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近年來，在漢語學術圈內，對五四新文化/新文學運動的研究依然是引人注目的熱點之一。在海外中國學研究界，除了少數華裔學者之外，對新文化/新文學運動的研究興趣卻日漸寥落，甚而出現了“將五四去中心化”（Decentering the May Fouth）的趨勢（王晴佳《五四運動在西方中國研究中的式微？》，《北京大學學報》2009年第6期）盡管如此，我還是“不識時務”，在完成博士論文之后，仍選擇以新文化運動為對象，通過對民初政論雜志的梳理考辨，來思考“新文化運動是如何起源”這一問題。換言之，我的意圖是希望以以小見大的方式，來寫作一段新文化運動的“前史”。如此對新文化運動情有獨鐘，并非因為我對當下史學研究的潮流懵然無知，也不是因為羈絆于思想史研究的固有套路中無法自拔，而是因為在我看來，五四對當代中國學人的意義并未消散，它依然是一個非常“中國化”以及個人化的問題；“將五四去中心化”并未全盤瓦解五四的歷史價值，反而凸顯出，即使在新的研究范式和文化語境中，新文化運動依然是反思的前提、對話的目標以及無法回避的歷史存在。

然而，如何提出新的問題？汪暉的一段話引起了我的注意：

在1915年復辟的背景之上，《新青年》高度關注共和的成敗，但卻拒絕直接討論國體和政黨等所謂“政治”問題（就成員而言，其實未必），轉而將青年問題、婦女問題、家庭問題、教育問題、勞工問題、人口問題、語言和文學問題置于討論中心，不但修改了那種將政治僅僅局限于國體與政黨等層面的格局，而且為新的政治營造了基礎。政治范圍的擴展也為反思新政治的異化提供了持續批判和異議的資源。（《異議的困境與必要性》，《天涯》2009年第2期）

汪暉這里提到的“政治”當然是一個值得討論的、有待于進一步確定的概念。即使《新青年》真的如同汪暉所言，以不談政治為“新的政治營造了基礎”，也應該是并非有意為之，洪憲時期惡劣的輿論環境或許才是他們避談政治的直接和現實原因。也就是說，策略性是《新青年》創辦者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是，汪暉在此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什么才是政治，什么又不屬于政治？重新理解“政治”，對我們重新解讀清末民初的政論雜志無疑是非常重要的。毫無疑問，晚清以來的政論雜志一直將國體、政體、政黨、議會、憲法等現代政治中的基本命題作為討論的主要內容，這也導致了晚清以來知識界話題“政治化”的特點和傾向，但是，如果跳出狹義的“政治”定義，我們會發現，晚清民初的政論雜志關于美學、文學、語言、家庭、婚姻這些屬于文學藝術或私人領域的討論，其實都可以歸之于廣義的“政治”，都可以視為視為某種政治的表現。對社會、思想問題和文化（文學）問題的重新發現和討論，其實是民初知識分子在特殊的歷史情境中政治參與的一條途徑。

然而，這又帶來了一系列新的問題：政論雜志的“廣義的政治表達”對于新文化運動有怎樣的意義和關系？應該怎么理解這些政論雜志內容的多元化和復雜性？我們是否可以從知識生產的角度來理解它？在同一本雜志上的政治論說和文學文本之間，是一種怎樣的關系？“政治”與“小說”之間（聯系到清末翻譯的日本政治小說），僅僅只有前者對后者的利用關系嗎？政論文體的演變是否也是一種政治？最后，政論雜志在民初的大量涌現究竟意味著什么？它們在五四中后期的忽然消失，是否又蘊含著知識分子對自己的反思？

