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報告文學的敘事有著多種的可能，但毫無疑問，它首先是一種獨特的時代文體。正如茅盾80多年前在《關于“報告文學”》中所指出的那樣，“每一時代產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學。‘報告’是我們這匆忙而多變化的時代所產生的特性的文學樣式”。以非虛構的方式對“匆忙而多變化的時代”作出有意味有價值的文學書寫，是報告文學這一文體的主要功能。優秀的報告文學作品，報告的是行進中的時代，存活的是漸行漸遠的歷史。從某種意義上說，從新時期到新世紀再到新時代40年中國報告文學生成的歷史，就是一部存真存活這一大時代前行步履的新“史記”。

文體與時代互動

報告文學之所以成為當代中國文學的主潮之一，主要源于大時代的激流奮進對于這一文體的激活。一方面，發生著亙古未有的變化的時代需要有與之適配的時代文體，以真實、迅捷的方式將其或是流光溢彩或是沉郁艱辛的鏡像加以攝照；另一方面，報告文學是基于個人觀照、個人表達的一種特殊的社會寫作。從一定角度而言，選擇報告文學意味著要選擇承擔社會的責任和使命。從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閉關鎖國到融入全球化，全面改革開放的時代主題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工作、生活。這些變化超出了一般的虛構作品的想象空間，卻正好是報告文學最好的書寫題材。

新時期文學發軔的重要標志不只有劉心武的小說《班主任》，更有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以《人民文學》1978年第1期發表的《哥德巴赫猜想》為代表的一批科技題材的報告文學，書寫知識分子的遭際和品格，宣告了一個文學新時期的開啟。改革開放潮起，報告文學作家聞風而動。張鍥《熱流》、程樹臻《勵精圖治》、李延國《中國農民大趨勢——膠東風情錄》等作品，取材于一個省、一個工廠、一個區域如火如荼的改革風景，展示了城市、鄉村神州大地由改革而生成的可喜變化。這一時段的報告文學與時代實現了雙向互動，一方面，改革開放的源頭活水有效地供給報告文學的寫作材料；另一方面，報告文學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特有的主題表達等，參與了思想解放的討論，介入了改革開放的時代進程。

新時期重要的報告文學作家陳祖芬當年就曾說過：“我要繼續寫報告文學的‘硬通貨’——寫改革，寫經濟改革，寫改革中的人的觀念的變化。中國不搞改革沒有出路，報告文學不寫改革，就脫離了時代的大趨勢。”（《挑戰與機會·后記》）她于1984年發表的《解放》，是對改革的一次深情而激切的呼喚。次年，她又潛心于改革題材序列作品的寫作，結集為《挑戰與機會》。正因為如此，鄧小平在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講話談到文學方面的情況時，特別地肯定了報告文學所取得的成就：“近年來反映社會主義建設新生活的文學作品多了一些，這是值得歡迎的。但是，能夠振奮人民和青年的革命精神，推動他們勇敢獻身于祖國各個領域的建設和斗爭，具有強大鼓舞力量的作品，除了報告文學方面比較多以外，其他方面也有，可是不能說多。”

歷史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新時代，報告文學作家承繼新時期這一文體緊貼時代的優良傳統，以更加積極的姿態走到時代生活的中心。他們敏感于時代的新變，深思于時代的新質，站在時代的高端，攝取具有新時代特性的事件和人物，以更加熱情的筆墨謳歌砥礪奮進的人民創造，寫作能夠反映時代大主題的精品力作。何建明的近作《那山，那水》以對浙北山村余村生態文明建設成功實踐的具體敘述，對習近平“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社會主義生態思想作了生動而有說服力的闡釋。青年報告文學作家紀紅建的《鄉村國是》，所寫的是中國農村減貧脫困的進行時態，呈現的正是實施“精準扶貧”重大國家戰略所取得的歷史性成就。《鄉村國是》以文學的方式，表達了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后的時代話題。新時期以來40年報告文學的價值，主要是在與時代生活的對話中生成的。

非虛構的中國故事講述

報告文學是敘事性非虛構寫作方式，故事構成其文本的主要內容。報告文學的故事性不可通過虛構擬想等小說化的方式展開，而需要通過作者對現實中具有價值內涵的“故事性”存在的觀察、發現和選擇才可獲得。新時期、新時代充滿著激變的社會生活，其間蘊含著無窮變量和豐富意味的真實故事，正好成為報告文學寫作故事性生成的寶貴資源。

