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迄今為止，“非虛構”仍沒有一個被大家廣泛認可的定義。 《人民文學》的編者最初在倡導這種寫作思潮的時候，只是泛泛而論：“我們希望由此探索比報告文學或紀實文學更為寬闊的寫作，不是虛構的，但從個人到社會，從現實到歷史，從微小到宏大，我們各種各樣的關切和經驗能在文學的書寫中得到呈現。”這些年的創作實踐也表明，“非虛構”早就溢出了報告文學、紀實文學、傳記文學的既有范疇，呈現出開放性特征。

世界文學中“非虛構”的發展歷史

為了更好地理解這個概念，我們不妨在世界文學的視野中略作考察。奧地利作家茨威格的《人類群星閃耀時》《異端的權利》 《昨日的世界》 ，英國首相丘吉爾的《世界危機》 《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等，由于顛覆了傳統意義上的傳記文學創作，均可視為比較早的“非虛構”杰作。上個世紀60年代，美國作家杜魯門·卡波特的《冷血》和諾曼·梅勒的《劊子手之歌》 ，以超越新聞報道的豐富性和深刻性贏得廣泛好評，被稱為“非虛構”小說—— “非虛構”由此得名。1973年，湯姆·沃爾夫編輯出版了文學選集《新新聞》，收入大量“非虛構”作品。于是，“新新聞主義”“非虛構小說”開始成為一種波及全世界的文學潮流。像英國作家格林的《我控訴》、波蘭作家塔·戈魯依的《個人》、匈牙利作家切萊什·蒂波爾的《寒冷的日子》、日本作家石川達三的《金環蝕》等，都是名噪一時的“非虛構”佳作。到了2015年，白俄羅斯作家阿列克謝耶維奇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使得“非虛構”的影響達到了頂峰。

回溯世界文學中“非虛構”的發展歷史，可以發現它的外延是不斷拓展的。與小說相比較，“非虛構”更加強調對于“真實”存在和“真切”生命感受的發現和表達；與新聞相比較，它大量借鑒新聞調查、田野調查手法，強調“在場”的同時更加關注現實和歷史的“肌理”與“褶皺”；與傳統報告文學、紀實文學相比較，“非虛構”在凸顯“介入性”的同時，更加強調對“心靈”的進入以及視角的“個人化” 、文本的“詩性”特征。因此，“非虛構”更像多種書寫方式嫁接而成的混合體，早已溢出了某種文體限定，突出地表現為一種寫作觀念或美學觀念。

“非虛構”寫作潮流興起的原因

關于“非虛構”寫作潮流興起的原因，大家從寫作者對自身與生活、與時代關系的自覺調整、迎合讀者對“仿真性”閱讀的厭倦心理等角度討論得比較多。但是在我看來，主要原因還是現實主義文學變革的內在要求。

上個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先鋒文學整體退潮，現實主義全面回歸。歷經了新寫實、現實主義沖擊波、底層文學等潮流，現實主義看似不斷發展翻新，其實始終沒有掙脫新時期以來純文學設定的美學框架，譬如視點向內、立足個體性、對人性理解抽象化、強化文學的審美功能而放逐其社會功能等等，文學的不及物、與時代脫節備受詬病，整體面貌顯得單調疲軟。人們對現實主義文學的封閉狹隘、作繭自縛深感不滿。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非虛構”掙脫既有的文學邏輯鏈條，試圖通過強化“真實性”來正本清源，重新審視文學與生活、作家與生活的關系，回歸現實主義文學“開放”和“無邊”的本意，在更完整的意義上激活文學的生命與能量。

