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近年來，底層寫作無庸置疑是一個重要的文學現象。目前，創作界和理論界對于底層的界定莫衷一是，但概而言之，無外乎在經濟資源、文化資源、話語資源等方面處于弱勢地位的普通民眾。而隨著農民、農村、農業構成的“三農”問題的日益突出，鄉土中國無疑是在底層范疇之內的。1990年代，一大批鄉土小說家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底層敘事這一視角關注鄉村民眾的生存狀態。所謂的底層敘事，指的是“以一種鮮明的民間立場，以一種平視的眼光來審視當代中國底層民眾的生存狀態，書寫他們在生存困境中的人性景觀，再現他們在那種生存困境中的生命情懷、血淚痛苦、掙扎與無奈，揭示他們生存的困境和在這種生存困境面前的、精神的堅守與人格的裂變。[1]底層敘事作家鄉土經驗敘述有諸多維度，以陳應松、雪漠、郭雪波為代表的底層敘事作家，從底層的視角選擇人與自然矛盾沖突為主要關注對象，展現了一個自然生態與精神生態雙重危機下的鄉土中國；通過對飽受蹂躪的鄉村自然生態和日益失衡的鄉村精神生態的揭露和展示，探討了自然生態破壞背后隱藏的鄉村精神生態的失衡，深刻揭示社會矛盾，展示現代工業文明弊端，對人性等形而上問題進行反思。

一、鄉村自然生態危機下在悲苦人生

苦難敘述是底層敘事的基本特征。而底層的苦難首先源自生存環境的惡劣。現代社會把發展經濟放在重要地位，GDP增長速度和民眾富裕程度往往成為衡量社會進步與否的標準與尺度。然而，在各項經濟數據不斷增長的同時，對生態環境，尤其是農村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的破壞。而自然生態危機又直接威脅到了底層鄉村民眾的生存環境。

（一）生態危機下的自然悲歌——鄉村自然生態的凋敝衰敗

“生態平衡”原本是傳統鄉村世界的常態。但隨著時代發展，特別是90年代以來，在工業文明和商業文明的強烈沖擊下，鄉村資源被肆意掠奪，生存環境被任意改變。雖然環境被改造得越來越合“人意”，但是鄉村自然生態危機卻越來越顯現出來。“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每一次勝利，在第一步都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都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響，常常把第一個結果又取消了。”[2]人類恣意而為的后果是鄉村生態常態由生態平衡而被生態危機所取代。底層敘事作家真實地記錄了鄉村生態的這一變化。

在郭雪波小說中不斷出現的沙漠掩埋下的古城是一有意味的細節。《沙狼》中，外來者阿木就想讓金嘎達老漢帶他尋找古城遺址。《蒼鷹》中寫到一座被埋進沙漠底下的遼代州府。《大漠狼孩》中，那曾經輝煌的古城如今靜靜地在沙漠深處成了零星出沒的狐狼的穴窩。與被流沙掩埋的古城遺址相映襯的現代痕跡是，那一個個被流沙掩埋的現代小村子。《大漠魂》中，老雙陽的父母就在老哈爾沙村被流沙埋沒。《沙葬》中，老黑兒溝村亦為流沙掩埋。沙漠步步緊逼，人類步步后退，生命家園逐漸縮小，這就是生態危機的呈現。姜戎的《狼圖騰》是以狼為故事主角，以草原為故事背景，描寫了人與自然的沖突和矛盾，揭示了人對草原生態毀滅性的破壞。草原上奔跑的狼、黃羊、獺子、兔、鼠，天上飛翔的鷹、天鵝、野鴨，還有孕育萬物的大草原，共同構成了一個維系千年穩定和諧的生態環境。然而，當人類強制性地干預自然，毀滅生命的時候，草原上的一切都改變了。一個水草豐美、物種繁多的千年草原在人的摧殘下，十幾年內就退化成草場，三十年內變成了沙化地！甘肅作家王新軍的《甘草灘》是其“草灘系列”小說中最不平靜、最為憤激的一篇。他只想告訴人們，失去了與自己相依為命的草地，甘草灘也就失去了愛的滋潤，失去曾有的輝煌。而生活在甘草灘的人們，則只能孤獨地生存，或孤獨地死亡。人和自然的關系，就這么微妙。

