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桑頓·懷爾德 　　（Thornton Wilder，1897-1975年） 　　 　　美國小說家、劇作家。出生在威斯康星州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曾任駐香港和上海領事，懷爾德少年時曾在中國念過一年書。 　　1920年畢業于耶魯大學，在羅馬的美國專科學院繼續深造兩年。1926年獲普林斯頓大學法國文學碩士學位，1930-1936年、1950-1951年他分別在芝加哥大學和哈佛大學授課。他終身獨居，在

《我們的小鎮》 　　[美] 桑頓·懷爾德 著；但漢松 譯 　　譯林出版社

《圣路易斯雷大橋》 　　[美] 桑頓·懷爾德 著；但漢松 譯 　　譯林出版社

終于要寫到懷爾德了。如果你沒有讀過，我可真羨慕你：你會有一段好時光的。

我一直留著他不講，是擔心我推薦不好，也是覺得他根本不應當還要推薦，同時也很驚異，的確好多人沒有讀過，雖然看簡介就會明白他很牛，不過簡介牛的作家多了：有的讀下簡介，或也就夠了。懷爾德不能的，真的要仔細看。我手里的這兩小冊，譯者是但漢松先生，譯筆非常出色（他同時也是品欽研究專家，不過對品欽的大部頭，我望風而逃，短的，正在謹慎考慮）。這兩本小書的手感和封面都特別好，擺在桌子上能當裝飾物，真希望我也能有一本書能這么好看——尤其是讀完全書，會重新發現封面繪圖上的一些元素，正對應著內文中令人感觸的細小之物。

先講《我們的小鎮》。這是桑頓·懷爾德最出名的代表劇作，收入美國中學的文學入門選讀課本，此劇與他的另一劇作《九死一生》為他帶來兩次普利策戲劇獎，他亦成為美國戲劇史上與尤金·奧尼爾、阿瑟·米勒、田納西·威廉斯并稱的四大劇作家。《我們的小鎮》前言里有一段挺周全的關于《我們的小鎮》的背景介紹，這一出“與眾不同”的怪劇，從評價兩端的初演，一步步到全球最受歡迎的重排經典等，叫人看得有點發笑。是的，像大多數課本讀物一樣，小學生讀魯迅，中學生讀《我們的小鎮》，那效果一定是昏昏然到麻木無感的。《我們的小鎮》里的“信息”尤其考驗接受者，大約在20歲以前讀，都會覺得貧乏或者古怪——

懷爾德以一個相當“不戲劇”、“去戲劇”的方式寫了這出戲，可能是借鑒了京劇、能劇等東方古典舞臺風格（他本人跟隨美國駐華總領事的父親在中國念過一年書），這出戲的舞臺背景與道具均簡化到近乎無，并且最重頭的演員也不是劇中人，而是一位叫做“舞臺經理”的家伙（懷爾德本人也曾登臺出演過這一角色），全劇差不多有五分之二的時間，都是他在那里搞獨角戲，充當著類似畫外音、打斷劇情的暫停鍵或快進鍵、解說詞、內心獨白等功能，就連少得可憐的幾樣“道具”，也是通過他的指手畫腳來“假定”——人力或物力，真的都很省錢——這或許也是那些業余劇團、學生劇團、試驗劇團等一切窮劇團喜愛重排它的原因吧，當然這是玩笑話。要知道，懷爾德這樣做，那是很自信很超前乃至激進的，那可是上世紀三十年代啊，他通過劇本里嚴格的“舞臺提示”減少了人們關于戲劇舞臺的各種規則與觀劇期待。他讓舞臺上黑洞洞的，就算燈光打起，也只能照到空空的灰塵，以及由此而顯得更加空空的舞臺。

如果這只是“形式”冒犯，也不足稱奇，隨后的三幕劇里，懷爾德又提供了什么呢？

“什么都沒有發生啊”，“太簡單了”，“顯得很過時啊”。這是八十年前觀眾的想法，大概到現在，觀眾（讀者）還會這么想。的確，懷爾德“僅僅”就是寫了小鎮日常場景：小孩上學、醫生出診、奶工送奶、有人結婚、有人去外地、有人死去，等等。非常之簡單，簡單到在全世界重排的各版本中，可以很方便地進行因地制宜的本土化和年代化。比如，由中國臺灣果陀劇場出品的《淡水小鎮》版，即長演了26年之久不衰，蔡琴、張雨生、陶大偉等都曾擔任過主演。