我們都知道，“真實”是現實主義的一個核心概念。那么，“非虛構”寫作如何理解“真實”呢？不妨借用現象學家埃德蒙德·胡塞爾的觀點，他認為“真實”就是“回到事物本身” 。這個“本身”即完整的對立統一體。“非虛構”寫作強調回到“本身” ，也就意味著打破了純文學意識形態賴以建立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在整體性的視野下以新的眼光重審存在，讓那些被遮蔽的事物得以完全敞開。當更加豐富多彩的“真實”景象撲面而來的時候，“天下”“家國”“民族”“集體”“時代”“大地”等等長期被放逐的詞語也就浮出了地表。觀念的藩籬由重新定義“真實”而打開缺口，作家與生活、文學與時代的關系自然會隨之發生改變，文學也將呈現新的面貌。就像評論家孟繁華所指出的：“ ‘非虛構’文學的出現，為我們提供了新的文學方向的參照。其實，有作為、有理想、有抱負的作家，都應關心現實生活的重大事務，關心在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新矛盾，關心正在變化的世道人心。……孤芳自賞的文學可以存在，‘小眾文學’也自有其價值。但是，在社會發生巨大轉型的時代，我們有義務和責任關心國家和民族的發展及命運，從而使文學再度得到民眾的信任和關心。 ”由此，文學介入時代、干預生活的“社會公器”身份得以正名，長期被壓制的社會功能獲得恢復。現實主義文學在某種程度也就以“非虛構”之名回歸完整的本義，并且釋放出新的活力。

“非虛構”不俗的創作成績

經過多年的發展，“非虛構”取得了不俗的創作成績，不僅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傳統文學觀念和秩序，也預示著新的書寫倫理和美學原則的萌芽。

“非虛構”最早引起社會關注，主要還是因為它在選材上所體現出的鮮明“問題意識” ，回應了時代對于文學使命擔當的期待。像梁鴻的《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孫惠芬的《生死十日談》、蕭相風的《詞典：南方工業生活》、喬葉的《蓋樓記》《拆樓記》、王宏甲的《塘約道路》、黃燈的《大地上的親人》等，都是以親歷的方式進入生活現場、透視現實社會問題的佳作，無論是反思、批判還是建構，都凸顯了文學應有的姿態與立場。將“非虛構”寫作引向更為深廣境界的則是歷史題材的書寫。像李輝的《封面中國》、王樹增的《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陳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故國人民有所思》、阿來的《瞻對：兩百年康巴傳奇》等，無論是材料的挖掘、觀念的呈現，還是文學的表達，均超越了過去的歷史紀實書寫，呈現出更加真實、豐富和深邃的歷史圖景以及人性圖景，給人耳目一新之感。

還有一類“非虛構”被研究者關注較少，那就是借助對于個人經歷和情感的記錄來探尋超越性價值。譬如周國平的《妞妞：一個父親的札記》 ，以包含血淚的文字記錄自己養育身患絕癥的幼兒的痛苦經歷，反思人類如何面對死亡，以及愛與傷害等永恒命題；普玄的《疼痛吧指頭》講述自己家中三代殘疾人的命運，以孤獨癥孩子父親的獨特體驗為例來探討苦難與救贖的問題。劉醒龍的《上上長江》與這兩部作品有所不同，他以自己逆江而上探尋長江源的行走為線索，希望以主體意識去復活長江的歷史，建構起一部帶有個人體溫的民族精神史。這一類作品注重在個體性經驗中生發具有典型性、超越性的公共經驗，由小敘事走向大書寫，進而抵達文化的、美學的、甚至是哲學的反思層面，大大提升了“非虛構”的文學品格。

“非虛構”寫作的明顯缺陷

經過多年沉淀之后，我們發現熱鬧和喧囂中的“非虛構”寫作還是存在一些明顯缺陷。首先，寫作者的視野并未完全敞開，像許多關涉人類命運的重要話題，譬如科技弊端、環境惡化、種族沖突、金融危機、人道災難等等，幾乎沒有涉及。而在西方的非虛構寫作中，無論是茨威格、丘吉爾還是阿列克謝耶維奇，他們都有著強烈的人類意識，始終關懷人類命運，追尋著人類共同價值理想。二是，“親歷”和“在場”并未從根本上改變寫作者的單一視角，流行觀念的遮蔽以及思想資源的貧乏嚴重制約了寫作者可能抵達的深度。譬如憑借流行的啟蒙話語、人性話語已經不能有效解釋當下生活的復雜性。像受到普遍好評的“梁莊”系列，作家的基本價值立場還是人性論、人情論，比起社會學界關于“三農問題”的研究，思想深度尚有差距。三是，“苦難”的符號化以及被濫用，嚴重遮蔽了底層生活的“真相” 。這樣的例子在關于農村和城市打工人群的書寫中比比皆是，似乎除去苦難，底層人群就沒有了生活，這是非常荒謬的。正是這幾個方面突出存在的問題，制約了“非虛構”本可抵達的文學高度。

