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文學批評文體，是一個文體學的專門問題，其基本前提是承認文學批評是獨立的文體，然后才有所謂的文體問題。而當文學批評的文體問題成為一個“當下性”的問題，需要拿出來討論，顯然基于現實的作為文體的文學批評，那種邊界清晰的、獨立的、自足的“文體感”正在喪失。

可以說得危言聳聽一點，我們今天正在失去自由自在，澎湃著生命力的文學批評。

之所以作這樣的判斷，我并不認為文學理論和文學史研究的學術論文可以包含文體意義的文學批評，雖然文學批評并不排斥文學理論和文學史，甚至好的文學批評，恰恰需要從文學理論和文學史悅納滋養，但這并不意味著文學理論和文學史的研究性論文這兩者與文學批評應該沒有“文體”的區分和間隔，如果文學批評和這兩者之間沒有了邊界，文體意義上的文學批評將會被文學理論和文學史研究所吞噬。但文學批評“文體感”喪失背后單單是文體問題嗎？

需要特別指出的，我們將文學批評的文體問題作為一個問題來思考，從策略上，并不想把針對的假想敵設置成“學理性”和“學術規范”。在今天的學術制度下，如果我們莽撞地將文學批評的假想敵樹立為學理性和學術規范，不但會遭人詬病，也會使得文學批評自身的生存空間變得更加逼仄。按我的理解，“學理性”和“學術規范”至多是讓文學批評戴著鐐銬跳舞而已。因為一個基本的事實，與文學理論和文學史研究集中在高校和專門研究機構一樣，文學批評的從業人員在今天也基本集中在高校和專門研究機構。當下，沒有被大學和專門研究機構收編的文學批評從業人員越來越少，而且即使有些未被收編的從業者，也往往是預先經過了大學規范的學術訓練。既然文學批評絕大多數發生與大學相關，當然應該在大學的背景討論才有意義。在大學背景上，雖然已經有某些大學將點擊“10萬加”的網文等同某一級別的學術論文，但這種“等同”更多是非學術的因素在左右，也只是在一些現實利益上可以被折算。文學批評顯然不能同此盛景，與有榮焉。大學作為大學應該有獨立的學術制度。學術制度當然應該包含學術評價標準。這種意義上，我們的大學學術制度遠未臻于完備。因此，今天我們談論文學批評，得首先承認學院文學批評一支獨大的事實，這一定程度上只是一個無奈的選擇。從健康的文學批評生態來講，大學之外的文學批評也應該野蠻生長。但我們并沒有在學院批評之外，相應地發展出獨立文學書評人和媒體文學批評制度。換句話說，我們的文學書評和媒體文學批評在當下很low。像《中國讀書周報》的舒晉瑜、《文學報》傅小平、《新京報》柏琳、《南方周末》的朱又可、原來騰訊網的張英等等文化（文學）記者雖然寫出相對優秀的媒體批評，他們的文學審美能力遠遠高于一般的大學文學批評從業者，但并沒有引起充分注意。今天“野生”的文學批評還應該包括“豆瓣”這樣的網站，包括每天我們在朋友圈發布的只言片語的文學批評。這里面可能孕育著新的文學批評方式和新的文學批評文體。但在沒有經過充分的田野調查式的觀察，我們很難對這些正在發生著的，正在變化著的文學批評下判斷做結論。因此，我們只能相對收縮在大學這有限度的空間談論文學批評文體，離開大學這個立足點，我們很多的前提和結論可能就不存在不成立。比如我們現在說的文學批評文體的逼仄和萎縮，其基本的立論前提只能在大學背景上，離開了大學這個背景，包括和大學有著深刻勾連的研究機構和傳統媒體，等等，這個問題的討論可能是另外的方式和結果，因為在網絡平臺、微博、微信公號，是另一個平行宇宙一樣的文學批評世界，文學批評和文學批評文體也是豐富蕪雜的。

這樣看，如果我們觀察中國現代文學史，文學批評從業者并不是必然在大學謀食。相當多的批評從業者做的編輯和出版工作。再有，從更大的中國現代學術史看，不算1949年到1970年代末這個非正常時段，如此嚴苛的教條的學術制度也只是這一二十年的事情。在相對寬松的學術制度下，1949年之前和上個世紀的八九十年代，大學文學批評并不是現在的這種樣子。現在的問題是，在尊重學理性和學術規范的前提下，甚至在我們也不能改變大的學術制度的前提下，再退一步，甚至大量的文學批評從業者并不具備充分的文學審美能力，文學批評文體能否獨完？

說到這里，有些似是而非的問題可能需要澄清，比如是不是一談到學理性和學術規范就要在文學批評文體大量征用“知識”？我認為，今天文學批評一個很嚴重的病癥就是充斥著大量冗余和過剩的無用“知識”，直接的文本景觀就是文學批評的注釋原來越多，越來越長。且不去深究一篇文學批評動輒幾十條注釋，這幾十條注釋都有各種來源，各種來源又都有各自作者、上下文和語境，只去“斷章取義”，能不能恰如其分地說明自己談論的問題，而只是質疑一個最直接的問題：這些近乎瘋狂不加節制的引用和注釋是不是必要？從現代文學至今，我們的文學批評并不是從一開始就有這樣的引用和注釋癖，國外的文學批評也不都是這樣瘋狂地引用和注釋。請注意我說的是文學批評，不是引用和注釋可能必要的文學理論和文學史研究。因此，不能把學理性和學術規范誤解成冗余和過剩的“知識”，而應該是清晰的問題意識、說理依據和內在邏輯力量。

