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18年1月7日，中國小說學會2017年度中國小說排行榜發布，我在微信朋友圈寫到：“排行榜，好書榜，年度多少種好書，某某報、某某周刊、某某網站年度十本好書，年度不能錯過的多少本好書，榜榜皆江湖。”隔天，《亞洲周刊》2017年十大小說發布，我再發一條微信：“又一個榜單，和昨天中國小說學會發布的2017年中國小說排行榜長篇小說竟然無一重合。我很好奇，大家讀的都是2017年中國長篇小說嗎？”

要回答這個疑問，首先的問題，中國每年有多少和文學相關的榜？我粗略地再檢索了下，一共找到35個，包含綜合的圖書榜、專門文學榜和分文體的小說詩歌散文等。這肯定是一個不完全的數字。就我手上的35個榜單看，最早的是2017年11月發布的“第二屆中國長篇小說年度金榜”，“金榜領銜作品”是剛剛去世的紅柯的《太陽深處的火焰》。最遲的是今年2月底出榜的《揚子江評論》2017年度文學排行榜和中國作家協會年度網絡小說排行榜。其中，《揚子江評論》2017年度文學排行榜是“全國38位中青年批評家和6位重要文學期刊主編參與提名，全國14位著名批評家（含7位權威學術期刊主編）參加終評”的結果，是該年度評委陣容最豪華的榜單。

仔細看這些榜的發布，有原創文學刊物和專業文學批評刊物的，比如《北京文學》已屆29年的當代文學作品排行榜、第十四屆《當代》長篇小說年度論壇、第二屆《收獲》文學排行榜以及首屆《揚子江評論》年度文學排行榜等；有文學研究團體的，如已經連續發布18年的中國小說學會年度中國小說排行榜；有新浪讀書、豆瓣讀書、騰訊等網站的好書榜，有人民文學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的“本版”十大好書，有《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新京報》《現代快報》《華西都市報》《人民日報》《中華讀書周報》《中國青年報》《出版人》《作家文摘》等報刊年度好書，有深圳、昆明等城市讀書月好書推薦，有單向街書店文學獎年度好書，有中國出版家協會文學好書榜、國家廣電優秀網絡文學作品推介、中國作家協會年度網絡小說榜，有文學評論家王春林的“一個人的小說排行榜”……幾乎我們能夠想到的文學的管理、生產和消費環節都介入了“排榜”嘉年華。

統計發現，35個榜前21位（最后5部入榜次數相同）的長篇作品和中短篇作品集按入榜次數多寡排列分別是：《勞燕》（張翎）《梁光正的光》（梁鴻）《平原客》（李佩甫）《重慶之眼》（范穩）《心靈外史》（石一楓）《回望》（金宇澄）《芳華》（嚴歌苓）《早上九點叫醒我》（阿乙）《吃瓜時代的兒女們》（劉震云）《中關村筆記》（寧肯）《國王與抒情詩》（李宏偉）《飛行家》（雙雪濤）《奔月》（魯敏）《唇典》（劉慶）《好人宋沒用》（任曉雯）《青苔不會消失》（袁凌）《甲馬》（默音）《金谷銀山》（關仁山）《驅魔》（韓松）《溫柔之歌》（斯利瑪尼）《撒旦探戈》（拉斯洛），入榜次數靠前的《勞燕》和《梁光正的光》均為9次，沒有一部作品獲得各類型榜單一致性的“共識”認同，包括改編的電影引起廣泛討論的《芳華》，1980年代舉國共讀爭說一部文學作品的盛況再難重現。這是文學在我們今天時代影響力式微到可以忽略不計，還是普通讀者“分層”“分眾”專業讀者和普通讀者趣味分裂的結果？原因應該是多方面的，對比上榜的兩部外國長篇小說《溫柔之歌》和《撒旦探戈》，能發現當下中國長篇小說普遍缺少對公共事件正面強攻和文學表達的激情和能力，同時亦未對文學形式革命提供新的可能性，而從文學啟蒙教育開始就沒有得到充分發育的國民審美趣味直接造成快餐速食式閱讀產品生產的畸形繁榮，粗鄙的文學讀物吸附了最大量的閱讀者。所謂精英文學、嚴肅文學或者純文學的閱讀生態持續惡化，短時間不會有大的改觀，而且這一類文學的從業者也逐漸接受了“小圈子”這一事實。時間既久，“小圈子”的“小文學”習焉不察。

