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盡管大家對文學批評的文體意識莫衷一是甚至誰也說不清楚，但似乎強調批評的文體意識肯定是正確的。于是，從80年代至今，文學批評一出現問題，文體意識就一定適時地被提出來。有時我們肯定一個作家、批評家時，也會將“文體家”的桂冠一并奉上，以強調某人的與眾不同或卓然不群。但我的看法可能略有不同。文學批評的文體確實重要，它甚至是一個批評家辨識度的“logo”。魯迅、李健吾、李長之莫不如此。他們幾乎就是現代文學批評有文體意識的典范，特別是李健吾的文學批評。但是，李健吾也是后來“被發現”的。他的“印象主義”批評在他的時代并非主流。時過境遷，當左翼批評家如成方吾的“政治批評模式的”批評、馮雪峰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批評”、周揚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批評”等，越來越暴露出單一、簡單、片面等局限性的時候，李健吾的批評才顯示出應有的價值和意義。同樣的道理，我們今天重提文學批評的文體意識，顯然也有一個未被宣告的對象，也就是學院批評。我曾在一次訪談中說過：“學院派批評”是謝先生1992年提出來的。學院派在過去多指帶有教條、刻板語義的研究和做派，是一個具有貶義性的概念。謝先生在20世紀90年代提出來這個詞并賦予了新的意義我覺得很重要。這個“學院派批評”實際上是對庸俗社會學的一種拒斥。此前庸俗社會學的影響實在太大了，幾乎是一統天下。到了20世紀90年代就需要用一種很知識化的方式，即學院派批評的方式來從事專業的文學批評，以此屏蔽庸俗社會學對正常的文學批評的干擾和強侵入。學術性和學理性的強化，使庸俗社會學批評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都遭到了不做宣告的質疑。這個概念的提出也是20世紀90年代學術界一種普遍思潮的反映。當時陳思和提倡知識分子的“崗位意識”，離開廣場，重進書齋。陳平原的《學人》雜志同仁在倡導思想淡出學術凸顯。這些學者思考問題的表達方式不一樣，但內在的理路是一樣的。但時至今日，這一情況發生了極大的變化，當年“學院批評”提出者的訴求已經完全被顛倒，學院批評已經形成了新的僵化機制，完全失去了生機。有人玩笑說，當下中國學院出身的教授、博士生的文章，幾乎就是美國東亞系的文章。在這樣的語境下，提出文學批評的文體意識，是有具體針對性的。但是，我覺得只談批評的文體意識，以期糾正當下批評的真問題，可能還是沒有抓到要害。比如，很多“學院派”的文章，像《作家》發表的張英進的《魯迅……張愛玲：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流變》、《文藝爭鳴》發表的張均的《悲劇如何被“顛倒”為喜劇———長篇小說《林海雪原》土匪史實考釋》以及眾多的有簡介的學院批評文章，這些文章言之有物，既了解中國當下的文化語境，也再現了被歷史遮蔽的過去。假如有人想推翻這些文章的材料或論點，他會感到十分為難。這就是文章的力量。你能說學院派的文章都不好嗎？

因此，我們現在的困境表面看是文體的問題，而本質還是對文學是否有真知灼見以及態度的問題。關于文學批評文體的討論，我讀過耿占春在訪談中這樣一段話：

對文體與修辭的興趣，應該來自于“非常道”的背景，有些意義似乎是躲避語言的。我對寫作上的更隱秘的渴望是什么？你說得已經非常準確，對自由形式的渴望，對經驗與話語形式的“多重跨界”的渴求。我經常注意到自己寫作中的一種通過“修辭越界”的沖動。

