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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原文化大地為故事述說領域的歷史性噬心主題探索，一直是作家李佩甫借由文學觀照介入現實反思的重要精神向度。文化傳統的斷裂與現代性轉換，權力侵凌與欲望蛻變，生存盤詰與人性異化，無不在他的文學世界里令人觸目驚心地呈現，令人為之悵惘地沉思喟嘆。近些年李佩甫在精審地深入當代生存諸相與人性陰影的書寫中，廣泛而微妙地透過生存世界的復雜性，如同探詢“土壤與植物的關系”般來展開對于權力場域灰色的精神嬗變軌跡的追尋和探問。長篇小說《平原客》歷經十年思考與醞釀，延續了他此前關于權力場內精神生態危機性的集中思考，是繼《羊的門》、《城的燈》、《生命冊》“平原三部曲”后，又一部引人注目和當下極為重要的著作。故事敘述通過以具體歷史語境里現實人物為原型，藉由副省長弒妻案件始末為反思透視焦點，揭示出欲望與權力相糾葛演化中的生命蛻變，多聲部互文性地層層進入到權力隱秘與人性悲劇的社會癥候式洞悉之中，將對于人性光亮的探求深植在悖謬的人物群像的精神鏡像呈現過程里，成為社會變革現代性進程困厄的矛盾喻像。《平原客》筆法精道而文中事與景蒼涼觸人心弦，人物各似平原植物生長形態各異，而敘述者唯有追述其行蹤，以文字之舌重訴那些城鄉間靈魂迷失的荒涼故事，心靈探源中從而使得人與權力的思索獲具了厚重的精神承載力。文中人物的思想異化與內在矛盾性的絞痛并非孤證，也非無跡可尋，人物源于現實存在的提煉，敘述也兀自沿著這生存沉重的壓抑而漸入灰色的軌跡，來尋索生命流轉過程中欲望與權力相媾和的精神嬗變與耐人深思的人性異化病變。敘述者要在這心靈明滅的命運景象中與之展開對話展開生存迷思的反詰，敘述以“花客”為引子切入對于出生在平原梅陵縣而由鄉土入城的知識分子李德林、劉金鼎的權力際遇，敘述伊始便將讀者帶入到夢梅化蝶詭異而神秘的命運不詳的象征之中，其間婚姻錯位命運跌宕，尖銳的命運遭逢與罪惡淵藪的肇始，無不伴隨著敘述者嚴酷的審視與冷靜的批判，病象報告式的綜合剖析視景令人為之深思。

《平原客》的現實憂思和命運叩問，經由情節脈絡細實而富含情感微妙的辨認得以傳達，作者試圖進入到故事人物充滿悖論式的精神變異過程，敘寫探問權力欲望下人的命運悲劇性癥候的諸種影響緣故。如同題記所寫“麥子黃的時候是沒有聲音的”，來自精神深處的人性災變也絕非一日之寒和偶然，權力腐敗誘發也是漸進性地銹蝕人的心靈，是牽涉諸多方面原因復雜而隱蔽的日甚一日。社會市場經濟形態的轉型變革，文化在傳統與現代間的斷裂延續與更生，都無不深刻地觸動著生命個體內在的思想顫動。其中不乏一路苦讀深造從鄉土饑餓生存而來到成長為留美博士的副省長李德林，兩次婚姻的悲劇性錯位，直至淪為弒妻重犯；作為“弓背家”劉花匠常引之為傲的兒子副市長劉金鼎，從鄉村走出來的他，情感記憶里仍保有著兒時辛酸歲月里那熟悉而饞人的面包香，而在權力欲望中的浮沉終使得他法網難逃。同樣在另一方面嫉惡如仇將畢生心血投入到破案斗爭工作的預審員赫連東山，以“電眼”般的凌厲和案審能力，破獲多起疑案謎案，而家庭方面卻走入了尷尬的困境，他的職業習慣使得他與兒子赫連西楚之間始終無法完全理解彼此，存在著巨大的隔膜和難以溝通。