同樣，涉及文學期刊原創中短篇小說的中國小說學會、《收獲》《揚子江評論》以及《北京文學》四大榜，大滿貫的只有王安憶的中篇小說《向西向西向南》一部，入榜三次的也僅有孫頻和張悅然的中篇小說《松林夜宴圖》《大喬小喬》，萬瑪才旦、蘇童和畢飛宇的短篇小說《氣球》《瑪多娜生意》和《兩瓶酒》。值得注意的是這四個榜單的評委都是業界專業的批評家，且四個榜單的評委多有重復。如何解釋“文學共同體”遴選出差異如此巨大的榜單？是因為每個榜單的文學立場、態度和趣味不同？應該有這個因素在。《北京文學》當代文學作品排行榜，一方面強調“客觀公正、優中選優”；另一方面又認為“新時代的中國經驗和中國故事是此次（2017年）上榜作品的一大亮點”，如此的“偏見”和“偏重”，如何保證榜單對該年度整體性不同風格中國文學的“客觀公正”？按照中國小說學會會長雷達的說法：“中國小說學會2017年度中國小說排行榜與近期已出的一些排行榜相比，很少重復，交叉，恰好說明可供選擇的對象的豐富，持續繁榮的創作景象可喜。”我有一點疑問的是在文學趣味相對固化、趨同的背景下，“可供選擇的對象的豐富，持續繁榮的創作景象可喜”能不能產生“很少重復，交叉”的必然結果？還是不同榜單只是換了不同的人，但文學趣味依然是接近的？事實上，即使不按照雷達的說法，中國小說學會中國小說排行榜標識的在“公平、公正、準確的原則指導下”體現“學術性、專業性、民間性特色”理所應當也應該是有自己的立場、態度和趣味，但這帶來另一個疑問，“學術性、專業性”和“民間性”之間是一種怎樣的關系？他們之間可以并列嗎？一個基本的常識，在當下中國文學“學術性和專業性”往往和“民間性”相忤的。同樣有意思的是，中國小說學會入榜的五部長篇小說和文學評論家王春林“一個人的小說排行榜”前五部完全一樣，只是排列順序不同，而五部里排名第二，未能進入“《收獲》榜”前十的魯敏《奔月》恰恰原發刊物是《作家》，其他四部作品都來自《收獲》。“2017收獲文學排行榜”也有自己明確的立場、態度和趣味：“文學性、經典性和獨立性”以及“以更寬闊的文學理解來包涵和捕捉時代精品”，“公正、客觀、權威”，“無論是科幻元素還是非虛構體裁，都在文學的天空下一視同仁同場競爭。作者，無論是文壇老將還剛冒尖的文學新秀，都平等地擁有被閱讀、被關注的機會。”我當然不能就此揣度魯敏的《奔月》不符合“《收獲》榜”的立場、態度和趣味，但現在結果的差異也就在這一部作品，我們當然有理由去想，如果不是文學的立場、態度和趣味，這個結果產生的原因會是什么？再有，“《收獲》榜”單獨拎出“科幻元素”和“文學新秀”，但還以榜單中的中短篇小說為例，沒有一部小說有鮮明的“科幻元素”，而能夠稱得上新人的也只有萬瑪才旦、胡遷和董夏青青，這和科幻文學以及90后文學被廣泛關注的2017年文學現場形成強烈反差。換句話說，“《收獲》榜”并沒有能兌現預期的對新興文學的發現，雖然不能算完全準確，但也提醒我們注意，當下的文學研究者有多少真正地在“文學現場”。

面對可能的歧義紛陳，《揚子江評論》年度文學排行榜明確提出“共識視野”：“‘《揚子江評論》年度文學排行榜’的設立，旨在通過評論家的共識視野去發現大時代里具有大格局、大氣象的作品，推動當代文學健康繁榮發展。”“老中青三代批評家共同參與，體現了批評家共識視野下的思想認知和文學審美。”“共識視野”確實是一個有價值的觀點。但如果所謂“共識視野”只是因為大家信奉的一脈相承的文學教條達成的“共識”，而不是彼此獨立的文學觀交鋒之后的辨識和甄別，這樣的“共識視野”其實是放大的文學教條。相反，如果基本的文學立場迥異，如何追求“共識視野”？“獨立視野”的前提下，追求“共識視野”顯然需要參與者充分的對話和協商。如果我們對比歷年來《亞洲周刊》十大中文小說和中國小說學會中國小說排行榜，他們之間的文學立場、態度和趣味一直存在分野，但和前幾年相比，像這次的完全不同還是第一次。我們不能把這種差異性簡單指認為不同文學空間背后的非文學力量在作祟。應該意識到，中國大陸近二十年文學生態和文學創作的巨大變化，與此同時文學研究和批評卻沒有有力地回應這種巨大的文學變化。不同文學榜單少重復不交叉并不意味著參與榜單的個體之間文學觀的差異，相反，建立在不同文學觀的個體之間的交鋒和對話恰恰能夠在動態中生成我們時代文學的“共識視野”。現在不同榜單入榜“人”的差異性可能掩蓋我們文學觀的守舊和固化，入榜作家的鮮少重復交叉固然是事實，但入榜的不同作家之間幾如一面，這要么是我們時代的文學匱乏創造力，要么是我們的研究和批評匱乏對文學現場的回應能力，就像我多年前以閻連科為例指出的，我們的文學批評家已經遠遠落后作家。文學榜單，尤其是專業榜單的“文學新秀”不只是生理年齡的“新秀”，生理年齡的年輕同樣可能寫出謹守文學教條腐朽陳舊的文學，就像現在大量的90后作家寫作。“新秀”是對文學可能性大的勘探和拓殖，因此，在這一方面，專業性文學榜單尤其要承擔“新文學”前瞻的發微。