對于這些廣義的思想史命題，如果按照固有的從觀念到觀念的推演過程去論證，可能事倍功半，勞而無功。反之，如羅志田在談到學術史研究的思路轉換時所言：“唯有時稍轉換視角跳出文本之外，則片言也可獲殊解。”（《昨天的與世界的：從文化到人物》，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45頁）。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來說，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生并不是孤立、偶發的歷史事件，相反，可以視作此前長時間的知識（思想/觀念/意識）積累的產物。正是這些“知識”與新式教育、出版傳媒等社會性因素共同構成了新文化運動得以發生的必備的一整套資源譜系。以《東方雜志》、《大中華》、《甲寅》、《新青年》為代表的民初政論雜志，本身既是這種資源譜系的一部分，同時又直接提供了新的知識。這些政論雜志對“國體”、“民主”、“憲政”、“法治”等政治問題的討論，實際上是為新文化運動進行了理論上的準備。從對西方政治理論和中國政治現狀理想化的描述，到后來對民主憲政理論的多維度反思，都是從否定之否定的角度引出了五四新文化的諸多重要命題，如從國家架構中的民主到以社會為本位的民主（社會性的民主）等等。五四新文化最終從“民主”理論中衍生出反民主，從憲政架構下的民主主義走向以社會為本位的激進的大民主，與此不無關系。

正由于這樣，從較為傳統的研究視角——這里我指的是啟蒙視角——來看，像《甲寅》、《大中華》、《正誼》等民初政論雜志，甚至更早的《清議報》、《新民叢報》等改良派刊物，都不應像通常那樣被視為新文化的批判對象，而是廣義上“民初啟蒙運動”的組成部分。因為從知識積累的角度來說，這種政治性的啟蒙，同樣意味著新知的輸入。正因為如此，《甲寅》雜志在政治理念上的“新”就與在文化理念上的“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這種狀況也就不難理解了：它并非表明《甲寅》天然就處于保守主義的文化立場，而是恰恰說明作為一個整體的中國現代啟蒙運動的重心，在這一階段合乎邏輯的、同時無可避免地處于政治啟蒙階段，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當然選擇（除了魯迅等少數先覺者在更早階段提出了“立人”的目標）。只有在經過這一歷史階段之后，《新青年》才會在《甲寅》的停刊與“甲寅作者群”的解體中誕生，新文化運動也才會水到渠成。

以《甲寅》、《新青年》為代表的一批政論雜志，參與并主導了這一時期知識生產的過程。這些政論雜志既是政治的（參與實際政治斗爭），也是文化的、思想的（廣義政治），更是知識的（深刻地介入了清民鼎革之際的知識生產）。這些雜志上發生的討論，在晚清民初新知識生產機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政論文體的變化，也在古文/散文演進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的作用。在這樣的理論架構中，政論雜志對于傳統“清議”向民初現代輿論的轉化、新知識分子群體的形成以及民初新知識生產機制的復原等問題的意義逐漸彰顯，其本身傳述的政治觀點和理想是否能夠成立，反倒顯得不是那么重要。

首先，近代政論雜志作為輿論的主要表現形式以及公共領域中的特殊結構和主體，作為新知識分子的一種典型交往模式，改變了原有的知識生產方式，從而為新文化的發生奠定了基礎。

清末民初數十年的輿論參與，使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和功能發生了改變：從輔佐型的“帝王師”到獨立的、公共性的“社會人”（學術的、社會的、為民眾代言的）。當然，仍然有一部分知識分子處在政治體制之內，但在體制之外已經出現了報刊、學校、書局、學會、公益性組織等流動的生存空間。隨著民間社會的發展，體制外知識分子也逐漸分化，出現了學術型精英（現代學院派知識分子的前身）、社會型精英和為民眾代言型的精英。必須承認，由于新式教育施行不久，新知識、資源的生產和積累都局限于一定的范圍，換言之，只有一定的社會階層才能成為這些知識的直接被影響者和受益者，民眾在知識生產過程中的下游狀態并未得到根本改變。但是，近代輿論的出現和報刊的廣泛傳播，畢竟使得知識分子可以在權力體系之外獲得自身價值，使他們可能與下層社會建立更廣泛的聯系，并從輿論的公共性獲得改造社會的力量。

