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近些年來，學界陸續出版了洪子誠的《材料與注釋》，程光煒的《文學史的多重面孔——八十年代文學事件再討論》《重返八十年代》，吳俊的《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料編年》（計劃出12 卷，第一卷1949-1957 已經出版）、《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叢刊》叢書等。同時還有一大批學者在做著大致相同的工作，比如以《文藝爭鳴》牽頭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料研究中心”的建立。關注史料、研究史料已蔚然成風。這個現象大約從20 世紀90 年代初期就已經露出端倪，那時就有學者提出“回到崗位”，“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當時概括出的這些現象是有具體歷史原因的。20 世紀在90 年代已經結束，但20 世紀90 年代的這一學術變化卻不是作為遺產，而是作為當下的一部分進入到新世紀的。不同的是，當代文學研究這方面成果的出現，還是近幾年的事情。我把這種現象概括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乾嘉學派’”，大家都會意會這是一種比喻。我的意思是說，當代文學研究，既有當下的文學批評，同時也有對歷史材料的關注，這樣才構成了當代文學研究的完整格局，才會將當代文學做成一門學問。

這方面的成就和影響，首先是洪子誠教授。他是著名的文學史家，雖然也間或參與當下文學批評，但他的主要身份還是文學史家。他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是現在高校普遍使用的教材。而且數十年來，他一直注意材料的發掘，特別是對“十七年”材料的發掘和使用，在當代文學界幾乎無人能敵，他通過材料修正了當代文學史的一些通說。

當年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通過姚文元的文章《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發現了周揚這樣的言論：“胡風說，機械論統治了中國文藝界二十年。……如果我們搞得不好，雙百方針不貫徹，都是一些紅衣大主教，修女，修士，思想僵化，言必稱馬列主義，言必稱毛澤東思想，也是夠叫人惱火的就是了。我一直記著胡風的這兩句話。”我們通常會把姚文元的文章作為“文革話語”的典型來理解，洪子誠卻在這一話語中發現了弦外之音。姚文元這段話可以有多種解讀，但無論怎樣解讀，我們總會理解了姚文元的話并非都是一派胡言。當然，對材料的重視、考據，最能體現洪子誠功力和治學特點的，還是他的《材料與注釋》。這本書收錄了洪子誠比較新的論文，主體是對部分當代文學史料的鉤沉，以材料與注釋相對照的形式——材料包括重要講話稿、會議記錄等，注釋補充了相關的歷史背景、文學事件、人物關系，展現出歷史現場的復雜性。他自己認為：盡管該書處理的六篇文學文獻各自獨立，但在寫作時，也有三點核心的問題意識貫徹全書：一是關注1950 至1970 年代文學生產的組織方式，二是考察中國作家協會在這一時期的文學組織發揮的核心作用，三是追蹤“周揚集團”的崛起及其文藝政策的展開，同時研究其在與更為激進的文藝——政治集團的較量中終于完敗的過程與原因。洪子誠用權力關系對此做了有力的破解。洪子誠同時還表示，雖然此書已經完成，但他卻仍有困惑，因為這一時期的文學——歷史研究的特殊之處在于，同樣的材料在不同視野下的處理方法、結論甚至研究者的學術道德都是完全不同的。這里，洪子誠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即學術道德。我的理解是，這里的“學術道德”與抄襲剽竊以及不遵守學術規范等無關，它關乎的是一個學者的道德良知以及誠信方面的考量。在我的印象中，洪子誠是一位溫良恭儉讓的先生，他為人誠懇處事低調。同時，他內心也有激烈甚至桀驁的一面，比如他的學術信仰，他對個人學術道路乃至治學方法的選擇，就是可以證實的一個方面。如前所述，“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是李澤厚對當時現象的一種描述，李澤厚認為他“并沒作價值判斷，沒有說這是好是壞。當時的情況是，1989 年后，流行鉆故紙堆，避開政治思想，一些人提倡‘乾嘉學術’，認為那才是真正的學問。同時，陳寅恪、王國維、錢鐘書被抬得極高，一些人對胡適、魯迅、陳獨秀這批人的評價和研究也就沒多大興趣了。這現象有其客觀原因，大家心知肚明。”那場討論我們記憶猶新，后來文化市場和知識分子集團的一部分改變了問題的路徑，使這一學術現象原有的意義被徹底覆蓋。但需要說明的是，洪子誠的研究與這一現象和討論沒有關系。只要我們看看洪子誠的主要著作——《當代中國的文學藝術問題》《作家姿態與自我意識》《中國當代文學史》《1956：百花時代》《問題與方法——中國當代文學史講稿》《當代文學的概念》《中國的新詩史》，以及《材料與注釋》《我的閱讀史》等，就會發現，洪子誠對當代中國文學的研究，無論是問題還是材料，與大多數研究者都不盡相同。他的沉潛與普遍的浮躁形成鮮明的比較，他關注問題的視角和對材料的發掘，甚至對文學史文體的實驗，一直處在引領者的地位。如果是這樣，可以說，洪子誠的內心一直洋溢著未被察覺的學術激情。這也是洪子誠的研究被重視、被尊重的原因。

