，這里還可以再舉一例，即文學創作的語言、表述和學術研究的語言、表述，便極為不同。一個初二學生固然可以寫出一篇網絡小說，但他如果不經過長達數年的學術閱讀、寫作、思考能力的訓練，終其一生，恐怕無法寫出一篇富有原創性的研究論文。然而，正如哲學學者黃裕生教授所言，“在太多文人冒充學者的時候，在太多沒有學者使命意識的人占據著學者職位的時候，學術應不應該有學術的語言與規范，卻成為大問題。于是，正當一些學者在呼吁學術規范的同時，另一些‘學者’卻更加理直氣壯地大喊：‘學術應當隨筆化’，稍微委婉者，或說，學術應當向日常語言靠攏，因為，日常語言是最易理解也最有創造力的語言。就時下而言，相對于前類學者的‘刻板’呼吁，后一類‘學者’更游刃有余，也更受歡迎，直說就是更有市場。”[6]

更重要的原因，還是由于當代的知識與學術生產體制已經發生深刻的變化，絕難培養出這樣的多面手。以常規的專家研究為例，如果說在這一研究的草創期，還不一定存在專業和業余研究的區隔的話，那么，到了已有大量研究累積的今天，僅僅是要搜羅齊備全世界范圍內關于這一作家的研究成果、緊盯有關的最新研究進展一項，就極不容易，更何況是要在吸收、辯駁這些成果的基礎之上，提出新的論述和論證，其難度實可想見。試問：在所有這些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所從事的工作之外，一個專業的研究者如果愿意充分地發展自己的文學、藝術創作方面的業余愛好，那么，拋開他必須承受的日常生活事務和壓力，還有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呢？

如果不能的話，我們恐怕就不應該高懸標的、以此為旗，而呼吁、贊美“文人”與“學者”合于一身的人了，相反，更應該做的是為“文人”與“學者”、“專業”與“非專業”建立一個相對較為明確的邊界。仍以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領域為例，判斷一個作者是否專業，一個重要的標準是像專業學者那樣，觀其是否有自己的專精研究領域，也就是看他在書評、書話、隨筆、掌故之外是否有辦法去觸碰那些比較偏于思想性、理論性的問題，最低程度的要求，也是撰寫出一篇論述謹嚴而又富有獨創性的學術論文，對，哪怕是只有一篇。

這一判別是否為專業人士的標準，與我們對“知識分子”的定義不盡一致。在《知識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一書中，有別于職業、社會地位等常見標準，弗蘭克·富里迪指出：“定義知識分子，不是他們做什么工作，而是他們的行為方式、他們看待自己的方式，以及他們所維護的價值。”[7]然而，他忽視了專業主義者的“行為方式、他們看待自己的方式，以及他們所維護的價值”，恰恰就在于他們是做什么工作，而且如何做，以怎樣的態度、立場和旨趣去做。一般而言，非專業人士首先不一定考慮到他們的工作是否能夠被學院里的同行、專門的學術研究者所認可，更多的時候，是為滿足普通讀者的知識需求和好奇心等等。

也因此，我們可以認定任何一個從事專門工作的人必須具有高度的“專業主義”，但一個專業人士、一個專業主義者，[8]并不一定是一個“知識分子”。按照布迪厄的理解，“知識分子”和專業主義者的不同，即在于專業主義者、文化生產者“必須把他們在特定文化領域里的特殊專長和權威運用用于這一領域之外的政治活動。”[9] 才有資格稱之為“知識分子”。

