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要用中國音樂的母語寫出老百姓喜歡的音樂，同時對外講好中國故事

今天這個年紀再看父親的畫，既感動又親切。父親趙望云是上世紀30年代中國畫改革開宗立派的畫家，他的作品面向大眾，一手伸向傳統，一手伸向生活。父親的這條路深深影響了我。我的音樂就是父親藝術觀和美學觀的延續。

1970年，我從西安音樂學院畢業，母親讓我和父親說一聲。那時，他正在地里摘棉花，我說：“爹，我畢業了，分得不好，讓我去戲曲團體。”父親說：“好事。你在學校學的都是西洋理論，真想寫出好東西，就得到民間去，那是寶庫，要老老實實在民間學。”父親的話深深植根在我心里，我在戲曲團體一待就是21年，秦腔、老腔、碗碗腔……我得以深入地研究民間音樂。加上童年時期父親就經常帶我看京劇、豫劇，與大藝術家往來，可以說，我一直被傳統文化、民間文化滋養著。

幾十年來，我在父親指引的這條道路上越走越開闊。我在山里采風，有些當地人認出我，還說出一些我作品的名字，這讓我很感動。創作者只有和老百姓平視，身入心入情入，作品才能被老百姓喜歡。在此基礎上，作品還要有技術含量，能體現創作者的藝術主張，進而和世界對話。也就是說，要用中國音樂的母語寫出老百姓喜歡的音樂，同時對外講好中國故事。電影《黃土地》插曲《女兒歌》今天已經被當成民歌傳唱，它來自民間又回到人民中間去，同時被寫入專業院校教材、唱出國門，這充分說明了“人民性”的力量。

象牙塔里的專業錘煉固然重要，但依然要回到生活中去，切身感悟中國這片土地最打動你的東西。那是一種愛，一種深情。我出生在甘肅平涼，自打滿月就一直生活在大西北。我喜歡那片土地的廣袤、大氣、蒼涼，更感受到那片土地的深沉和溫暖。我常常和學生們說，只有愛自己的文化，才能有真正的文化自信，愛的前提是去了解、去研究。我也常常和同樣從事音樂創作的兒子說，你爺爺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坐著牛車采風，風餐露宿，一走就是半年，能吃這樣的苦，是一種信仰，是對祖國深深的愛。到我這里也是這樣，父親用的是畫筆，我用的是音符。出去采風，除了聽音樂，我還會留心觀察當地人的吃穿住用行。一旦開始創作，這些潛移默化的影響就都體現出來了，這是對日常積累的化用。

藝術家不僅要繼承傳統，更要創造出觸動今人情思的新作，不能圖一時熱鬧。電影《紅高粱》里有一段音樂，我用36支嗩吶模擬人聲吶喊，嗩吶聲背后又有笙，采用了在當時被視為冒天下之大不韙的音塊寫法，效果非常強烈。彼時正是改革開放大潮剛剛掀起的年代，這段音樂恰恰直接體現了那時中國人內心的激情。

很多人評價我的作品民族性強，我寫電影《秦頌》音樂用編鐘、寫《菊豆》用塤、寫《紅高粱》用嗩吶。使用民族樂器是表象，最關鍵是既要有傳統藝術思維，又能通過配器把神韻表現出來。就像國畫重在留白、韻律，油畫重在色彩、透視，中國音樂獨有的氣韻是最重要的。

這種音樂的人民性、民族性同時也是世界性的。音樂語言不同、音樂形象的人生際遇不同，人性、人心是相通的。我深信只要作品是從自己心底流淌出來的，音樂結構和技術是很嚴謹的，作品就會打動人。室內樂《關山月》取名自樂府舊題，我受唐三彩樂俑啟發，以此為題表現絲綢之路的滄桑風云。這部作品和大提琴家馬友友合作，大提琴是游吟詩人，又具有跳躍性，能夠疊化畫面和思考。《關山月》美國首演后在全球巡演，很受歡迎。《第二琵琶協奏曲》是悉尼交響樂團委約作品，和琵琶演奏家吳蠻合作。協奏曲這一音樂形式是西方觀眾很熟悉的，但是琵琶協奏曲讓他們感受到完全不同的畫面和色彩，很中國。

這次來北京開會之前，我剛剛把電影《大話西游》里《蘆葦蕩的詠嘆》改寫成二胡與弦樂隊，更多的創作計劃還在等著我實現。家中兄妹們做美術的多，只有我在小學三年級就立志當一名音樂家，冥冥中有一種使命感。伴隨人生閱歷增長，這種使命感逐漸清晰起來，那就是創造中國自己的黃鐘大呂。我相信經過幾代人努力，中國音樂將在世界音樂之林中獲得應有地位，為人類音樂文明作出更大貢獻。

（本報記者徐馨采訪整理）

趙季平，作曲家、教授，1945年生于甘肅平涼。現任中國音樂家協會名譽主席。代表作品：《第一交響曲》《第二交響曲——和平頌》、大提琴協奏曲《莊周夢》、交響詩《霸王別姬》、舞劇《大漠孤煙直》、室內樂《關山月》等。先后為電影《黃土地》《紅高粱》《霸王別姬》《梅蘭芳》《孔子》、電視劇《水滸傳》《大宅門》《喬家大院》等影視作品創作音樂。獲中國音樂金鐘獎“聲樂作品大獎”，多次獲得“五個一工程獎”、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音樂獎、“飛天獎”突出貢獻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