耿占春是當代重要的文學批評家。他在這里提出了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體會。這就是“對自由形式的渴望，對經驗與話語形式的‘多重跨界’的渴求。”對自有形式的渴望，就是最本質、最深刻的“文體意識”。但是，要實現這一目標是有條件的，這個條件就是深厚的文化和文學積累。積累的越多，自由的可能性就越大；對世界的認知就會越深刻，文體就會越自由。所謂態度，就是對文學批評對象說出誠懇的體會，就是魯迅所說的好處說好，壞處說壞。最樸素的道理實踐起來又是最難的，甚至也不是理論可以解決的，它更是文學批評實踐的問題。比如2016年鮑勃.迪倫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國際社會對此評價不一在預料之中。而中國批評家陳曉明認為這是諾獎評委們的一次“行為藝術”；青年批評家徐剛認為：“諾貝爾文學獎從來都沒有眾望所歸的時候”，它“頑強地提示人們，在主流文學之外，它一直在關注一種獨特的生活方式。而這，對于我們今天面對的不斷‘程式化’的文學形式與經驗，無疑具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他們不同的看法告訴我們，不僅諾獎評選結果引起文學界的巨大分歧早在意料之中，同時也告知我們，見仁見智的文學不會有一成不變的標準。諾獎如此，對當下中國文學的評價同樣如此。如果是這樣的話，不同的意見就是正常的。評獎本質上是文學批評和文學經典化的一種形式，諾獎是國際公認的最權威的文學獎項，它的巨大影響力，使獲獎作品常常引發或帶動一種新的文學潮流，因此，諾獎具有鮮明的審美意識形態性。這是它引起廣泛關注的最重要的原因。爭議終將平息，而獲獎的作品未必都是偉大的作品。

但是，對于文學批評而言，它基本的評價尺度還是存在的。文學界內外對文學批評議論紛紛甚至不滿或怨恨由來已久，說明我們的文學批評顯然存在著問題。我們在整體肯定文學批評進步發展的同時，更有必要找出文學批評的問題出在哪里。在我看來，文學批評本身最大的問題就在于它整體的“甜蜜性”。當然，我們也有一些“尖銳”的不同聲音，但這些聲音總是隱含著某種個人意氣和個人情感因素，不能以理服人。這些聲音被稱為“酷評”，短暫地吸引眼球之后便煙消云散了。因此還構不成“甜蜜批評”的制衡或對手。所謂“甜蜜批評”，就是沒有界限地對一部作品、一個作家的夸贊。在這種批評的視野里，能夠獲得諾獎的作家作品幾乎遍地開花俯拾皆是。批評家構建了文學的大好河山和壯麗景象。而事實可能遠非如此。這就是對待文學批評的態度的不端正。

我們知道，肯定一個作家或一部作品在某種程度上是困難的。這種肯定是在比較中形成的。它需要批評家深厚的文學素養和廣博的文學視野，有恒久注視文學的耐心和犀利的審美眼光。需要批評家對“上游”的文學知識，比如中國古代文學；對“橫向”的文學知識，比如西方文學，都要有一定的修養和積累。這樣，對作家作品的肯定才會可靠；當然，批評一個作家和一部作品也是困難的，它對批評家的要求與肯定一個作家作品是一樣的。這里，誠實和誠懇的態度，尤其重要。這是真正的文學批評，它和先劃地為界然后再命名的所謂“研討”或偽批評風馬牛不相及。“甜蜜批評”可以沒有要求，不要研究，只要是千篇一律的夸贊即可完成。我們在各種研討會上聽到的耳熟能詳的那些發言就是如此。在這種批評風氣盛行的環境里，文學批評幾乎沒有爭論，更不要說像樣的文學論爭。新世紀以來，批評界在“祥和”的氣氛里相安無事歲月靜好。

另一方面，真正文學批評的缺失，與我們當下的大學的考評機制大有關系。現在文學批評的主要力量集中在高校。從事各專業的教師首先面對的，就是高校的各種評估。評估既包括個人，也包括專業。對當下包括評估在內的學術體制的反思和批判，應該說早已展開。有反思批判愿望和能力的學者，發表了大量言之有物、言之有據的文章，希望改變當下的學術體制以及由此滋生出來的嚴重后果。但是，這些身懷學術理想和有責任感的學人的聲音，似乎剛剛發出就被濁浪排天的世俗聲浪所湮滅，很少、甚至沒有人愿意傾聽這種聲音。這時我們才真切地感受到體制力量的強大。強調學術GDP的評估機制，促使批評家發表文章為第一要義，只要發表能夠應對考評，其他都不重要。這種心態如何能夠寫出好的批評文章。在這樣的考評環境里，我們也大致理解了當代為什么難以產生大批評家和有影響的文學批評理論。因此，建立良好的批評環境，改變當下文學批評的狀況，除了“文體意識”之外，我們還有很多重要的工作沒有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