嗯，關于這本書本身，我發現很難通過復述來推薦，“什么都沒有”到真的很不好講。但我堅信，只要你，有過少年與故鄉，有過與父母的晚餐，有過愛與親人的離去，你就會知道，這是一出寫盡我們地球上所有角落與生活“本質”的劇——這聽起來很夸張，但我讀了三遍，還是這么想的。當然這要看跟誰比了，如果跟懷爾德本人相比的話，從高度抽象化的角度來看，我可能會更欣賞收入此書中的另一出獨幕劇《漫長的圣誕晚餐》。

這是他更早期的一部作品，創作于1930年。從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懷爾德的戲劇觀，他絕不給你來塑造什么“這一個”，賦與某個人物更多的個性與特質，使得我們能夠記住并能夠在人群中一下認出他（她）。反之，他是刻意要抽象和面目混沌的，你只需要大概知道，這是父親，這是女兒，這是老人，這是嬰兒，這是教徒或酗酒者，就夠了。不需要經歷與背景，懷爾德認為，人類在情感體驗上，有一些基本的最大公約數的部分。所以，他才會那樣輕松、游戲般地把一個家族90年的歷史高度濃縮到僅僅20分鐘的這一出獨幕劇里：在同一個屋檐下、在同一張因節日而團聚的餐桌上，兩邊是象征著出生與死亡的上下臺口，人們左進右出，在瑣碎的日常對話與食物吞咽中，代際更迭——我們可以發現，《漫長的圣誕晚餐》與《我們的小鎮》，在主旨上是一致或者說是接近的，就是生老病死、就是生活在本質上的流動：幾乎沒有情緒、幾乎沒有起伏。就好比《道德經》里那一句：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再說《圣路易斯雷大橋》，僅120頁，從長度和復雜程度上講，都較單薄，懷爾德卻以此書入選美國圖書館二十世紀百本最杰出英文小說，并拿下1928年普利策小說獎，從而成為唯一同時獲得普利策小說獎（一次）和戲劇獎（兩次）的美國作家。小說以對一樁事故的簡潔陳述開始：“1714年7月20日中午，全秘魯最好的一座橋斷了，五位旅者墜入橋下深谷。”這樣的意外死亡，隨便過去或將來的哪個世紀，每天都在上演對吧，所有痛苦的親人們都會拍著胸口嚎叫：為什么是他（她）？而沒有心肝的圍觀者們也會遠遠地發出安全的感喟：差一點兒啊，幸好我遲出門了十分鐘。然后，一切也就差不多這么過去了，對吧。

不，懷爾德就從這個意外事故的結束之處，開始了他的故事。為什么是這五個倒霉蛋？他讓書里的一位朱尼帕修士，懷著對宇宙、對上帝、對命運的全部尊敬，決定去一一調查那五位遇難者的過往故事，以追究這飛來厄運的謎底——偶然還是定數？救贖面目的報應？萬劫之墜卻如天使飛升？

這樣的設定與追問，的確是懷爾德式的：他只對人類生而為人的根本性疑難有興趣。生死之惑，這是永遠鋒利的懸劍，既躲不開也無法瞄準，因而似乎倒可以徹底放棄對它的追問：我們當中的大部分人都是這樣做的，我們避開這個泥淖，我們更愿意去思考戰爭、

權力、情愛、環境或隨便什么一抓一大把并總是很肥碩的問題。但懷爾德恰恰就在這枯索無汁無空間的地方開始了他的小說。當然，請一百個放心，懷爾德首先還是作家，而非空談哲學家，他接下來的全部工作都顯現出一個杰出小說家的才華：對五個亡故者的生前還原非常美妙，借偽托真，分杈到愛情、才華、美貌、信仰、野心、妒忌、忠貞等若干主題，以略顯古典風格的調性，再現了人與其生存狀態的各種糾葛，那復雜又孤獨的處境。

當然，你最好不要拿這本薄薄的書去與《百年孤獨》之類的大部頭相比，不是說比不過，這就好比拿云雀與鯨魚相比——我并沒有說誰是鯨魚，因為這樣的比較對二者都是不公平的。寫作此書的懷爾德才三十出頭，卻已把握到普適困境中的永恒元素：人人心知肚明、最難寫出、就算寫出也依然是一團混沌的東西。這是自信而有力的寫作者，他以一個精短的文本與若干年后的我們相遇，昏暗中交換那突然一閃、相互撫慰的目光。

在紐約舉行的那場911罹難者追思會上，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即選讀了《圣路易斯雷大橋》的結尾：“很快我們就會死去，所有關于這五個人的記憶，都會隨風而去。我們會被短暫地愛著，然后再被遺忘。但是有過這份愛即已足夠；所有愛的沖動，都會回到產生這些沖動的愛里。甚至對于愛來說，記憶也并非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