知識分子存在方式的改變直接影響了知識生產的方式。如果說新文化運動主要是由中國的精英知識分子發動并推行的，那么，分析并描述1911年之后的中國社會是怎樣在一種完全不同于傳統帝制的共和體制下（不論這共和體制是多么名不符實）選擇并組合這些精英，應該不是毫無意義的。這個問題還可以有另一些問法：如果說新文化運動的核心部分是新文學，那么為什么新文學的倡導者不是來自文學領域（既不是來自桐城、選派等舊派文學圈子，也不是來自鴛鴦蝴蝶派，也不是來自于王國維、林傳甲等文學研究者）而是來自于其它領域（法律/政治/哲學/邏輯）？換言之，文學的變革為什么是依靠其他知識背景的知識分子而不是文學家的推動而成功？這些知識分子各有自己的專業領域，他們對于文學都有所了解，但并不是文學家（至少在剛剛開始鼓吹新文學時還不是）。他們為什么會成為文學這一領域的知識生產者？在知識的生產角度上，我們應該怎樣理解其他知識領域對文學的強行進入和強行改寫？這些新文學的提倡者在中國知識界第一次的亮相，往往是以政論家的面貌出現——不應忘記，《新青年》作者群的首次集體亮相并不是為了討論什么文學問題，而是出現在《甲寅》上——原因何在？所有這些，也許就是我探討清末民初的政論雜志與新文學關系的最初動因。

社會學家柯林斯提出了知識的傳承和創新的解釋模型——互動儀式鏈理論和網絡結構理論。他認為，“學術群體、師生鏈條，同時代的競爭對手，是他們共同構成了結構性的力場，學術創新就是在這里面發生的。”（柯林斯：《哲學社會學：智識變遷的全局理論》） 有學者進一步解釋：“這個力量的結構場域就是知識分子社區。在這個知識分子社區里有他們自己的互動儀式。智識活動是通過這些儀式發生的。互動儀式鏈由文化資本，情感能量和分層的網絡結構組成。沒有知識分子社區，對知識分子來說，要有創新的智識活動如果不是不可能的，也是非常困難的，沒有知識分子社區，形成不了知識分子網絡。但是，根據柯林斯，包括代內和代際的知識分子網絡對思想觀念的提出是不可或缺的。”（陳心想：《知識的傳承創新與知識分子社區》，《讀書》2004年第11期）實際上，柯林斯強調的是交流和對話對于知識生產的作用。不論是知識分子的互動、知識分子社區或是網絡結構，都為觀念的交流和對話提供了平臺。柯林斯主要以這一理論分析古希臘以來世界范圍內哲學思想的生成。但我認為，這一理論對于闡釋以十年為單位的微觀歷史現象（相對于數百年）同樣有效。為什么幾乎全部中國近現代重要知識分子都出現在晚清至五四的大約三十年（一代人的時間），而這三十年為什么成為中國近現代知識生產的黃金時代？以柯林斯的理論來看，清末民初知識生產的迅速增長，與這一時期知識分子網絡和知識分子社區的蓬勃發展有直接而密切的聯系。例如俞樾——章太炎——章門弟子的師生鏈條，以萬木草堂為中心的維新派知識分子網絡，包括《新民叢報》、《民報》等論敵在內的東京知識分子社區（從表面上看，論戰非常激烈，彼此視若仇讎，但從知識的傳承和創新來看，這既是觀念的競爭，也是一種有效的交流，并且促進了知識的生產）、英美留學生群體、以上海為中心的近代知識分子網絡、以蔡元培為中心的浙江籍新知識分子群體等等。根據不同的線索和標準，可以劃分出不同的知識分子社區，但它們都是有意義的。其中，公共領域的出現，創造了一種知識分子的新交往場域。在各大都會，學堂、報館、酒家、茶肆、番菜館甚至妓院都成為知識分子交流溝通的場所，各種團體、集會也日趨活躍，提供了更廣泛的思想言論交流的空間。因此，近代報章的流行直接導致了一種以刊物為中心的知識分子社區的形成，梁啟超系統的《庸言》、《大中華》與章士釗、陳獨秀主導的《甲寅》、《新青年》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那么，政論雜志又是怎樣建構知識分子社區的？一方面，雜志的公共性使意見的表達和交流成為可能，圍繞雜志，讀者與編者、讀者與讀者之間形成了“知識共同體”，這在《新青年》表現更明顯。因為能夠讀書讀報者、特別是喜讀某種書報者，其知識背景、思想觀念也應比較接近，有助于一個有共同思想傾向的知識分子群體的形成。這種“虛空的共時性”（本雅明語）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新青年》何以在短時間內產生如此廣泛的影響。通過《新青年》這個平臺，具有比較相同的思想和文化理念的新知識分子集合在一起，組成了一個松散而富于彈性的網絡。這些來自不同地區的民間的意見和觀念通過編輯者的組織和選擇，凝聚為一種聲音和輿論，并在全國范圍內逐漸傳播開來。另一方面，雜志作為公共言論空間，對爭論的容忍使不同意見得以共存。異質思想的對立、沖突、反駁，觀點之間的公開競爭，立場的種種差異，都是知識生產必不可少的條件——“盡管流傳的神話與此相反，大多數知識分子不能在孤獨中創作自己的作品，他們需要和同行進行辯論和討論，以形成自己的思想。”（劉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項社會學的考察》，第4頁）盡管這些政論雜志有時仍不免有門戶之見，但就本質而言它們更歡迎爭論，有時甚至主動挑起爭端。激烈的論戰不僅能夠吸引同道中人，也能夠牢牢地吸引對手的注意力，從而將競爭對手納入自己的知識網絡之中。