3

“術業有專攻”中外皆然

如果同意這樣的邏輯，事情倒也好辦許多了。讓專業學者作專業研究，與同行互相討論、交流，而一個普通讀者、一個文史哲的愛好者、一個非專業人士，暇時認真讀書，寫點隨筆、文章或自己認為的專著娛己，也未嘗不可，但誰能同意？他們和專業研究者一樣，也殷切地期待能夠發表、出版自己的作品，熱烈地盼望著得到學術界、學術共同體的承認，而且，整個學術生產、評價體系雖由專業學者主導，但媒體和某些同情其境遇、與其保持著良好私人關系的學者，卻也往往不吝于給他們以鼓勵、支持，然而，這鼓勵、支持多半是有限的，經歷漫長的等待，迎來的更多是專家們的沉默和不時流露出的傲慢的態度（抑或過分的自尊），遠非鮮花、掌聲，而這正是非專業人士對于專業學者的敵意和批判這一現象的根源。苗文將這一現象描述為：“一些業余愛好者自視甚高，動輒把專業研究者看成浪費國家科研經費的廢物，喜歡自說自話，動不動就是重大發現，動不動就是推翻前人研究的所有成果，動不動就是主流學術怎么不行。”同時，非專業人士矛盾的心態與言行也因此可以得到理解，其“一方面宣稱看不起專業研究者，對其進行嘲笑、諷刺，一方面內心里又非常希望得到專業研究者的認可。”

必須承認，學術評價體系基本上是掌握在學院派的手中的，而學院派學者同時也是學術生產、再生產的重要主體，因此，學院之外的非專業人士所感受到的焦慮與不快，的確時常顯示為一種可能顯得正統、主流的話語權力、學術權力，對另一種野性的話語權力、學術權力的壓抑和控制，兩者之間缺乏友好、平等、互相諒解的對話與互動。但誠如上文所述、苗文也指出的那樣，一個樸素的道理是：無論是誰，想要參與一個共同的游戲，我們就需要一套遵守共同的游戲規則。如果有人不愿意去遵守，甚至壓根兒都不愿意去了解這套游戲規則，對話與互動將有何處產生？

除此之外，還能有什么矛盾？在學院派眼中，學術研究須強調門檻、訓練與專業性，而業余愛好者、非專業人士（網友們甚至為此發明了“民科”、“民哲”等飽含歧視意味的術語）則強調的是人人都有權利做研究，尤其是在人文學術領域，人人皆可為之，而且發出這樣的質疑：你們所謂的門檻、專業與學術訓練是不是一種學術霸權？這里的“潛臺詞”，用人人都懂的大白話來說，其實是：本碩博長達十多年的訓練有什么了不起？反正漢字我也認得！很顯然，這一爭論并不是圍繞著同一個焦點、在同一個話語層進行的。但這兩方面的論點不僅不矛盾，而且可以互相補充。尊重每一個人皆可從事學術研究的權利這一事實，并不代表從事學術研究沒有門檻、準入的問題。如同任何一個專業技術工作一樣，它也需要具備與之相匹配的專業技能、經歷相應的專業訓練之后始可進行。人文學術研究，雖然和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研究有異，但絕不是會認字、會寫字這么簡單，即便是以認字、寫字而言，如果人人皆可為之，那么，不僅中國的古文字專家盡可以失業了，日本、韓國、北美乃至全世界的文字學家都可以下崗了，可能嗎？

事實上，早在18世紀晚期的德國，也有很多貴族和中產階級在愛好、鉆研著哲學，并且寫出了一些論文、著作和小冊子，當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出版后，這些哲學愛好者們批評其語言晦澀、不知所云，于是，康德再寫就《（任何一種未來能夠作為科學出現的）形而上學導論》，以求將前書用更為通俗、大眾的語言表述出來，“但是，即使這本‘通俗化’了的著作對于讀者來說，也絕不可能象讀一本所謂‘學術隨筆’那樣輕松。相反，對于大多數讀者來說，它甚至依然是一部不知所云的天書。對此，康德只好善意地勸告說，請這部分讀者不要在哲學這門學術上浪費時間，而把精力花在自己能勝任的其他事情上。這一勸告隱含的另一層意思是：哲學或其他人文科學的通俗化是有限度的。作為學術，它們不可能通俗化為‘學術隨筆’這樣一種‘好東西’，以致于只要認夠字的人就能享用。”[10]在此之后，隨著知識分工與學術生產的發展，現代大學體系的不斷完善，critic、scholar、intellectual成為一切寫作者可以獲得的身份，但要說真正的、嚴肅的學者（這里也不擬討論不同時期對“學者”身份的理解、想象的可能的差異），或者說公眾心目中唯一具有權威性的學者群體，則必須是接受過嚴格訓練、在學院里長期從事研究的專業人士（professional）了。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學者、律師、醫生、會計師等等，都分享的是“專業主義”賦予自己的職業尊嚴和社會地位，他們的專業知識、技能都是首先在自己所在的共同體流傳、發展，也必須恪守這一共同體的道德、倫理及職業規范，得到共同體內部的承認，而他們之間的區別只是知識、職業和社會分工的不同，并無其他。