（二）悲忟與同情——破壞環境與農民生存的惡性循環

中國鄉村民眾很大程度上是依賴“自然”生存的“人群”。農民為生存而破壞自然，自然環境的惡化則給農民帶來更大的生存危機。底層敘事作家雪漠、郭雪波、陳應松、趙劍平等從不同角度對農民生存與自然變異之間的關系予以了關注。

甘肅底層敘事作家雪漠反映沙漠牧民生活的《大漠祭》、《獵原》、《狼禍》系列小說可謂是底層敘事小說的扛鼎之作。《大漠祭》把人與土地或沙漠的關系作為反映現實的平臺。大漠中的農民生存日益窘迫，為了生存，人們開始掠奪“沙窩子”。黃柴是“沙窩子”中能夠存活下來的不多的植物，因其具有固沙作用，先人是從不采捋的。但當下農民生活困頓，他們無視黃柴的固沙作用，搶捋黃柴賣錢糊口。生存環境的日趨惡化，使農民變成了牧民。過度的放牧又使沙漠更加荒蕪，水資源也幾近枯竭，再加上狼禍，牧人們的生活境況越來越差。《獵原》的結尾向人們展示了這種危機的必然結局：人死、畜傷、水干、草枯，牧人們在惶惑與絕望中走向未來。

陳應松《松鴉為什么鳴叫》中，伸向神農架林區的公路越修越長，外運木材的汽車越來越多，林區的樹木越伐越少，而山民們的生活卻沒有任何變化甚至每況愈下。趙劍平《獺祭》中，滿水和老荒都是烏河上依靠水獺捕魚生存的漁民。然而，辛勤的勞作并沒有改變他們貧困的生活境況。當兩人面對著一個可以改變命運的“機遇”——鄉長承諾，只要交上一副“毛子”的肝臟就能進鄉辦工廠當工人時，烏河上最后一對水獺的生命也就此結束。

（三）矛盾與無奈——保護環境與農民生存的兩難選擇

底層敘事小說關注鄉土生態的另一個維度是揭示生態保護與農民當下生存的沖突。為維護生態平衡，國家頒布法令，設置自然保護區，保護野生動植物，對破壞自然，私自偷獵者進行嚴懲。但是，由于設置自然保護區和野生動物出沒的地方一般都是深山老林，戈壁荒漠，當地農民生存環境惡劣。保護區的設置和野生動物的禁獵無疑又使當地農民的生活雪上加霜。雪漠、胡發云等底層敘事作家對生態保護與農民生存這個二律悖反的命題進行了思索。

雪漠的《獵原》等長篇小說深刻揭示了生態保護與農民當下生存的沖突。國家為了維護生態平衡，把狼列為保護動物。狼偷吃農民們賴以養家糊口的羊，牧民又不得不殺狼。生活的窘迫和生存的重壓，使得獵殺野生動物成為農民改善生活境況的一種選擇。《狼禍》中，偷獵領頭人張五面對環境保護者孟八爺的苦勸是這樣回答的，“啥道理，我也懂。這風呀沙呀，都和打狐子有關，影響千秋萬代哩。”但那眼下日子難捱，哪管他“千秋萬代”。當人的生存欲望和生態保護發生沖突，并且在短時間內不可調和的時候，人們究竟應該如何取舍，這是生態問題的核心癥結所在，也是底層敘事作家的疑問。雪漠對生態保護和農民生存的沖突的揭示，正是對人類生存之痛的拷問。

胡發云的小說《老海失蹤》也形象地表現出對農民生存的人文關懷與生態保護的矛盾。老海是一位自愿獻身于生態保護事業的記者。他發現并報道了原始林區烏嘯邊的“女峽”和“烏猴”。但是，女峽的開發引發了雪崩效應——在巨大物質利益的誘惑驅動下，當地淳樸的民風急轉直下，盜獵烏猴的活動日益猖獗，進而危及自然生態。老海對此極為痛心與自責。他主張遷出山民，封閉旅游景點。而在當地官員們看來，“總不能讓猴子活著人餓死吧”。經過多次激烈的爭論，老海陷入了更深的矛盾痛苦之中。