“非虛構”寫作如何獲得更大程度的解放

“非虛構”寫作要想獲得更大程度的解放，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值得進一步深入思考：

首先，寫作者需要建立一種整體性觀照視野，并努力去發現時代的典型。只有在一種宏闊的人類視野和歷史視野之中，才能夠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全球化、市場化和高科技共同作用于當下而帶來的深刻的社會結構性變化，以及人類心靈遭遇的巨大危機，才有可能準確捕捉作為鏡像的“真實生活” ，而不至于被碎片化的、表象化的感受所遮蔽。就像司馬遷所言，應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將外向的探索、觀察與內向的感受、反思統一起來，將個人經驗與公共經驗整合起來，在邊緣與中心的雙向互動中，去探索、抵達廣闊而深邃的真實存在。作為一個“非虛構”寫作者，不能滿足于當“個人的記錄者” ，而要做“時代的記錄者”“歷史的記錄者” 。如何實現真實的“記錄” ，必須善于發現、提煉和書寫“典型” 。阿列克謝耶維奇說過：“在幾千個聲音中，我尋找的不是真實，因為真實是無論如何也無法獲得的，而是形象，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形象，是我們看到的，是我們可以想象的，我寫出的形象來自于我們同時代的人，我希望我的書是幾代人的編年史，是幾代人的百科全書……”她的觀點無疑是具有啟發性的，“真實”只有通過“形象”才能呈現。她這里所謂的“時代的形象” ，其實就是時代典型，這也就回到了現實主義文學對于生活真實的藝術化表現的最高要求。

其次，作為寫作者的知識分子必須在“反思”中“行動” 。知識分子的批判性特質已經內含了自我批判，這是不言而喻的常識。寫作者在進行觀察、研究和批判時，必須放棄自以為真理在握的自負，警惕思維慣性帶來的偏執，以一種敞開的、漫游式的、對話式的姿態進入生活和歷史，以“行動”為觀念祛魅，尋找觸動靈魂的原初感受。就像梁鴻說的，“帶著生命的體溫”“走進日常生活，而不是觀念的生活” ，進行“一種謙卑的行動寫作” 。同時，作為“同時代人”，還要敏銳地“在當下的黑暗中去感知這種力圖抵達我們卻又無法抵達的光” （阿甘本，意大利美學家） 。當然，“非虛構”作為一種“介入性”寫作，事實上不可能回避創作主體的主觀意圖，亦不可能掩飾在場感受和體驗。那么，怎么處理這個矛盾呢？評論家洪治綱曾指出，在技術層面可以采用“元敘事策略”，“對各種相互抵牾、前后矛盾的史料所作的判斷和取舍，都進行如實的交待”，這種開放性的寫作姿態反而更能體現作家直面各種復雜的生存邏輯與倫理秩序的勇氣，進而彰顯獨立的精神姿態。當然，這種開放敘事的前提必然是包含著反思性的。

第三，寫作者必須堅持詩性追求。“非虛構”具有毋庸置疑的文學性，因此，立意的深刻、形象的鮮明、結構的精巧和語言的生動都是寫作者必須追求的。尤為重要的是，寫作者還應該建立自覺的文體意識。“非虛構”并沒有固定的文本模式，它從誕生之時就顯示出開放性特征，小說、散文、詩歌、報告文學、戲劇、電影等等的表現手法或結構方式都可以綜合借鑒，從而創造出一種跨文體的新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