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開始出現由過去偏重“文學”研究和“內部”研究向“史學”與“外部”研究轉移的傾向，即從傳統上側重于單純的作家作品研究轉向綜合諸如黨史、城市史和思想史等在內的關于文學周邊的考察。

事實上，由于“新文學”本身即是在各種爭議與挑戰中誕生，這就注定了它將面臨被不斷重述的命運。而20世紀末海外漢學界關于中國學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尤其是對中國近代區域研究和知識分子的考察，也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提供了有益的鏡鑒。研究者不僅從空間上分析了整體與局部、沿海與內地的關系，也從社會結構上將視角由知識分子和精英研究轉向民間大眾。特別是空間研究取向，對于彌補以往整體性宏大敘事的空疏大有禆益。于是現代文學史敘述由原來偏重整體與中心區的講述逐漸轉向注重局部和地方的觀照，不僅從時間層面進行深入拓展，也在空間范圍內將視野進一步擴展。在這種背景下，海外華人文學、少數民族文學、巴蜀文學、嶺南文學等皆在重新描繪區域文學的圖景中探索進一步豐富文學發生發展歷史面貌的可能。

此外，中外學界集合歷史學、地理學、人類學、政治學、經濟學等方面跨學科研究的成果證明：文學既然是社會文化與政治經濟等各方面影響的產物，就需要內部的探究與外部的綜合考察。正如施堅雅在總結其學術經驗時坦陳，這種兼及各門社會科學長處的跨界研究在美國漢學界已蔚為風氣。在對中國近代城市研究中，他不僅致力于推動跨學科研究，而且從團隊上也展示出跨國合作的氣象。這種特別的格局所帶來的學術效應也是非同凡響的。20世紀90年代以來，杜贊奇、黃宗智、馬若孟等人的研究論著陸續傳入中國，引起了國內學界的關注與回應。中國學者在對北京、上海和西安等城市的研究中，兼及了城市歷史與文化想象的雙向考察，綜合了建筑學、歷史學、政治學、文化學的多重視野。正是在這種中外學術的互動與鏡鑒中，中國文學研究的歷史圖景也更加豐富多姿。

然而也必須看到，以往的地方文學史，相當部分依然以行政區劃為主，文學發生、發展的社會文化以及區域特有的歷史與社會層面和文學之間的深層關系還留下不少探究空間。因此在強調區域的差異性和注重內部研究的同時，依然不可忽略內在的同一性，依然需要注意內部研究必須與外部研究結合、局部研究與整體研究的兼顧，并深入考察區域內部、區域之間的互動關系。

21世紀以來，地域文學史視野上的局限和新文學發生學過于偏重時間考察帶來的質疑，召喚出一種更全面的研究范式——文學的地方發生學研究。這里所指的地方，與傳統意義上的地域、區域的概念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它既包括地域文學的歷史文化特征與人地關系和區域文學的行政區劃的內涵，又不局限于二者的單位特性與地域個性，是一種偏重于人文地理學意義的具有內部的趨同性和外部的流動性、開放性等特征的廣義的空間。而地方的劃分，應遵循地域特征和歷史文化等方面的內在邏輯統一等原則。

文學從來不獨立于世界而存在，其與外部世界關系的建構往往是通過空間各種要素來實現。與西方文學相比，中國新文學的發生恰恰處于近代中國社會風云突變的轉型期，這期間，地方的政治文化因素以及空間的流動等都表現得特別活躍，其對于文學與歷史發展的影響都不可低估。

從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史來看，以往相當長時間內，學界都是在時間框架中展開對其發生發展的想象與敘述。90年代以來，各種地域文學史的書寫開始興起，現代文學發生發展的地域條件、地域個性等也陸續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在對作家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研究中，研究者大多關注地方文化對于新文學發生的重要作用。而這種從空間起源角度對文學的研究可視為將新文學重新納入時間與空間層面進行考察的一種努力。研究者關注這類區域，固然受海外漢學研究的啟發，但也展現出對中國古典文論和現代文學研究傳統的一種承續與創新。

然而，我們也須明確，盡管美國“中國學”研究的區域取向包括“沿海—內陸”等模式不失為一種獨特的研究視角，但這種帶有后現代和結構主義色彩的研究范式，在突出區域的獨立性和異質性的同時，對于區域與整體之間、區域與區域之間、區域內部系統之間內在聯系的觀照是很不夠的，因此所述也未必都符合史實。

為此，從時間與地方層面重構現代文學的研究框架，就必須理性對待西方學術資源，也理應打破以往以行政區劃和族群認同作為空間劃分的標準，而真正以具有文化板塊特征的人文空間為標準。這也決定了它必然是對以往文學史書寫的過于“地方化”的一種超越，也與近年來興起的文學地理學有著明顯的差異。它既是一種板塊研究，也是一種系統性考察；它既強調空間的獨立性，也重視空間的流動性與開放性。它是對于客觀存在的空間內部之間、空間與空間之間、局部與整體、中心與周邊的互動關系的探究，既強調整體性和同一性，更強調差異性和多元性；既關注文學自身發生裂變的內在邏輯，也重視文學與非文學的復雜瓜葛。它是一種綜合了文學、政治、經濟、地理、軍事等各方面的綜合考察。一言以蔽之，對現代文學研究的重構，應該是一種在社會整體和歷史演進過程中的全面審視。

總之，21世紀以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從“純文學”研究到“文學—史學—地學”的轉換與結合，既體現了學界對傳統的尊重，也表現出一種開放的現代研究視野。它不僅是現代文學面對外部壓力的一次“突圍”，也必然是一次新的征程。在時間維度和空間維度的統一過程中，在文學與史學、文學與地學和其他學科的不斷結合中，重構中國文學研究的認識體系與知識體系，文學研究范式的更新所帶來的學術風景值得我們共同期待。

（作者單位：中國傳媒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