回顧最近40年的報告文學，改革開放，砥礪奮進，展示中國力量，譜寫民族復興中國夢的重大工程、重大事件，都在報告文學中有著生動具體的展示。可以說，報告文學是真實、快捷、正面、生動講述中國故事的最好方式之一。李延國的《在這片國土上》講述“引灤入津”的故事，歌詠創造奇跡的“英雄的國土”；陳秉安等的《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謎》描寫了深圳十多年間由小漁村發展為現代化城市的巨變；楊守松的《昆山之路》再現了東部縣域由農而工，由內而外，敢闖敢干的發展之路；何建明的《我的天堂》致敬蘇州改革開放30年輝煌成就；徐劍的《東方哈達》采用“上行列車”寫現實“下行列車”寫歷史的雙線并行書寫的方式，全面深刻地報告青藏鐵路的建設；王宏甲的《塘約道路》敘寫了新時代鄉村的脫貧致富之路；從西昌發射場走出的李鳴生致力于航天報告文學的寫作，他的《飛向太空港》《走出地球村》《中國長征號》等 “航天七部曲”，書寫了中國航天事業可歌可泣的壯美歷史；張勝友的《十年潮》《歷史的抉擇》《百年潮·中國夢》等，取題宏大，視野宏闊，以電視政論報告文學的方式，呈現時代大觀，鉤沉歷史流脈，別有一番景象。40年來，凡有大事必有報告文學。西氣東輸、南水北調、三峽工程、蛟龍深潛、高鐵建設、抗洪救災、抗震救援、利比亞撤僑、亞丁灣護航等題材，報告文學作家都沒有缺席，都有相應的報告文學作品載記實錄。

誠然，作為時代文體，報告文學不能回避現實存在的種種問題。20世紀80年代的“問題報告文學”，如《中國的“小皇帝”》《伐木者，醒來》《胡楊淚》《強國夢》《西部在移民》等作品，對獨生子女教育、生態破壞、人才環境、體育價值、移民脫困等方面存在的問題作了揭示和解析，引起了文學界內外的廣泛關注。這些作品的主題表達與改革的主題相一致。到21世紀初，又有如朱曉軍的魯迅文學獎獲獎作品《天使在作戰》，對醫療領域存在的腐敗問題進行了深入透視，體現了報告文學介入社會的批判性價值。

人物刻錄和精神激揚

優秀的報告文學必須具有豐富的時代生活內容和崇正的思想主題，同時還必須是文學的報告、具有表達深度的報告。作為“文學的”報告文學，其文學的基本載體是作品的敘事，它也要像小說一樣“以人為本”，注重再現人物的存在，表現人物的獨特性。只不過小說可以通過虛構塑造人物形象，而報告文學只能基于真實的人物作非虛構的再現。

觀覽新時期以來的報告文學，可以發現有不少作品盡管時間正在遠去，但其中所寫的主人公依然在我們的心中栩栩如生，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的經典形象。《哥德巴赫猜想》中的陳景潤，“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沉潛于數學世界，有著“愚公一般的精神”，是特定時期“中國牌知識分子”的典型。李春雷《木棉花開》的主人公是廣東省委原第一書記任仲夷。作品一改黨的高級干部單一的政治化敘事模式，用真實而細膩的筆觸寫出了人物的筋骨，寫活了人物的精神形象，從人物自身邏輯和時代的關聯中，賦予人物改革“英雄花”的崇高形象。何建明在《中國作家·紀實》2018年第1期推出的《山神》，為我們雕刻了一個真實生動的頂天立地的中國式“硬漢”形象。作品敘寫的人物是貴州山村80多歲的老書記黃大發，他帶領村民用36年時間在懸崖絕壁上錘擊手挖鑿出了一條數十里長的通天渠，持之以恒帶領鄉親脫貧攻堅，贏得了人們的敬重和禮贊。

時代精神是一個時代特有的普遍精神實質，是一種超脫個體的民族國家的集體意識，它是達成社會全體共識的精神紐帶。新時期以來的中國報告文學與時代同行，大寫人民創造偉業的中國故事，其間激揚著鮮明的時代精神。這些時代精神從敘寫具體對象中凝練而成，又超越了具體的人與事，超越了特定的時空，匯聚成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強大的中國精神和中國力量。

中國女排1981年在世界杯比賽中勇奪冠軍，首次沖出亞洲，登頂世界。魯光以極其興奮和自豪的心情寫作《中國姑娘》，發表在當年第5期《當代》。作品以真實靈動的敘寫，再現了女排群體刻苦訓練、協力拼搏的故事和場景。作品最為打動讀者的是中國姑娘為國爭光、頑強拼搏的女排精神。“這是一曲振奮人心的搏斗之歌。它的主旋律，就是祖國的榮譽高于一切！ 人們把體育比喻為一個民族精神的櫥窗。那么，就讓我們打開中國女排這個小小的窗口，看一看我們中華民族應有的精神風貌吧！”這是作品的開篇語，也是作品主題之所在。由此女排精神也成為時代精神的標志，感染鼓舞著一代又一代的人民。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全媒體’時代中國報告文學轉型研究”（16BZW025）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東吳學術》雜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