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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7日上午，在8卷本《西藏通史》獲得中國出版政府獎之際，《西藏通史》出版學術研討會在北京舉行，來自北京多家學術研究機構和高校的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并對《西藏通史》的出版予以高度評價。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全面貫徹黨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團結進步教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從堅持貫徹黨的民族政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方面來看，《西藏通史》作為典范當之無愧。《西藏通史》以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為指導，以各民族共創中華、共建中國歷史的歷史觀為統領，以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過程敘述為重點，在中國歷史和中華民族形成發展史的視野下，揭示了西藏地區與內地及中國西北、西南地區各民族之間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史實，呈現出各民族共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歷史畫面。同時，《西藏通史》深入把握西藏地方歷史的發展態勢，有力證明了“西藏自古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西藏古代史充分體現了“多元一體”概念在中華民族構成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從西藏的早期歷史到吐蕃、宋、元、明、清歷代，一部西藏古代史充分體現了“多元一體”這一核心概念在中華民族構成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西藏通史·早期卷》以“西藏史前考古文化特征及其與周邊文化的關系”為主題，重點揭示了西藏考古文化的主要特征，特別是在發掘西藏文明內在源泉之后，通過闡述西藏史前考古文化與甘肅、青海等地文化以及中原地區文化之間的緊密聯系，探索其不斷發展、生生不息的外部動力。

《西藏通史·吐蕃卷》則述及公元7世紀初到8世紀中葉，松贊干布統一我國青藏高原地區各部落，建立吐蕃王朝，創立和完善各項制度，繁榮民族文化，并采取開放政策，積極加強與唐朝的關系，通過和親聯姻等方式，大力吸收中原地區的物質和精神文明，密切藏漢民族的友好交往，造就了彪炳史冊的吐蕃文明。據史書記載，文成公主進藏時，帶去大批的物品、書籍和器皿。其中，除了釋迦牟尼十二歲等量身佛像之外，還有360卷佛經、兩萬件絲綢錦緞與服飾、300卷占卜歷算書籍、60種工藝書籍、能治療404種病痛的藥物、100種診斷醫術以及蔓菁等植物品種，還有茶葉茶具等。據《舊唐書》記載，“高宗嗣位，授弄贊(松贊干布)為駙馬都尉，封西海郡王，賜物二千段”。接著吐蕃使者“獻金銀珠寶十五種，請置太宗靈座之前。高宗嘉之，進封(松贊干布)為賓王，賜雜彩三千段”。

元朝是中國歷史上又一個大一統和民族大融合時期，西藏地方正式納入中央政府的直接行政管轄之下，西藏地方的歷史發展繼吐蕃王朝之后出現了第二次高潮。元朝的大一統帶來了西藏地方政治局勢的安定，驛站的建立提供了交通上的便利，方便了西藏和內地之間的人員往來、經濟聯系和宗教文化交流，西藏地方薩迦政權的崇高地位和藏傳佛教薩迦派的巨大影響，展現著元代西藏地方所取得的政治進步和文化繁榮。

據《西藏通史·明代卷》闡述，到了明代，西藏各族人民與內地各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宗教和藝術等各方面進行了大規模、頻繁的雙向交流和融合。茶馬貿易就是最典型的例證。茶馬古道的繁榮興盛極大促進了藏族與其他各民族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交往。作為內地和西藏聯系的重要經濟紐帶，茶馬古道也成為一條政治交往之路和宗教文化交流之路。通過茶馬古道，絲綢、布帛、馬具等物品源源不斷地從內地運往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區;而從西藏運往內地的物品則主要包括馬匹、羊毛羊皮、牛尾、毛毯、氆氌、麝香、藥材等。沿著茶馬古道前來內地傳法的西藏高僧和前往西藏擔負使命的內地大德同樣絡繹不絕，通過這條道路，兩地的精神文明交流也上升到一個新的層次。藏族民間英雄史詩《格薩爾王傳》記載道：“漢地的貨物運到西藏，是我們這里不產這些東西嗎?不是的，不過要把漢藏兩地人民的心連在一起罷了。”這些語句形象地反映了茶馬貿易對加深藏漢民族友誼、促進民族團結所發揮的積極作用。

清代是西藏地方歷史上最為重要的發展階段，也是歷代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史上極為重要的階段。在清代，西藏人民與祖國內地各族人民之間的交往更趨頻繁，正如《西藏通史·清代卷》前言中指出的：“藏族與漢滿蒙等各個民族的頻繁往來，是促進西藏地方發展的動力，構成了整個清代西藏地方史的壯麗畫卷。”藏族與周邊其他民族的交融在清代更為普遍。以納西族和藏族的相互交融為例。根據有關調查材料可以發現，當年大規模移民時進入藏族聚居區的納西族，在許多地方融入藏族，成為當地藏族的一個組成部分。木氏土司時代的納西族移民后逐漸融入當地藏族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長期的普遍的相互通婚。也有其他民族藏化的例子，例如清朝嘉慶、道光時期，西藏駐軍的部分人已經和藏族居民融為一體;在18世紀中后期，山南澤當有30多名漢族居民，在當地建關帝廟一座，與當地藏族世代友好，頻繁通婚，親如一家。這些例子，在《西藏通史·清代卷》中都有體現。

當代西藏史展示了各族人民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的偉大成果

隨著1840年鴉片戰爭的爆發，近代西藏各族人民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共同抗擊英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得到了鞏固。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言：“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在幾千年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在災難深重的近代中國，西藏各族人民與全國人民一起，掀起抵御外來入侵的愛國主義熱潮。英國殖民主義者于1888年、1903年兩次武裝入侵西藏，為了保衛家園、捍衛祖國領土、反抗英國侵略的正義斗爭，西藏各族人民不懼怕英國的洋槍洋炮，不屈服于清廷的高壓政策，展現出“即使男盡女絕，也決不能后退半步”的大無畏精神。這段歷史也被載入祖國反帝斗爭的史冊，永遠激勵后來者前仆后繼。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西藏獲得和平解放，在經歷了民主改革、改革開放的幾十年后，取得了輝煌成就，這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結果。在短短幾十年的發展過程中，西藏各族人民同全國人民一起，創造了過去幾千年都未能取得的輝煌成就。西藏各族人民為開發雪域高原、建設邊疆、保衛邊疆作出了可貴貢獻，并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與漢族、蒙古族、滿族等其他民族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他們相互學習、相互借鑒，共同譜寫了中國歷史的偉大篇章。

《西藏通史·當代卷》首次以通史的方式展現了改革開放以來到2014年底西藏地方的發展進程。西藏和平解放以來，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領導下，經歷了民主改革、自治區成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進程，現代化建設事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社會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各族人民的命運發生了深刻的改變。這是西藏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偉大成果，也是中國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的生動體現。

(作者系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