在反腐類型題材的文學敘述中隱含著作者深度文本的開掘意識，李佩甫將一件現實中的雇兇弒妻案人物還原到命運悲劇生發的文學敘述里，以此為聚焦點牽引投射出夢魘般的愛恨生死命運難題，矛盾沖突敘事張力便因緣而生。李德林作為專家型副省長來自艱辛的鄉村生活，他懂得生存的不易，曾經“能頓頓吃上白面饃，是他最大的心愿”，在求學治學的路途上不可謂不是嘔心瀝血，出國留學深造及至回國任教，都將自己的農業抱負深深地化為對于小麥雜交品種的培育研究。當他選擇走上主管一省農業的副省長職務后，進入這驟然不同的權力生存經驗初始的他依然帶著來自土地的質樸溫熱投入到工作，作為專家型的官員他為人平和樸實，素有“平民省長”稱譽，與劉金鼎受權力欲望的蠱惑褪去生命熱度的官場僵化情感判然有別。李德林面對梅陵縣五月大火燒黑的麥田，心痛難忍而失聲落淚，從側面對照中敘寫出了他根源于土地的憂民惜民的熱腸真情，人物典型化的塑造并未扁平化地予以處理，而是將他心靈的復雜性進行了多樣化豐實可信的描寫。然而李德林生命的腐蝕與人性的異化正是發生在日常的生活體驗中，與高級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的羅秋旖的結合，存在著文化意識上巨大的鴻溝，從鄉村婚事的俚俗與接父親入城夫妻間的沖突加劇，都詳細地描述出了城鄉不同文化觀念的差異，錯位的婚姻給兩人的內心情感都留下了深深的傷痕。李德林從心靈上開始退回到傳統鄉土情感的撫慰與虛幻，其后與農村姑娘徐二彩（后改名徐亞男）唐突的結合并未撫平李德林心靈的創傷，兩者間同樣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別，如同深淵在一步步將他們在虛無的仇恨對抗中吞噬。徐亞男成為省長夫人后的身份變遷，使得她切身地連帶體驗到官場權力的效力，被壓抑的欲望與虛榮受到日益激發，這一切都已使她沒有退路，她從私自修改名字那一刻起就與鄉土中的徐二彩告別，埋葬掉了自己的過去。而鄉土風習的濡染自身的性格粗鄙野蠻的一面并未離她而去，徐亞男引燃了依附在權力上的畸形欲望，她的悲劇同樣與鄉土文化根性影響有著密切的關系。權力使得曾經卑微的姑娘搖身一變成為了受人尊崇受人簇擁而爭相攀附的權力話語的象征，也使得她出身的家庭一榮俱榮，權力欲望已將她牢牢地套入籠中，陷入孤獨中的她也再無其他路可走，離婚已無可能，這樣迎接她的噩夢已是命中注定。李德林這一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即來自現實性憂思的激發，也和作者對于腐敗根源性的深刻思考密不可分。李德林官場的挫折與家庭情感的失敗，都成為他逐漸喪失自我良善本性惡的鏈鎖環環相扣，而在他的生命蛻變中同樣來自鄉土的劉金鼎、謝之長無疑是發揮了腐敗助推器的作用。劉金鼎對于權力的傾心追逐是產生于鄉土成長而來的點點滴滴生命感受，父親劉全有、羅鍋林等人底層卑微的生活，都促使他過早地意識到權力對于人的地位影響。憑借與李德林的關系他機巧地進入官場步步高升，從日常生活和官場經驗上推動著李德林的腐化，如他依據自己的“據點”理論假借“小麥實驗基地”之名建造培植腐敗溫床的“梅莊”，舉辦權力尋租互相庇護的“吃飯會”。