“文學的真正價值，就是忠實地記錄一代‘人’的生活，告訴當代，告訴世界，甚至告訴歷史，在某個歷史時期，有一代人曾這樣活著。”[3]當今世界，經濟高速發展，社會日新月異，誰來關愛荒野的生態，誰來關愛貧困的農民？底層敘事作家以自己的寫作，忠實地記錄了自然生態與農民生存的現狀，實踐著自己的文學理想。

二、鄉村精神生態危機下的心靈苦難

精神生態包括人性、思維、良知、文化、道德、習慣等形而上意識要素在內的精神狀態或曰精神系統。其中，人性和文化是精神生態健康與否的重要標志。鄉村在中國有著特殊的精神地位和文化指向，它是國人無法釋懷的戀土情結的精神家園。然而，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貧富差距、身份歧視、價值淪喪、文化斷裂、人性變異等問題也愈加凸顯。以雪漠、陳應松為代表的底層敘事作家以冷峻的目光剖析了90年代以來鄉村的精神生態世界，展現了漸趨沒落的鄉村文化和日漸失衡的鄉村人性。“生態危機不僅發生在自然領域、社會領域，同時也發生在人類的精神領域。”[4]鄉村的殘酷現實擊碎了人們溫柔靜謐的鄉村記憶，人類最后的精神家園已不復存在，人類已無家可歸。正如著名哲學家海德格爾所說，地球變成了一顆“迷失的星球”，而人被“從大地上連根拔起”丟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園”。

（一）鄉村文化的凋敝

按照當代著名的法國年鑒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的“總體史”的歷史思想，文化是歷史發展進程中變化最慢的“結構”因素。傳統鄉土中國民眾對土地有著深刻的依附關系。鄉土文化正是在鄉土社會里產生，并且依托鄉土社會而存在。鄉土文化所孕育的傳統價值取向和傳統道德標準早已內化為農民的精神支柱。然而，維系千年的鄉土文化、歷史進程中變化最慢的“結構”因素，在商品經濟、市場經濟沖擊下也慢不下來。現代文明對質樸的傳統道德和價值觀念的遺棄，城市文化對鄉村文化的侵蝕已經成為當下鄉村精神生態失衡的顯性標志。站在現代與傳統、城市與鄉村的十字路口，底層敘事作家秉持精英作家守望人類良知的立場，對生態的關注直接指向當下的人文精神。秉此立場，底層敘事作家在現代與傳統，城市與鄉村二元對立中展開了對鄉土文化的關照。就整體而言，底層敘事小說對鄉土文化的關照有兩個比較引人注目的創作分支。

一是揭示現代文明對傳統道德與價值體系的沖擊。傳統道德標準與傳統價值體系是鄉土文化的核心內涵，它是在傳統農耕文明和鄉村生活中形成的包括勤儉、拙樸、仁厚等在內的美好品格，是鄉村精神生態平衡的外在顯現。然而，伴隨著現代文明與傳統的農耕文明的激烈碰撞，鄉土文化在強勢的現代文化的沖擊下日趨凋敝已是不爭的事實。陳應松的《松鴉為什么鳴叫》寫的是農民伯緯與神農架的路之緣。公路在伯緯眼中代表著現代文明。伯緯在開路中受傷，成了“瘸手”，好友王皋在修路中慘死。為了信守諾言，伯緯翻山越嶺把王皋的尸體背回家。從此與死亡結下不解之緣。多年來，他自愿擔當義務搶險員，搶救幸存者或安撫那些死去的罹難者。他真誠面對城里人的冷漠或感激，卻從未懷疑過公路和它所代表的掠奪性文明。陳應松就這樣打開了底層民眾的心靈苦難：貧困孤獨中堅守著對現代文明的無限的向往；古道熱腸中體味著被商品經濟無辜挫傷的隱痛。伯緯的悲劇是一個鄉村道德孤獨守望者的悲劇，更是現代文明沖擊下鄉土文化凋敝的悲劇。

