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阿拉伯國家分布于非洲北部到亞洲西部的廣袤地帶里。按照一般的劃分，當代阿拉伯國家指的是北非的埃及、阿爾及利亞、突尼斯、摩洛哥、蘇丹、利比亞、毛里塔尼亞、索馬里等以及西亞的黎巴嫩、敘利亞、伊拉克、約旦、沙特阿拉伯、巴林、阿曼、卡塔爾、阿聯酋等，一共有二十多個國家。這些國家和地區通行阿拉伯語，大都信奉伊斯蘭教。而現代阿拉伯文學，指的就是這些國家的文學。

最近幾年，由于阿拉伯世界一些國家比如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埃及、約旦等，接連發生“革命”、戰爭、教派沖突和動蕩，使阿拉伯的現實問題成為當代世界的重要問題，阿拉伯地區也成為了世界矚目的新焦點。

阿拉伯世界有著非常復雜的矛盾交織的文化歷史、宗教政治、經濟社會問題，阿拉伯作家們是怎么解讀和看待正在他們身邊發生的事情的？他們是如何表達阿拉伯的歷史、宗教、文化、記憶、政治、戰爭和眼下的變革的？很多人包括我都很好奇。這也促使世界文壇，包括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們，對阿拉伯作家投以了更多的關注。

這其中，阿拉伯裔法國女作家阿西婭·杰巴爾（1936—）非常受矚目，她屢次成為被競猜可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而中國讀者對她的了解十分貧乏，她的作品也只有兩種中譯本，需要有更多關于她作品的介紹和評價。

在展開對阿西婭·杰巴爾的探討之前，我想起我見到敘利亞出生的黎巴嫩著名詩人阿多尼斯的情況。那是在2013年的8月13日，地點在北京師范大學，獲諾貝爾文學獎呼聲很高的阿多尼斯和2012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有一次文學對話。當時，北師大國際寫作中心還邀請了包括我在內的十多名中國當代作家、詩人一起參加對話，實際上，就是給莫言和阿多尼斯助陣和“打醬油”。

期間，我向阿多尼斯提了一個問題：“作為一個敘利亞大詩人，您怎么看待眼下的敘利亞的亂局？”我說的“眼下的敘利亞的亂局”，指的是敘利亞的巴沙爾政權不斷地與反政府軍交戰的亂局。電視上，那些被炸毀的房屋、死去親人的人的哭號、蒙面的反對派軍人、儒雅但強悍的巴沙爾、西方大國政客們的指責，這些面孔和情形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也不知道敘利亞到底發生了什么。阿多尼斯的回答讓我記憶猶新，他說：“你問到這個問題，我想，我是在兩座墳墓之間徘徊。”他頓了一下，“是的，就是兩座墳墓。一個是巴沙爾政權，這是一個腐敗和專制的政權，但另外一座墳墓就是那些反對派。他們使用暴力，攻擊巴沙爾政權的同時也傷害了大量無辜百姓，最重要的，是在他們的背后，都是美國、英國等西方大國的勢力。所以，反對派也是一座墳墓。我就是在這兩座墳墓之間，游走，徘徊。”

阿多尼斯的回答讓我印象極其深刻。他敏銳地察覺到了敘利亞的現實困境，表達出詩人的智慧和憂慮。

我興致高了起來，又問他：“那您覺得阿拉伯眼下發生的事情，未來的出路在哪里？”

他給我講了幾點：“阿拉伯世界未來的出路有三個，一個是政教分離的政權，第二個是男女的平等，第三個是擺脫西方政權的影響。”他還說，對于一個作家來說，“語言就是我的故鄉和國度，文學最終超越了政治，才能獲得永恒性。”

阿多尼斯的回答讓我十分感動。因為他重點談到了阿拉伯世界的男女平等問題。這個“國破山河在，四處攜詩走”的當代阿拉伯大詩人，飄揚著一頭灰白的卷發，睿智的目光和祥和的面容讓我難忘。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一個阿拉伯世界的文學家的情形。