在今天的西方學術界，即便是提倡超越“專業主義”、以“公共知識分子”作為自己的身份認同的學者，也都難以否認“專業主義”，抑或“術業有專攻”之于學術研究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知識分子最初把‘專業’確立為學術自身的價值，是為了用專業訴求來爭取自主獨立，不受政治的威脅、控制或金錢的收買、利誘。專業主義最初強調的是學術歸學術，知識與政治分家，知識要客觀真實。專業主義要求尊重真實，真實面前人人平等，反對學術之外的政治、金錢勢力對知識的產生和傳播橫加干預。這本來具有爭取知識民主的意義。”[11]盡管“一旦他們的自我利益受到所謂專業化體制的保護，就不會想改變現有體制，相反，他們會積極維護這個體制。”[12]

與西方相比，在中國古代，對“專業主義”的理解盡管有很大差異（公元4世紀初，希臘學者即希望建立有體系的學術、進行專著寫作，專業主義在各領域不斷增益），[13]但唐人韓愈的名篇《師說》也早就借孔子有關師徒關系的論述而有所闡發：“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14]這里的“術業有專攻”一句，庶幾近之于古代西方社會的“專業主義”精神，但可惜的是，在一個崇拜“通人”，崇尚“悟性”，宗教和學術文化處處都暗示著人人皆可成圣成賢、無須接受專門的長時期的訓練的國度，韓愈的如是寶貴理念并未沉淀下來，發揮其應有的“觀念的力量”，當然也未能成為我們邁向現代的基石。

4

“專業主義”及其超越當代中國學術研究的前景

回到本文最初的討論，無論是苗文的核心觀點，還是本文的補充論述，我們顯然都旨在說明，當代的古代小說研究、現當代文學研究，都有必有尊重“專業主義”這一原則，而不是視之為洪水猛獸，甚至是對具有原創性的中國學術思想的研究的禁錮與束縛。盡管在大方之家看來，此皆卑之無甚高論，不過是重復古今中外從事學術工作的一點信念與“常識”罷了，然而，這些信念與“常識”在中國大陸竟遲遲無法扎根，需要學者們一再強調、重申，究為何故？甚且，走出文學研究，我們同樣相信，這一原則也適用于其他的當代中國的人文學術、社會科學研究諸領域，既然如此，此一原則緣何迄今尚未成為共識？“專業主義”為何從未是我們的大學教育與學術研究、規范、寫作指南中的關鍵詞？[15]

竊以為，這與中國內地的大學從未真正獲得過獨立地位（現代大學制度在中國內地建立不過只有一百多年的時間）、學術研究也從未成為一個自治的領域、專業學者尚未建立自己的職業榮譽與尊嚴等密切相關。換句話說，學術研究的門檻或準入問題，根本就是一個偽問題，是一個不應成為問題的問題，是一個“中國特色”的問題。與此相關的，還包括學術研究是否需要“西式”規范、論文是否構成學術研究的唯一文體等等問題。這些相關的問題，我也曾不同程度參與過討論，此不贅述，[16]這里惟一需要補充的是，所有這些原本不應該構成爭議的爭議，肯定還會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除非那些我們明明知道但卻束手無力的關鍵性問題可以解決；青年一輩能夠接受系統、完整的學術訓練，更有出息。

至于非專業人士所批判的某些專業研究者不過是“浪費國家科研經費的廢物”，以及對一些學院派的研究成果的不屑、質疑，平心靜氣地說，也有一定的合理性。諸如此類的批評、批判之聲，在由專業學者主導的學術共同體內部也常有所耳聞（盡管很多時候是在私人場合），但我們知道，學術評價體系，從來都不是由生產數量、期刊或出版社等級與官方獎勵等等所能完全操控的，相反，公道自在人心，我們不應該低估同行的智商和判斷力。