關于近年來圖書和文學排行榜的大熱，不能不考慮到新媒體的日新月異。某種程度上，“排榜”大熱是新媒體時代的自然結果，如果沒有大眾對媒體資源的分享是不可能有這么多榜，有這么多榜也沒有意義。而正是新媒體最大可能地接入到每個社會成員的日常生活，文學的“排榜”就不僅僅是一種封閉的“文學批評”實踐。如果不僅僅考慮“排榜”的文學價值，當下時代更多的文學“榜單”其實是“一種注意”，而“一種注意”除了文學價值，更多期待帶來“注意力經濟”，通過不斷轉發和復現，強迫受眾“注意到”，但這種“注意到”并不必然帶來更深入深刻的文學閱讀。因此，在一個“排榜”時代，我們除了“注意到”榜單，就文學本身而言，如果肯定地假作真地以為是文學的繁榮，文學和我們之間的關系，至多是“假裝被注意到的文學”。年頭歲尾“嘉年華”一樣的集中發榜，咸與轉發，而轉發就是最后結果，以至于“一種注意”成為“一種疲憊”。

即便文學“排榜”媒體行為掩埋了文學行為，但研究這些榜以及這些榜背后不同力量的博弈還是有意義的。排榜即權力，也就是我說的“江湖”。誰在制作榜單？專業研究者要為文學立法，出版機構要套現，讀者要表達意見，媒體要熱鬧，如此等等。當下的漢語文學世界已經分裂成不同的文學空間，這些不同的文學空間不是新世紀之前的彼此對立和對抗，而是相安無事，無相往來。不同的文學空間對應著是不同的閱讀空間和讀者群落，比如網絡文學，就和我們傳統文學之間的關系越來越弱。網絡文學既不要依賴傳統媒介生產和傳播，也不借助傳統的文學評價和批評機制去經典化，這反應在排行榜中，除了基于對網絡文學管理和引導的國家廣電優秀網絡文學作品推介和中國作家協會年度網絡小說榜，沒有一個榜單關注到這個在當下有著龐大讀者群的文學樣態。不只是年度榜單，網絡文學發展至今已經二十年，網絡文學對中國當代文學版圖的改寫并沒有被更大范圍的所謂“學術性和專業性”注意到，像中國小說學會，作為一個專門的小說研究團體，其榜單都如此輕忽網絡文學，不能不說遺憾。其實不只是網絡文學，幾乎和新世紀類型小說崛起的客觀事實在專業文學榜單很少被體現，相比較而言，媒體，尤其是網絡媒體卻表現出更寬容的文學趣味，像80后作家默音的《甲馬》進入的三個榜單就分別是“豆瓣讀書”、“新浪讀書”和《南方周末》（年度虛構類）。對照中國小說學會榜單和歷屆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中國小說學會排行榜幾乎是茅盾文學獎的“備選”，既然如此，那自然不能要求它對“中國小說”有更寬廣的接納。這種接納不只是應該是文學風格、類型和趣味意義上，比如，也是不同地理空間上的。和《亞洲周刊》十大中文小說面對整個華語寫作不同，大陸幾乎所有的榜單都不包括大陸之外的華語寫作，也很少“多民族文學”在當下中國文學的呈現，這同樣是一些遺憾。對于中國當下文學生態而言，“專業”和“專家”不能成為文學視野和趣味“專且狹”的代名詞，期待文學榜單制造者的豐富，也期待自各種榜單可以看到更豐富的“中國當代文學”。

2017年榜單有一個榜單值得關注，就是“2017年度豆瓣讀書榜單中國文學（小說類）”。這個包含了袁哲生、嚴歌苓、默音、雙雪濤、劉震云、文珍、李靜睿、弋舟、孫頻和張怡微等小說家的榜單，一定意義上是一個普通讀者的“閱讀”的榜單，而不是專業讀者的“研究”榜單。在整個2017年文學榜單中，這是一個最“年輕態”的榜單，十位小說家中80后作家占了其中6席。“豆瓣讀書”這樣的新文學媒介，寄生網絡，卻不生產和消費我們常說的“網絡文學”，類似的還有“one一個”“簡書”等，還有大量的微信公號，比如“未來文學”“騷客文藝”“飛地”“正午”等等，他們中大多數是新世紀以來的文學新人類，也有從以紙媒為發表和閱讀平臺的傳統文學領地遷移過來的遺民和移民。正在集結新的文學群落，滋生新的文學趣味，同時也正在獲得新文學命名的權力。

（作者為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