徐亞男與王小美進入李德林的情感世界都和他相關，劉金鼎在李德林人性陷落的方向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曾今的“花客”而今權錢營謀的“掮客”——“花世界”總經理謝之長，是商業經濟時代的潮頭人物，他活躍于政商兩界，精于打通各方權利人脈，他與劉金鼎從商業官場兩個方面成為李德林的能人之“客”，通過傳統鄉土文化的鄉親倫理共同聯結為權力之網。李佩甫的文學創作深入“反腐敗”的官場題材，而不斷通過典型化的人物故事來絲絲入扣地展開對于官場獨特環境里復雜的生命蛻變思考，敘述在持續貼近主人公李德林的情感體認，對于他如何一步步沉淪直至走向罪惡道路，可以說是通過多方位敘寫側面補充予以追問，進行了細膩而充分的細節揭示。

對話敘述揭示人物心理世界微妙的精神意識流動，有效地推動了故事情節發展，為讀者進入人物的生存經驗提供了可能，顯露出遮蔽在權力表象之下的生存隱秘與困境。從敘事的藝術形式與故事反思意識主題呈現的結構兩方面來說，《平原客》內在的敘事機制與情節結構始終沿著現實與歷史、回望與追思相對照相推進的對話展開，是關乎人物與人物間的對話，也是人與整體生存境況的對話，而文中人與鄉土的精神性血脈對話占有極為重要的位置。李佩甫官場權力反思性的深度思考，經由人物對話的描寫詳細地得以呈現，在精神沉淪的異化向度上，是與具有鄉情師徒關系的黃淮市副市長劉金鼎的持續性思想對話，另一方面是與構成了精神盤詰與靈魂拷問的預審員赫連東山的案審對話，而在更深處也存在著李德林與自我存在意識的對話，而這一向度的內心意識流的對話過程，成為敘述者深度介入思考權力欲望下精神嬗變根源的重要部分。李德林從持守自律的專家型官員墜入罪惡的深淵，和如劉金鼎這樣趨炎附勢地連通官場與商業的欲望橋梁人物存在著直接關系，他助推著李德林走向了不可回頭的靈魂泯滅。劉金鼎的腐敗是以思想上的淪喪，諸如“門客班底”與“據點”等理論為標志，他借著商業化消費主義欲望的浪潮，伙同“花世界”老總謝之長唯利是圖地改變征地用途、指使白守信、王小六焚燒金店，乃至指使司法局副局長姜保國雇兇殺人。可以發現李德林精神嬗變的關鍵性節點都與劉金鼎存在著緊密的聯系，敘述者揭示能人官員腐化的過程在兩人的交流對話中得到了病相癥結剖析的描述。劉金鼎日常滲透式思想腐敗的催化影響，最終徹底地毀滅了李德林心靈拒腐防變的壩堤，從最初的路邊攤小店燴面情誼的對話，一步步欲望升級的揮霍消費到人性膨脹的“梅莊”和“吃飯會”，致使李德林與鄉土上淳樸憨實的自己漸行漸遠。綽號“刀片”的預審員赫連東山的嫌犯預審工作過程成為拷問官員精神生態病變的聚焦點，他在審案中的癡迷和執著，層層剝開了生命蛻變的演化，在與銀行搶劫潛逃犯“大背頭”的對話審問，以及和副省長李德林的案審對話里，循著記憶的紋理赫連東山剖開李德林悖謬矛盾性糾結的情感意識，雙方對話的盤詰不斷深入到內心鏡像的自我觀照，推進了李德林重新打量迷失沉落的自我。李德林生命存在意識的自我對話在不幸的婚姻中持續加重，他先后與羅秋旖、徐亞男因為差異性文化負性影響所發生的心靈矛盾與斷裂，同樣和他自身在鄉土文化土壤里生長形成的性格有著重要關系。他身上所深染的鄉土傳統文化使得他在面對現代城市文化時，顯得步履維艱轉化遲緩，而心靈希冀重新完全歸依到鄉土傳統靈魂溫馨之地時，卻在現實生活中錯誤性地遭遇了徐二彩粗鄙猙獰的傷害，在離婚不成的生存境況中加劇著內心矛盾的撕裂與生命異化。及至案發被捕在看守所內李德林在潛意識流動的鄉土景象間，敘述展開了他與自我生命精神嬗變的對話和追問。