基于上述的考慮，我以為，在當下，面對任何領域出現的非專業人士的奇談怪論，我們不妨保持輕松、寬容的態度，不必過于焦慮、急于求同，另一方面，讓他們完全地退出學術場域，也不現實，要知道，我們沒有任何資格要求別人怎么做、做什么、不做什么。也許，與區隔非專業人士和專業學者、建立學術研究的邊界（這是一個緩慢的、自發形成的過程）相比，更切要的工作是，專業學者自己不斷貢獻出一個又一個好的研究，推動學術發展，且培養出能夠明辨是非、辨識什么是好的研究的青年才俊，以避免“劣幣驅逐良幣”現象在學術界不斷蔓延開來，敗壞學術風氣，傷害原本就不夠牢固、豐富的學術生態。

與此同時，我們還應該積極地對待學術場域中部分非專業人士的貢獻。[17]如果說他們中的大多數，往往不過是把嚴肅的學術成果加以通俗化、普及化的話（這促進學術與社會的溝通，間接地推動了學術研究的發展），那么，他們中間的部分特立獨行之輩，的確也取得了若干重要的研究成果，我們對此不應該視而不見，相反，應該樂于承認，一個處于學院在外、未能贏得專業人士身份的出色的研究者，一般而言，也是一個尚未被學術體制所規訓的研究者而言，但他的表面上的“業余”、未規訓的狀態，恰恰是其貢獻、靈感、創造性的來源。他的思想的自由、無邊界，他的言論的犀利、大膽、驚人，他的作品的論析的粗疏但卻散發著的野性的光芒、提供的可能的研究線索，都是值得我們珍視的。

維護職業技能、倫理、尊嚴固然有其必要，特別是在當代的中國人文社科學術界，但我們不應該也不必以成為一個被布迪厄、福柯等理論家所批判的現代社會的“區隔”制造者作為代價。事實上，正如無數學術先驅、思想大師的成長軌跡及其著作所示，學術研究永遠地向一切熱愛它的人們敞開著雙臂。我們共同面臨的最大的敵人，從來也不是什么業余愛好者，而恰恰是宗教、政治正確、意識形態、市場、媒體，過度的專業化，以及那些在學院里濫竽充數的儕輩——一個個具有“專家”、“專業主義”的身份、面孔，然而事實上并不具備與之匹配的專業技能、水平和精神的人，下焉者甚至抄襲、作弊、性侵等等，劣跡斑斑（如果有人覺得這還不夠糟糕的話，那么，請問在知識生產、教書育人這個行當還能作什么樣的惡），拉低了“專業主義”的門檻，損傷了其所在行業、職業的尊嚴。

但在完成“專業主義”的建設之后，學術界必須更進一步思考如何回應“公共知識分子”的批評、盡可能地超越“專業主義”的局限，以知識和學術服務于全社會、全人類。專業人士的職志，絕非“在知識活動中畫地為牢、自我孤立、逃避社會責任、喪失了對現實的批判意愿與能力。”“使知識和學術脫離現實，變得狹隘、瑣屑、僵死，成為一種小圈子內的自娛自樂。”使這一原本充滿了智慧和靈韻的領域，也深陷于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生產邏輯之中，[18]甚至“成為一些知識分子用來與體制合作，維護自身利益的意識形態”[19]

當代中國學界建構“中國話語”、尋求“中國學術”主體性，也很難離開對這一問題的思考和因應而進行。當然，在這些方面，西方學術界為我們可以提供一些經驗，但我們沒有辦法照搬照抄、亦步亦趨，體制內外關鍵性的難題還得自己設法克服。但是，從西方學術界的歷史來看，由“專業主義”到超越“專業主義”，是一條既無法顛倒先后順序、也無法并駕齊驅的路。當代中國的學術研究，恐怕也一樣首先是在尊重、維護“專業主義”原則的基礎之上，努力取得不少認真的、堅實的成績，得到中外同行的積極評價，然后才能考慮到如何超越的問題，否則，便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徒然空言欺世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