由此，談到對阿拉伯文學的印象，我必須承認，在當代語境和環境里，阿拉伯文學對中國文學基本沒有構成太大影響。當然，古代阿拉伯文學的那些經典還在發揮作用。埃及有幾個作家，比如馬哈福茲，黑托尼等男作家，對中國有一定影響。像阿西婭·杰巴爾這樣用法語寫作的阿拉伯女作家，則影響甚微。但據我所知，阿拉伯女作家近些年的寫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績。

2000年，黎巴嫩的女學者卜塞娜·舍阿班出版了一本《阿拉伯婦女小說100年》。在這本書中，卜塞娜·舍阿班先從公元7世紀到9世紀那兩百年談起，證明在那個時期，就有不少阿拉伯女作家寫下了很多杰出的散文、小說、故事、詩歌、諺語和論辯文章，但她們的作品基本上被以男性為主導的阿拉伯文學史的寫作和出版“從歷史的賬本中刪掉了”。比如，官方欽定的阿拉伯文學史認為，穆哈默德·侯賽因·海卡爾的《宰納布》是第一部阿拉伯長篇小說，可卜塞娜·舍阿班以有力的證據，證明了《宰納布》之前已經有13部阿拉伯女作家創作的長篇小說出現了。同時，很多當代阿拉伯的女作家、女詩人，已經擺脫了私人性話語的書寫，不僅僅把目光放在家庭、孩子和廚房之中，而且參與到男性作家才喜歡的“宏大敘事”當中，積極地對阿拉伯世界所有的社會問題、政治問題表達態度。

比如生于1942年的科威特女詩人蘇阿德·薩巴赫寫的詩歌。她是政治經濟學博士，精通英語、法語；從1961年到現在，出版了18部詩集，深刻地呈現了阿拉伯女性的處境和狀況。而敘利亞女作家哈黛·薩曼、巴林女作家法姬亞·拉希德、哈娜·謝赫，她們的作品從歷史、現實和哲學的角度，探討了阿拉伯世界朝向現代的艱難轉折，并從女性的私人視角和話語走向了“宏大敘事”，收獲了耀眼的文學成果。

進入21世紀之后，又有更多的阿拉伯女作家引起了世人矚目。比如，出生于1932年的敘利亞女作家戈瑪爾·凱伊萊尼創作的長篇小說《漩渦》描述了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帶給阿拉伯世界的挫敗感；出生于1942年的哈黛·薩曼以長篇小說《十億之夜》，描繪了黎巴嫩曠日持久的內戰如何被軍火商、政客、毒販和軍人所操縱，小說還塑造了一個性無能的男性學者形象，他面對社會亂局和女性，都是無能的。

出生于1953年的阿爾及利亞女作家艾赫拉姆·穆斯塔尼米，則從1993年起陸續出版自傳體三部曲《肉體的記憶》、《感官的紊亂》、《床幃的過客》，描繪了那場影響深遠的阿爾及利亞獨立革命后真實的阿爾及利亞社會現實，不僅發行量達到了幾十萬冊，還獲得了以埃及大作家馬哈福茲命名的文學獎。

巴勒斯坦問題也是一些女作家喜歡的題材。生于1952年的黎巴嫩女作家胡黛·巴拉凱特的長篇小說《禁止歡笑》，描繪了一個有潔癖的、對政治和戰爭完全不敏感的男人。屋外一旦發生爆炸和戰斗，他則把自己的屋子打掃得更加整潔，而他那混亂的男女關系也成了他那整潔的屋子的一種反諷。這部小說女性視角的犀利、黑色幽默和諷刺，著實讓我感嘆。

同為黎巴嫩女作家，1946年出生的哈米黛·娜娜以長篇小說《眼中的祖國》，描繪了一個巴勒斯坦女性移民在中東背景下的困難處境。

從女人和性的角度書寫阿拉伯世界問題的，當屬埃及女作家納娃勒·賽阿達維，她出生于1930年，如今已經有80多歲了。她一共出版了45部小說，其中27部被翻譯成英文。因為學過醫，她的作品大都觸及到女性的身體意識。1957年，她出版了長篇小說《女醫生回憶錄》，引起了軒然大波。宗教、政治、女性的禁忌使她成為了埃及社會的名女人，她被激進的伊斯蘭組織攻擊，被世俗的法律律師告上法庭，丈夫也提出離婚，埃及當局逼迫她在其他國家流亡。2009年，79歲的她還出版了《裝飾小說》，顯示了她作為女權斗士的旺盛創造力。