鄉土童年期的饑餓艱苦始終如影隨形蟄伏在內心深處，藍邊粗瓷豁口碗無疑是他心靈中已經遙遠不可返回的鄉土象征，顏色變幻的風是他復雜情感體驗的意識不定。在生命行將結束的最后時刻，他渴望在生命意識的自我對話中回到可以得到生養護持的土地，從這一片大地塵土啟程聯結了他的一生流動，故鄉親人的聲音、以色列美國異鄉的聲音快速交織傳引，圍繞饑餓而來的食物與炊煙的鄉村景象、玉米田獵兔的片段、迎親婚宴的人生鼎沸、月光下瓜地偷瓜的往事，與那生活現實中遺失的麥田……也惟有在那里性靈適存生命安然，如同文中所敘寫的那樣，“不該呀，他不該丟了小麥。其實，李德林最喜歡一個人坐在麥地邊上，點上一支煙，默默地坐著，倘或說這是在與小麥對話。那是一種心碰心的、無語的交流。”“是的，他自小是在麥田邊上長大的，是小麥給了他夢想。他是先有小麥，后有人生的。他能一步步走到今天，也全都是‘小麥’賜予的。如今他離開了小麥，也就什么都沒有了。他仿佛聽到了小麥的哭泣聲，小麥是為他哭的。”這里的“小麥”不僅僅是自小生養的吃食和從業研究的對象，更是李德林無論是現實生活，還是死后魂靈愿念始終希望進入的安息地。敘述在生命的尾聲押著土地溫厚的韻色，李德林渴望在給人以生存的青澀或金黃的麥田里求得生命的寬恕與撫慰，也正是以此他反思否定了自己現實心靈矛盾困境漸變式的腐化蛻變，而朝向了人生無盡的懺悔。權力場中精神嬗變的軌跡指認，在于精微而細節性地通過具體歷史境遇來反觀精神生態所存在的問題根源，從而使得《平原客》的深度反思性創作充滿了對于官場癥像的批判性穿透力。文學敘述出悖論式人生的兩相精神重力的落差現象，這樣的述說目的并非在于形成反諷書寫，而更多地敞向了官場生存迷思真相的揭示。與之相連的人物形象如李德林、劉金鼎、赫連東山、羅秋旖、徐亞男、王小美等，都有著令人為之哀嘆的生存困境與命運悲劇般的不幸，他們在交集的生活中各自沉浮，不同生命情態的隱微曲折，折射出生存欲望的殘酷性遭遇與生命悲情。李佩甫結合各自生長性的身世來源與回望，來辨認個體生命經驗的精神變異，權力反思開掘纖細入微，欲望沉滓泛起怵目驚心。

李佩甫在談到《平原客》的創作緣起時，曾說道“我一直想研究當代人的精神生態，尤其是多元化時期人們的精神嬗變過程”，這成為他故事情節結構布局和內外視角透視塑造人物形象的文學路徑，書寫出積滿生命存在之痛的訴說。他的文字扎根在平原文化大地，風物相激飽含時代憂思，敘寫現實探尋歷史迷津，在權力與金錢、肉體與靈魂的競相追逐光怪陸離之中，演繹出一曲曲深入精神潰敗探源的哀歌。這無疑是回向了那些曾經堅韌不拔而終迷失在權力欲望中的淪喪者，是對生命蛻化病變者充滿痛惜之情的挽歌和哀歌，滿心愴然地勾勒出蒙生于土地之上的悲涼的身影，他們同樣是那“背著土地行走的人”。李佩甫的文學創作始終忠實于腳下雨與雪的泥土，那里靈魂布滿生長的光澤搖曳，人與植物互相映現互文一體而又遭逢各自生存的困境和艱辛，鄉土生地不再僅僅是人物來處的精神背景，更是內在于社會形態變革的文化對話的行程。李佩甫對于權力欲望噬心主題與生命精神嬗變的根源性挖掘，進入到不同的具體歷史語境文化差異性話語間的齟齬和沖突來展開，揭示出如同植物生長般生存異化生命蛻化的諸種精神萎縮形態。也正是在文學述說的剖析與辨認、追問與回望中，李佩甫始終懷著一顆悲憫之心，貼近聽取已融入歷史時空的麥子骨節里日日演化的無音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