賈平凹的《土門》、葉楠的《最后一名獵手和最后一頭公熊》、閻連科的《黃金洞》、闕迪偉的《鄉村行動》、譚文峰的《走過鄉村》、劉慶邦的《神木》等作品也展示了在現代文明的進逼下，代表鄉土文化美好品格的傳統道德標準和傳統價值體系發生扭曲和變異，揭示了鄉土文化在現代文明沖擊下所遭遇的尷尬和無耐。底層敘事作家對鄉土文化的衰落發出無奈的哀嘆。

二是揭示城鄉二元格局下，城市文化對鄉土文化的擠壓與扭曲。鄉土文化的悲劇性境地是由多種原因所致，但二元經濟社會結構無疑是其中主要的因素。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強制性地對城市和鄉村進行了不同的分工：城市進行工業產品的生產，鄉村從事種植業生產。中國形成了城鄉分離的二元格局社會模式。城市和鄉村成為社會結構中兩個本質不同的“元”。與之相應的則是現代都市文化與傳統鄉土文化兩種不同的文化形態。長期以來，我國經濟政策一直向城市傾斜，鄉村農業僅僅是一個支援工業擴張的被動的、消極的支援部門。在城鄉二元對立中，城市的主導地位最終得以確立。“鄉村是城市的寬厚的兄長，城市是鄉村的精明的小弟；鄉村以企羨和憂思的目光注視著城市、城市用自恃和輕浮的眼神傲視著鄉村；鄉村的目光在城市的傲視下開始變得游移不決，城市的眼神在鄉村的注目中似乎更加自負和放肆。”[5]底層敘事作家們展示了鄉村文化的此種困境，對鄉村精神生態失衡的困境和可悲境地進行了藝術描寫和審美關照。

展示城市在城鄉二元社會中的強勢地位和城市對鄉村的漠視是底層敘事小說關注鄉土弱勢文化的主要著眼處。城市對鄉村財富的強征和索取是其強勢地位的一種表現。在雪漠的《大漠祭》、《獵原》、《狼禍》三個長篇中，鄉里修公路，卻向農民攤派。農民鷂子因不服而上訪，卻遭報復，房子被拆，最終在生活重壓下走上獵殺國家保護動物的道路。城市在鄉村面前時常表露出特殊的心理優勢，對鄉村頤指氣使。部分底層敘事小說展示了都市人的這種傲氣。陳應松的《神鷲過境》中，國道、省道上到處都是設卡收費的“公家”人，公安、路政、鄉政府、林業局、衛生防疫站甚至縣紀委等等，都可以將過境的木材、家禽、汽車等堂而皇之地沒收。沒收的理由也蠻橫之極：七彩山雞養殖戶車主忘了帶“特種動物養殖證”，再回去拿都不行，必須沒收。在農民眼中，跟這些人沒什么道理可講，因為他們就是道理。他們沒收有道理，放行也有道理；他們吃了有道理，不吃也有道理。

（二）人性的異化

人類極度膨脹的欲望，對大自然的無休止的索取，導致了自然生態的嚴重惡化。在嚴峻的生態現實面前，人性的異化也不斷加劇，人與自然的關系日益疏離，生態危機與人性的異化成為互為表里的矛盾共同體。這種人性異化與生態焦慮鮮明地體現在陳應松、荊歌等人的小說中。

在陳應松《松鴉為什么鳴叫》中，砍伐隊的團政委轉業離開神農架時，不僅帶走了整車的香柏家具，還帶走了五斤麝香，也就意味著要射殺近百只香獐。當代人極度膨脹的貪欲不僅存在于鄉村世界的“外來人”，而且蔓延于鄉村大地和鄉村民眾之間。雪漠的《狼禍》等長篇告訴人們：貪欲是導致沙窩自然生態危機的重要原因，最終使農牧民陷入生存危機。荊歌的《狼來了》嘲諷了當下人性的貪欲。“狼來了”的鬧劇讓我們看清楚，世人永無止境的貪欲才是真正的“狼”。