至于談論甚多的關鍵詞和摘要，對一篇文學批評來說確實是不必要的，但我認為它們并不能傷害到文學批評文體。因為關鍵詞和摘要是發生在文學批評完成之后的發表“格式”，而這種格式某種程度上只是為了文獻檢索的方便。事實上，我們今天的文學批評刊物，比如《當代作家評論》《南方文壇》《小說評論》《文藝爭鳴》《上海文化》等都并不沒有關鍵詞和摘要的格式要求，但如果我們觀察同一個作者在這幾種刊物與需要關鍵詞和摘要的《文學評論》《中國現代研究叢刊》《文藝研究》《揚子江評論》《當代文壇》，甚至學報和其他人文社科刊物發表的文字，其“文體”并沒有明顯的區分度。在他們的理解中，文學批評也只是一種“論文”，文體也只有千人一面的“論文化”。這直接的結果，今天的文學批評專門刊物也被它的作者改造得不“文學批評”了。因此，在強調學術制度壓迫的同時，文學批評從業者其實是自己放棄了某些專業文學批評刊物給予的充分自由。這直接地導致了文學批評片面偏執的“論文化”，以至于像《文藝爭鳴》竟然要另外設置“隨筆體”的欄目來重申文學批評的文體自由和多樣。從我的觀察，今天的文學批評刊物并不是像我們想象的不能容納文體自由的文學批評。極端地說，即使“為稻粱謀”，即使哪怕不算各種文學期刊，更不算大眾傳媒，僅僅各大學認可的所謂C刊和核心期刊，也可以發表我們可以想象得到的所有文學批評文體，而不是只有一種學報“論文體”的文學批評。

據此，我認為今天真正傷害文學批評的，不是刊物，不是學理性和學術規范，甚至不是學術制度，而是批評從業者自己預先選擇了不自由，選擇了自我奴役。而當這種自我奴役漸漸演變為一種集體無意識，匯入到今天的學術生產和學術制度，這才是對文學批評文體最致命的傷害。說到底，文學批評的文體問題不是文學批評的語體、修辭等外在的文本風貌，而是從業的精神自由不自由。因此，我認為要解決文學批評的文體問題，應該從“文學”和“批評”兩個方面回到文學批評的起點解決問題。這就是我曾經在許多場合談到過的，文學批評是“批評”，文學批評也是“文學”。強調文學批評是“批評”，那就應該意識到現代文學批評和現代知識分子之間的內在關系；應該在類似《語絲》發刊詞里所說“自由思想、獨立判斷和美的生活”的意義上，理解文學批評之“批評”，即現代知識分子之批判精神。而文學批評之“文學”既是指文學批評所針對的研究對象是文學的，也是指作為文體的文學批評是文學的。因此，我們有理由要求作為文學批評的文體是文學的文體，而不只是“論文”,它當然應該滿足一切對于文學的定義和要求。

在強調文學批評“批評”的前提下，現在我們可以從技術上談論如何做“文學”的文學批評。選一個最偷懶的辦法就是從小說家學習文學批評了，當然也可以換作從詩人學習詩歌批評等等，只是因為我自己做小說批評比較多，順便舉了小說家做了例子。這一段時間，集中重讀了畢飛宇的《小說課》、王安憶的《小說課堂》、張大春的《小說稗類》，我更堅定了向小說家學習“文學”批評的判斷。說老實話，雖然一百年中國文學，我們的文學批評從業者中間確實涌現了一批又一批“文學”批評的“文體家”，有的在今天依然活躍并影響著當下文學批評生態，但時至今日相比較而言，同時代的一些小說家，他們數量不多的文學批評比專業的文學批評從業者卻顯得更為個性和文學性。這或許某種程度上可以矯正我們“八股腔”文學批評的“不文學”，也能夠回答我的提問：當我們能夠自由思想和獨立判斷的“批評”之后，我們如何寫出文學的文學批評？比如我們可以從張大春的《小說稗類》學習如何運用知識；從王安憶的《小說課堂》學習如何在有態度有思想地復述小說情節，如何在行文中靈光一閃旁逸斜出閑筆；從畢飛宇的《小說課》學習如何不是掄著大刀砍砍殺殺得出大而無當的常識結論，而是庖丁解牛于細節見幽微，于幽微見真問題，等等。比如我讀到的還有閻連科的思辨，余華的冷峻，蘇童的腴潤，蔣子丹寫遲子建的將心比心……可以這樣說，正是這些小說家悄悄地生產并維持著我們時代文學批評的“文體”。其實，本來是可以引用一些他們各自實踐的成果，只是我已經預先將冗余和過剩的“知識”作為窒息著今天文學批評文體的敵人，即使引用并不冗余和過剩，還是不引用了。好在，這些小說家的文學批評在圖書館，在“知網”都能找到。說到“知網”，其實不只是“知網”，在今天文獻檢索如此之方便，如果一個文學批評從業者，我們假定他做一篇作家論，不是先去讀作家的作品，而是去檢索張三說李四說，能寫好一篇文學批評，我們能對他有文學批評文體的期望嗎？而小說家寫文學批評往往是不查理論書，不用“知網”，他們最信任的是自己的藝術感覺和審美判斷，也難怪他們不需要那么長的注釋呢。也許這只是端正我們今天文學批評文體的一個起點，但還是值得我們去試一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