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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水金關漢簡，地節三年（西漢宣帝地節三年，公元前67年）“閏月吏民出入關致籍”，是一份官吏、百姓出入關隘、渡口的名單，詳細記載了出入人員的姓名、職務、籍貫、爵級、年齡、出入時間，有的還記錄身高、膚色等。此類簿籍文書是研究漢代普通官吏、百姓姓名的第一手材料。

陳氏宗譜像圖，出自1988年版《義陳宗譜》。唐宋時期江州義門陳氏家族，創造了3900余口、歷15代、330余年聚族而居、同炊共食，是中國古代社會中人口最多、文化最盛、合居最長、團結最緊的和諧大家族。

西漢元帝時史游所作《急就篇》又稱《急就章》,為中國古代最早以人名為題材的著作。書影為明毛氏汲古閣刻本。

現代家庭對新生兒起名普遍重視，“一名之立，旬月踟躕”。歸其原因，在于傳統的多名制轉變為現代的一名制，傳統姓名文化體系中的名、字、號、室名等逐漸淡出人們視野，更鮮有人用地望、排行彼此稱呼，于是姓名就成為一個人最重要的社會符號。事實上，姓名文化有濃烈的族群情節和深厚的文化根脈，全面看待和傳承姓名文化，同樣是對傳統文化的弘揚和踐行。

姓名文化是社會變遷和民族融合的時代鏡像。甲骨文中商人多以甲、乙等天干為名。《淮南子·本經訓》載：“堯之時，十日并出。”十日之名，即我們今天熟知的“十天干”，也稱為“干十”，結合甲骨卜辭中商人對于日出、日落的祭祀活動，我們可以窺見殷商先民的太陽崇拜觀念。至周代，取名進一步復雜化。《左傳·桓公六年》記載了周人的取名與避諱原則，“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于物為假，取于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這些原則，至今仍有影響力。商周貴族以姓氏“別婚姻”“區貴賤”。至春秋戰國時期，姓與氏合一，成為個人及其家族的符號。姓與氏的融合代表了“禮崩樂壞”變革時代的來臨，更意味著平民階層的崛起。

至“布衣將相”的漢代，姓氏已不再是貴族的專利，平民百姓開始普遍擁有姓名。于是我們看到了以延年益壽為取向的“彭祖”“千秋”；以開邊尚武為理想的“廣漢”“定國”；以崇儒慕古為意趣的“孝謙”“忠信”“禹”“湯”等多元姓名文化的綻放。南北朝至隋唐時期，隨著民族融合的進一步加強，北魏孝文帝改鮮卑復姓為單姓，西魏宇文泰又改單姓為鮮卑復姓，至李唐王朝建立，通過賜姓名的方式加強與周邊少數民族的融合及拉攏北方藩鎮勢力，無疑為這一時期的姓名文化增添了額外的政治色彩。宋代儒學復興，姓名文化中敬祖延宗的宗法意識與“修齊治平”積極入世思想的回歸。近代以來，在中華民族面臨內憂外患時，一系列反映救亡圖存、凸顯民主革命意識的名字，成為照耀近代中國的光輝印記，更成為炎黃子孫不屈不撓拯救民族危亡時迸發出的時代強音。

姓名文化飽含著頑強的生命意識和血緣根脈。在姓名中融入對先祖的追憶與未來的期望，是一種生命意識的延續。正如屈原在《離騷》的開篇中所吟唱的那樣：“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這種在名字中追敘先祖的血緣命名形式，與今天哈尼族、景頗族等少數民族采用的父子連名制具有同樣的文化意義。因為姓名從產生的時刻起就代表了一種血緣繼承關系，表示家族成員之間血脈相連，表明生命基因綿延不絕。尤其是唐宋以來，人們按照“字輩譜”命名的方式，更彰顯出濃厚的宗族觀念和文化傳統，以姓名為載體，再由姓名接續成譜牒，最終編連成一個孝悌力田、薪火相傳的家族世系。于是，我們才能看到義門陳氏“萃居三千口人間第一，合爨四百年天下無雙”的千古美談，而留存至今的《義門陳氏宗譜》，依然記錄著這個“莊分七十二州郡天下無雙”的大家族的血緣根脈。

姓名文化寄托著執著的道德期盼和人生理想。中國傳統社會的泛道德主義傾向，要求個體的言行必須遵守社會道德價值的約束，名字亦成為貫徹道德倫理價值觀念的重要手段之一。從修身律己的個人品行，到詩書傳家的文化期盼；從勤儉耕讀的家族傳統，到安邦定國的濟世情懷。名字凝聚著先輩們對子孫后世的美好祝福，對道德理想的發揚與傳承。因此，一個人的名字一經選定，就不可輕易更改。《禮記·曲禮下》：“君子已孤不更名。”孔穎達解釋其為，因名字為父母所取，不輕易改名是對父母的尊重。但當先輩們給予的名字與自己的人生理想大相徑庭，甚至背道而馳的時候，更名以明志就成為一種關乎理想與信念的人生抉擇。著名教育學家陶行知原名文濬，因崇尚陽明心學“知是行之始”的觀點，曾用“知行”一名，但隨著其教育理念轉變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故改名為“行知”。從“知行知”到“行知行”，這看似微不足道的變化，折射出的卻是陶行知對于如何振興國民教育的畢生探索和哲學自省。徐特立原名懋恂，在目睹了舊社會的種種黑暗與不公后，毅然樹立起不入流俗、教育救國的崇高理想，于是“特立獨行，高潔自守”成為這位老革命家始終堅守的人生信條。

追求簡單、自由、個性，已成為當今姓名文化的主要趨勢，“女《詩經》，男《楚辭》，文《論語》，武《周易》”的取名傳統，亦被大眾重新重視。很多家長受到傳統道教和方術文化影響而堅持名字要與生辰八字、陰陽五行相結合，不僅給孩子的名字中充斥了很多生僻字，更給這種取名方式蒙上了一層迷信色彩，不少人甚至花費重金“改名開運”。這樣的取名方式并不可取，希冀一個“五行俱全”的好名字而獲得一帆風順的人生，這樣的思想也未免過于功利。

在姓名文化逐漸向傳統文化復歸的同時，我們更有必要深刻理解姓名文化的真正內涵，避免熱門詞語的過度堆砌和對古人名諱的刻意模仿。將優秀傳統文化與時代特征相結合，充分發掘姓名文化中蘊含的文化積淀、民俗資源、審美意趣。引典齊賢，尊禮重德，將姓名文化變成滋養一代代中國人高尚品格的文化沃野。

（作者：姜洋，系西北師范大學中國史專業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