人與野生動物的關系和野生動物的處境與命運也是近年來底層敘事小說關注人性的一個重心。西方傳統的人類中心主義觀點把人與自然相分離，認為人是宇宙的中心，人類利益至高無上，自然萬物都是為人類利益服務的。作為人類中心主義的反撥，非人來中心主義則將人與自然作為一個，尊重自然自身的價值。陳應松、郭雪波等底層敘事作家的作品對野生動物賦予了極大的人文關懷，對人類無節制的野蠻活動和現代人性的迷失進行了深入反思。陳應松《豹子最后的舞蹈》用一頭公豹的視角鞭撻了關山一家三代對野生動物殘忍的殺戮。《神鷲過境》中，對農民濫殺野生動物的貪婪與愚昧給予了無情的批判。郭雪波在《母狼》、《狼子》、《狼孩》等一系列描寫狼的小說中，立場鮮明地站在狼的一面，揭示了殺狼者的殘忍與卑鄙，對于狼身上優秀品格給予熱烈的歌頌和贊揚。小說對動物命運賦予了極大的同情，在肯定動物內在價值的同時，更是對人類的極端“主體性”人性的批判和審視。

三、互為表里的自然生態和精神生態

底層敘事作家對農村生態的關懷不僅僅在自然生態和精神生態兩個單向維度上展開，更看到自然生態的變異對精神生態的影響，以及精神生態的失調對自然生態的負面作用。日益惡劣的自然生態不但影響到人類的生存，也對人類的精神世界造成了極大的沖擊。賈平凹的《懷念狼》是一篇昭示現代精神生態危機的寓言。小說中，原本盛產狼的雄耳川不再有狼；獵狼隊隊長成了禁止捕狼條例的制定者和執行者。生存境遇的錯位蘊含著深刻的命運悲劇。而小說結尾，當狼即將滅絕時，獵手們卻紛紛患上了怪病。自然環境的異化最終導致了人的異化，獵人們開始狼化，為成了人狼。這種寓言式的描述飽含了作家對人類生存困境和精神萎縮的憂慮。

精神生態的危機更是自然生態危機的根源。可以說“人類精神世界中價值取向的偏狹，才是最終造成地球生態系統嚴重失調的根本原因”。[6]張煒小說《懷念黑潭中的黑魚》以類似于寓言風格的故事，表達人類精神生態的失衡對自然生態造成的惡劣影響。清澈的水潭畔，與世無爭的老夫婦，接納了一群來歷不明的黑魚，并和睦相處。后來，漁夫的慫恿和誘惑使老夫婦重利輕義，出賣了水族。而這些黑魚也忽然消失了。故事情節簡單離奇，情感真實充沛，在對人類背信棄義、貪得無厭的譴責中，更表達了對于精神生態的失衡對自然生態破壞的憂慮。

自然生態和精神生態互為表里，日益惡劣的自然生態和漸趨失衡的精神生態所展現出來的底層鄉村世界的雙重危機，是底層敘事小說熱切關注的敘述話題。在雪漠的“沙漠生態”小說中，人的恣意妄為造成了沙窩子生態系統的嚴重破壞，生態環境的破壞反過來又使人的生存環境更加惡劣，進而導致精神生態的全面失衡。不但連人都變成狼，為爭取水源而大打出手，就連羊也變成了狼。賈平凹的《庫麥榮》中，獨狼與鄉下女人庫麥榮則可看作是鄉村自然生態和精神生態的兩個喻體：瀕臨滅絕、苦苦掙扎的狼是當前農村自然生態的隱喻，淡薄名利、窮困潦倒的鄉村藝人則是農村精神生態的象征，二者互襯互釋，是當下農村自然生態與精神生態的雙重危機的生動體現，蘊含了底層敘事作家對鄉土中國生態的深切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