程光煒是治中國當代文學的“中生代”學者。我曾在《程光煒與當代文學研究的新范式》一文中有過評介。和洪子誠的研究不同的是，程光煒的成就除了他個人的研究著述之外，更體現在他的課堂教學中。當代文學在百年中國文學史中的特殊性，是它能夠相對獨立存在的基本前提。它所承載的巨大的歷史內容，仍然是我們今天無可回避的精神難題。我注意到程光煒在《文學講稿：“八十年代”作為方法》一書中關注的問題與“方法”。比如《文學史與80 年代“主流文學”》《文學的緊張——〈公開的情書〉、〈飛天〉與80 年代“主流批評”》《第四次文代會與1979 年的多重接受》”等提出的問題，就是對20 世紀80 年代主流創作與批評的重估；《一個被重構的“西方”》《人道主義的討論——一個未完成的文學預案》《經典的構筑和變動》等，或糾正了通說，或是發展性的研究；而“文學作品的文化研究”中，對王蒙的《布禮》、劉心武的《班主任》、禮平的《晚霞消失的時候》、韓少功的《爸爸爸》、王安憶“三戀”的重新解讀和批評，改寫了過去對這些作品的評價方式和方法。程光煒卓有成效的工作，引起了許多學者特別是青年學者的積極回應。他在《教室里的學問》中說：“今天來看，關于八十年代文學的“闡釋”已經做完，批評方法上再想有新的突破很難。眼下比較要緊的，是怎么將這些闡釋做實，落實為作家作品的故事，給闡釋在史料文獻上作一些“解釋”性的工作。這樣，史料文獻的跟進就變得極其重要不可或缺了。比如，以莫言故鄉平安莊為中心，方圓幾十里有一個“文學地理圈”，這個“文學地理圈”也存在于賈平凹的棣花鎮周圍，王安憶淮海路周圍。我在剛完成的一篇文章中說：“因為迄今，我們只略微知道一點點賈平凹、莫言和王安憶作品‘地方志’影影綽綽的影子，而基本未碰那下邊曲折蜿蜒的礦址，知其一卻不知其二。例如，商州、高密東北鄉和上海淮海中路的歷史知識和氛圍究竟是什么，作家與它們最真實的關系究竟是什么，仍是云遮霧罩的狀態，還沒有一個比較充分的清理方案。這個文學地理圈與他們八十年代以來的小說創作究竟是一種什么關系，還不得其解。另外，莫言的從軍、賈平凹上大學、王安憶的插隊，他們的讀書、交友、個人生涯和文學活動等等，也都與其創作發生了縱橫的關系。這些作品“闡釋”背后的史料文獻，至今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在這兩三年來的課堂上，博士生趙天成的王蒙《夜的眼》和魯彥周《天云山傳奇》、謝尚發的張潔身世、邢洋的1979 年代短篇小說評獎軼事，以及李屹和邵部對蕭也牧死因等史料的考證，給我留下了不錯印象，讓我意識到這項工作仍然可以持續地做下去的。”因此，這一工作，既是這個團隊同歷史的對話，也是師生兩代人的對話。當然，程光煒是這個學術戰略的設計者。