此外，出生于1963年的埃及女作家薩哈爾·穆吉1999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大爾雅》塑造了一個非常杰出的女詩人的一生。1968年出生的埃及女作家米塔哈維的小說《布魯克林高地》于2010年獲得了第五屆馬哈福茲文學獎，小說很深刻地描繪了東西方關系，在歐美也受到了歡迎。

上述阿拉伯女作家的確是如今阿拉伯文壇非常亮麗的風景。阿西婭·杰巴爾也屬于阿拉伯世界走出來的女性杰出作家中的一員。不同的是，她是作為“無國界作家群”中的一個，她用法語寫作，但她在各個方面都以自己的方式，與上面我所談到的阿拉伯其他女作家遙相呼應，從而形成了阿拉伯世界女性作家的共同的、獨特的風景。

二

阿西婭·杰巴爾1936年生于阿爾及利亞的海岸小城謝爾謝勒，本名法蒂瑪-佐哈·伊瑪拉耶。小時候全家居住在靠近米蒂賈的一個小村莊，父親是小學的法語老師。后來，她在卜利達的寄宿學校上中學。1955年，18歲的她被巴黎著名高等學府——巴黎高等師范學院錄取，成為該校的第一位阿爾及利亞女性。我記得，薩特等很多當代法國文學大師和哲學家，都是畢業于這所學校的。

她很早就開始寫作。我曾經偶然在網上看到她的一首短詩，寫于她20歲，題目是《給太陽的詩》：

從碧玉的牢籠/我把日子解放/它像激流的泉水/滑過我的指尖/從海的墳墓那里/我把夜晚解放/它像雨的外套/把我籠罩/從大地的床鋪/我解放天空/在驕傲的閃電中/太陽飛向了王座/在世界的舞臺上/我投擲太陽/它投下的影子/如此深厚/以至于失去了律法的保護

從這首詩就可以看出來，阿西婭·杰巴爾的浪漫情懷，和那種渴望自由和解放的心聲。而這一點，在深受傳統文化、男權壓迫和習俗偏見影響的阿拉伯女性的內心里，都埋藏得很深。只有她表達得這么熱烈。

作為第一位被巴黎高等師范學校錄取的阿爾及利亞女子，在巴黎，她并沒有得到一張安靜的課桌，因為，此時的阿爾及利亞戰爭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作為一個阿爾及利亞人，似乎很難不受到影響，阿西婭·杰巴爾也參加了學生的罷課運動。同時，她用了兩個月的時間，寫出了處女作長篇小說《渴》。在自己的手頭擱了一段時間，到了1957年，她不顧父親的反對，以筆名阿西婭·杰巴爾出版了小說《渴》，這時她還不到22歲。

這部小說的內容是很大膽的。小說寫了一個姑娘，為了使她的男朋友更迷戀自己，就試圖勾引他人丈夫，來引起男朋友的嫉妒，并體驗一種復雜的感受，就是說，她實際上希望自己主宰自己的情感。于是，在愛情故事的表層之下，阿西婭·杰巴爾對女性的心理分析是深刻而細膩的。小說出版后受到了廣泛好評，當時在法國受歡迎的程度，簡直可以與薩岡的《你好，憂愁》相提并論。

1958年，阿西婭·杰巴爾出版了自己的第二部長篇小說《急不可耐的人們》。這部小說通過一個家庭內部發生的故事，揭示了阿爾及利亞的社會問題和女性問題：

少女戴麗萊從小父母雙亡，由長兄和繼母萊拉監護和撫養。父親將家庭財產揮霍殆盡，死后僅僅留下一所大房子。繼母萊拉對戴麗萊的監管很嚴，處處限制她的自由。戴麗萊在家中感到十分壓抑。她決心通過上大學走出家庭。她考上了大學。在學校里，她愛上了賽里姆，但又覺得這愛是可怕的，因為這超越了傳統習俗——在阿爾及利亞，婚姻都是父母協商和包辦的。繼母萊拉正是由于恪守婦道，才獲得大家的尊重。