吳俊出身于“學術豪門”，他是錢谷融先生博士研究生的開門弟子，也是唯一碩博都在錢門問學的弟子。少年成名的吳俊，在八十年代的文學批評中就顯示了過人的才華。他的《當代西緒福斯神話——史鐵生小說的心理透視》，曾使史鐵生大為震驚，他認為在批評家面前作家是沒有秘密的。2007 年吳俊出版的《國家文學的想象和實踐——以〈人民文學〉為中心的考察》，綜合文化研究的方法，以“國刊”為中心討論了國家權力與文學的關系，將一個若明若暗尚不明確的關系呈現出來，將當代文學研究的深度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近年來，他的主要工作也集中在對中國當代文學史料的發掘和選擇上。《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料編年·第一卷：1949-1957》是12 卷本《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料編年》的第一卷，書系以編年形式著錄1949-2009 年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各類文獻資料標題與名稱，包含大陸、臺灣、香港、澳門、海外的批評史料，包括出版的著作書名，發表的論文及相關文章篇名，舉辦的會議、活動的主題信息，相關的公開發布的政策文件標題，領導人或領導機構的重要指示與報告標題，報刊、出版物中的其他相關資料，以及與文學批評密切關聯的各種文學史現象。這套編年書系12 卷，計550 萬字。規模之浩大，在本學科幾乎成為之最。我們還沒有看到書系全貌，但吳俊的學術能力和治學態度是完全可以信任的。

當代中國的文學創作和文學研究，一般來說是沒有“流派”和“學派”的。這是我們的文化環境決定的。即便當代文學史上似乎已經“鐵定”的“山藥蛋派”“荷花淀派”等，細究起來也勉為其難。它們只有風格學意義上的差異。我們知道，所謂“文學流派”，一種是有明確的文學主張和組織形式的自覺集合體。這種流派，從作家主觀方面來看，是由于政治傾向、美學觀點和藝術趣味相同或相近而自覺結合起來的，具有明確的派別性。他們有一定的組織或結社形式，有共同的文學綱領，獨立的文學主張，最重要的是在創作實踐上形成了共同的鮮明特色，這是自覺的文學流派。比如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等；另一種類型是不具有明確文學主張和組織形式，但在客觀上由于創作風格相近而形成的派別。這種不自覺的集合體，逐漸形成了一個有共同風格的派別。他們被后人從實踐和理論上加以總結，被指認為某一流派。這樣的流派，如唐代詩壇以王維、孟浩然為代表的田園詩派和以高適、岑參為代表的邊塞詩派，宋代詞壇的婉約派和豪放派，近現代文學史上的鴛鴦蝴蝶派等。所謂學派，《辭海》的解釋為：“一門學問中由于學說師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別。”這是指傳統的“師承性學派”，因師承傳授導致門人弟子同治一門學問而可以形成“師承性學派”。《現代漢語詞典》的定義是：“同一學科中由于學說、觀點不同而形成的派別。”另一方面，以某一地域、國家、民族，或某一文明、某一社會、某一問題為研究對象而形成具有特色的學術傳統的一些學術群體，同樣可稱為“學派”，或曰“地域性學派”( 包括院校性學派)，或曰“問題性學派”，例如“布拉格學派”“法蘭克福學派”等。中國當代文學無論創作還是研究，都在統一的意識形態指導下，因此，不可能有相對獨立的文學流派或學派。因此，這里將近年來研究當代文學的一種新潮流概括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乾嘉學派’”，不過是一種比附而已。乾嘉學派已成過去，20 世紀90 年代關于“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的討論也早已煙消云散。但是，乾嘉學派百余年間大批飽學之士刻苦鉆研中國傳統文化，對于研究、總結、保存傳統典籍起到的積極作用卻沒有成為過去。這時，我們在期待當代文學研究在不斷有新聲新見的同時，也能不斷回到“過去”，發現未被發現的“歷史”，就超越了那種學術政治或學術的意識形態，而有了構建當代文學研究合理格局的嶄新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