有一天，賽里姆無意中對戴麗萊說起，在大學一年級的時候，班上忽然來了個美麗的農村姑娘，大家都喜歡她。可每當她愛上一個人，那個男生的家長就迫使兒子和她斷絕關系。她受到了很大的刺激，便和許多男生濫交，發生性關系，他賽里姆也是其中一個。但他怕愛上她，后來也和她斷絕往來了。最后，那個女人嫁給了一個剛剛死了妻子的有錢人。不久，丈夫就死了。這個女人的名字叫萊拉。

賽里姆根本不知道，萊拉就是戴麗萊的繼母。后來，戴麗萊和賽里姆一同來到巴黎求學。臨走時，戴麗萊為了發泄萊拉對她多年的壓抑，對萊拉講了賽里姆告訴她的一切，指出萊拉一直生活在假面下。萊拉崩潰了。

賽里姆后來知道了這件事，覺得對不起萊拉。他從巴黎回到了阿爾及利亞，這時萊拉已經嫁給了一個商店老板。賽里姆去和萊拉幽會，結果被她的丈夫發現。在他們幽會的時候，那個男人拔出手槍，將賽里姆和萊拉都打死了。

這部悲劇性長篇小說頗受好評，讓讀者記住了阿西婭·杰巴爾這位年輕的北非女子。

同一年，阿西婭·杰巴爾嫁給了一位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戰士，他叫艾哈邁德·烏爾德-魯伊斯（兩人后來離婚）。婚后，阿西婭·杰巴爾與丈夫離開法國，一起來到突尼斯。一年后，她前往摩洛哥的拉巴特大學，研究和教授馬格里布國家現代歷史，同時，她寫小說和文學評論，也搞翻譯，還兼做記者和播音員，導演了幾部電影，是一個跨界的、非常活躍的公共知識分子。

她很快也離婚了。早期的動蕩的生活并沒有使阿西婭·杰巴爾停下筆，她接下來還將波瀾壯闊的阿爾及利亞戰爭納入了作品的背景中，去呈現阿爾及利亞婦女的生存狀況。1962年，阿爾及利亞獲得獨立后，她出版了長篇小說《新世界的兒女》，這部作品奠定了她在文壇的地位。

《新世界的兒女》以阿爾及利亞抵抗法國的戰爭為背景，描寫了一個農村小鎮上人們的生活。這里的人們一直生活在傳統中，各有各的家庭和個人問題，但當民族解放事業需要他們的時候，他們會義無反顧地挺身而出，哪怕犧牲生命。小說塑造了謝麗發、萊拉、薩莉瑪等眾多鮮明的女性形象，令人難忘。她們是解放戰士們的堅強后盾，是阿爾及利亞人民的化身。一句話，她們是未來新世界的真正兒女。這是小說點題之處。

1967年，她的長篇小說《天真的云雀》問世。這部小說依舊以一個阿拉伯女性的覺醒和反抗家長制為主題，展開了主人公的愛情以及戰爭、歷史和現實之間的復雜關系。

1969年，她與劇作家沃利德·法爾恩合寫了四幕劇《鮮紅的早晨》，這也是描寫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戰爭的，劇作塑造了阿爾及利亞不同階層的群眾與游擊戰士的群像，以及他們互相配合、進行抵抗斗爭的場面，也有人性的深度和悲劇性的結局。

不過，接下來的十年，她投身到了電影的拍攝里。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她的興趣轉向了電影，一干就是十年。阿西婭·杰巴爾對這段拍電影的經歷是這樣解釋的：“我假期到了阿爾及利亞山區和農村訪問，我與農民和村婦接觸、交談，我了解了他們的生活需求和面臨的問題。我發現也許用電影和紀錄片的方式，把他們的生活記錄下來，會更有表現力，也會讓更多的人了解和關心他們。”

在那十年里，她曾經在多部電影和紀錄片中擔任助理導演，又獨立執導了電影《切奴瓦山女人們的樂聲》，在威尼斯電影節上獲得了一個獎項。她執導的第二部電影是一部紀錄片，叫做《遺忘之歌》，獲得了柏林電影節的最佳歷史紀錄片獎。

這使她獲得了一些拍電影的成就感。但她又發現，文學和語言喚起的想象要更久遠，于是，她重新開始了寫作。

她說：“當我拿起筆重新寫作的時候，我發現我更加成熟了，我對問題的認識也更深刻。因為，通過影像藝術，我看到了文學那無比深邃的抵抗時間的魅力。”

三

經過了十年文學寫作的沉寂和電影生涯的拓展，1980年，她又出版了一部短篇小說集《房間里的阿爾及爾女人》。這部小說得名于法國畫家德拉克羅瓦的油畫《阿爾及爾女人》。在這部作品中，她嘗試了新的風格，以短篇連綴的方式，結構了一部也可以算是長篇小說的作品。

在20世紀70年代，她曾經對古代阿拉伯語下過一番苦功夫。在她重新撿起筆時，便把阿拉伯語的聲調和節奏融入了法語寫作，使她的法語表達別具風味。此外，在這部作品中，她還使用了電影蒙太奇的剪輯手段。這部小說在2002年又出版了修訂版，她加寫了一些今天的阿爾及利亞女性的生存狀態，使整部小說獲得了在時間中生長的景象。

1985年，她出版的《愛情，魔幻》結合了她自身的經歷，描寫了阿爾及利亞受法國殖民統治的歷史和獨立解放運動的復雜性。《愛情妖魔》也被列入法國的書評家皮沃編寫的《理想藏書》中。皮沃指出，該書“揭示了雙重的壓迫：阿爾及利亞被法國壓迫，女人被男人壓迫。作品同時揭示了一個成為作家的阿爾及利亞女子（指阿西婭）的悲劇——她與那些諳熟方言的姐妹分割開來”。獨立前，阿爾及利亞一些作家用法語寫作，來言說阿爾及利亞的現實。今天，這些作家竟然成了被原教旨主義者、恐怖分子打擊和暗殺的對象。在他們眼里，這些與西方文化聯系的作家是叛國者。

阿西婭說，斗轉星移，阿爾及利亞獨立后到現在，發生了很大的變化。20世紀90年代初起，阿爾及利亞頻頻出現恐怖活動和暴力事件，噬痛著阿西婭的心。許多知識分子，尤其是用法語寫作的作家、詩人遭到暗殺，其中就有她的朋友。她再也不能沉默了。她是因為極度沉默才創作的，無論是對阿爾及利亞獨立前的社會現實，還是對它今天發生的事情，都是在極度沉默后無法再沉默而寫作的，而她的寫作不光將自己，也將阿拉伯女性從靜默中喚醒。這部作品與1987年出版的《土耳其后妃之影》，1991年出版的《遠離麥地那》，1993年出版的《一個阿爾及利亞的夏天》，1994年出版的《我的遙遠的牢獄》共同構成了一個系列，可以看成是阿西婭·杰巴爾的小說四部曲；就像是四個側面，從歷史和現實的層面，反射出一個五彩紛呈的北非阿拉伯世界。

阿西婭·杰巴爾說，法語是她的文學母語。她的作品常常以婦女為寫作對象，涉及到了她們的獨立人格、性愛、家庭以及與男人的關系。她廣泛關注女性所面對的所有障礙，具有強烈的女權主義傾向。她的很多作品都充滿對阿拉伯婦女權利的吁求，為她在世界范圍內贏得了廣泛的贊譽。

1996年，她又出版了長篇小說《阿爾及利亞白種人》。小說描寫了那些后來被極端宗教分子殺害的阿爾及利亞的知識分子生前的生活，他們的思想、行為和創作。在小說中她還從這些知識分子的被殺、坐牢和逃亡中，追溯阿爾及利亞獨立前的歷史，以及獨立后的遭遇，揭示產生悲劇的真正原因——阿爾及利亞的革命并未完成，阿爾及利亞還是一個“未完成”的國家。

阿西婭·杰巴爾是一個多產作家。除去在20世紀70年代從事電影創作的十年，她幾乎每年都要出版一兩部作品，加起來出版了二十多部長篇小說、小說集和文學評論集。近年來，阿西婭·杰巴爾出版的還有長篇小說《斯特拉斯堡之夜》（1997）、散文集《常駐我心的聲音》（1999）。1999 年，她還出版了小說《約瑟夫的美麗》，2000 年出版自傳體作品《伊斯蘭的女兒及暴風雨》。

進入21世紀以來，阿西婭·杰巴爾的創作仍舊十分活躍。2001年她出版了小說《Aicha和伊斯蘭女孩》。2002 年出版小說《沒有墓地的女人》，出版了修訂版的《房間里的阿爾及爾女人》。2003年，她又出版了論著《法語的消失》。2007 年，71歲的阿西婭·杰巴爾寶刀未老，出版了小說《父親在女兒的生活中》。

生活上，阿西婭·杰巴爾在離婚多年之后，1980年與阿爾及利亞詩人馬雷克·阿羅拉再婚，并定居在巴黎。后來，她又在法國和美國兩地間往返，擔任過美國路易斯安娜州法語研究中心主任，還是比利時皇家法語文學院院士，阿西婭·杰巴爾也是美國紐約大學的法語文學教授。

阿西婭·杰巴爾近些年名聲看漲。1996年因為“對世界文學所作出的突出貢獻”，她獲得了美國紐斯塔特文學獎。1997年，她還獲得了阿爾及利亞尤瑟納爾文學獎。2000年，阿西婭·杰巴爾獲得了歐洲一個很重要的文學獎——德國法蘭克福書展期間頒發的德國“書業和平獎”。

這是很重要的榮譽。德國“書業和平獎”每年在世界范圍內評選一位獲獎作家，體現了歐洲的人文價值，但也有很政治化的傾向。德國“書業和平獎”授予阿西婭的原因，是：“她給歐洲現代文學增加了馬格里布的聲音。她在健全民主、實現和平及使各種文化互相了解方面，帶給了阿爾及利亞以希望。”這年的 10月22日，在德國法蘭克福的圣保羅教堂，舉行了簡樸而隆重的頒獎儀式，德國總統出席了頒獎典禮。在她之前，已有很多著名作家和詩人獲得了這個獎項，比如墨西哥偉大詩人、1990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奧克塔維奧·帕斯，土耳其作家亞薩爾·凱末爾（著有《瘦子麥麥德》等小說），塞內加爾詩人桑戈爾等等。阿西婭·杰巴爾是第一位獲得此獎的阿拉伯作家，是第二位獲得此獎的非洲作家，又是第六位獲得此獎的女性作家。

在頒獎典禮上，阿西婭·杰巴爾說：“我不是那種把事情簡單化，只為讀者提供假期在南部海濱消遣的書的作家。”關于得獎，她說：“我不代表非洲人，也不代表阿拉伯人，代表他們太沉重，是要承擔巨大責任的。作家的基本任務，不是代表一個‘人民’，或一個民族，而是在作家為自己選擇的道路上，獨自持續前進。”

幾年后，法國最負盛名的文化機構——法蘭西學院里，在2006年6月16日這一天，正式接納阿西婭·杰巴爾為法蘭西學院建院370多年以來，第一位阿爾及利亞院士。阿西婭·杰巴爾因此進入了聲名永不隕落的“不朽者”圣殿，她是北非三國獲此殊榮的第一人。從典禮現場的照片上看，阿西婭·杰巴爾在學院的座位，恰好就在2002年成為首位華裔院士的文學家程抱一的旁邊。

阿西婭·杰巴爾屬于在法國居住，用法語寫作的作家。也就是說，屬于眼下的“無國界作家”群中的一個。她雖然與祖國長期分離，但是經常游走于阿拉伯和西方世界，她所使用的法語，也沒有割斷她與祖國的聯系。正如阿爾及利亞評論家哈·卡塞姆所指出的：“我們看到，雖然阿西婭·杰巴爾的作品使用的語言是法文，但是精神、感情卻是阿爾及利亞的，而且，多數都是反抗法國殖民主義者的。這些作品傳播到北非的阿拉伯馬格里布各國，傳播到法國和其他說法語的國家，甚至傳播到歐洲、美洲和亞洲，她的影響是世界性的。”

目前，她長期居住于法國，并在歐美和非洲到處游走。她被認為是北非地區最杰出和最有影響力的作家之一，并且成為近年來諾貝爾文學獎的熱門候選人之一。她的作品被翻譯成二十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國出版。

可以說，阿西婭·杰巴爾喚醒了阿拉伯女性的沉默，也喚醒了世界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