需要注意的是，和其他類型的知識分子網絡/社區一樣，圍繞刊物形成的知識分子社區也是動態而不穩定的，隨時可能發生分化、解體和重組。圍繞《甲寅》而形成的知識分子社區以章士釗組織領導者，當刊物停刊、章士釗投身仕途之后，這一社區隨即解體，并在原有作者群基礎上形成以《新青年》為中心的知識分子社區。其中陳獨秀與胡適分別扮演著結構組織者與學術組織者的角色。當陳獨秀試圖擺脫原有的知識分子網絡，重建新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社區的時候，原有的知識分子社區就面臨解體，必須重組。知識分子社區中學術領導者和結構組織者的身份可以重合，也可以互相轉化。在這個結構中是學術領導者，在那個結構中可能就會成為結構組織者。例如，胡適在五四后期形成以的學院派知識分子社區中就扮演了學術領導者和結構組織者的雙重角色。

借助自身的公共性和開放性，政論雜志建構了一種民初新知識階層的對話、交往、溝通模式，包括前所未有的以現代報刊為載體的政治、思想、文化、宗教的廣泛辯論，導致了我所謂的“異議時期”的出現（盡管這時期非常的短暫）。在政論雜志形成的言論空間中，由于有了一致的討論主題，知識生產圍繞著國家、社會、文化（文學）進行，知識分子自身的專業背景不再成為障礙，反而成為新的知識生產的有利條件（例如胡適的哲學背景、傅斯年的史學背景、李大釗的政治學背景等等）。在其他知識生產領域如文學也是如此。在清末民初的一段時期內，文人的身份是混亂而不固定的，而種種文學社團的結構也是復雜多樣的，進入文學社團的人并不都是純粹的文人——甚至我們可以說，在當時沒有“純粹”的文人存在。這樣一種結構和文人身份的含混性，都直接影響了當時的文學面貌，一方面，使文學寫作、文學閱讀與各個社會階層相聯系而不至于成為狹隘的小眾化活動；另一方面則使社會各方面的政治、生活、思想、觀念、風俗、信仰等等在文學中得到充分而多元化的反應。不同身份的文人把攪動那個時代的一切重要觀念、行為和思想都帶到了文學中，從而使文學的社會性大大增強了。幾乎所有知識分子都可以對一個共同話題發言并彼此爭論，專業背景在這里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自由交流、溝通、討論的機制。如果沒有晚清以來輿論的發展和言論空間的出現，這一切將不可能。從這個意義上說，公共性言論空間的出現，是新文化運動發生的前提條件之一，或者說，從公共性的角度來看，新文化運動就是一次成功的輿論事件。

上述思路，對于傳統的文學史研究而言，顯然是有些“越軌”的。它要求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既采用傳統的史料考證和梳理，也有正統的思想史研究，更運用了新文化史和知識社會學的某些理論。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或曰不統一，固然和研究對象本身的復雜性有關，也和我近年來的認識發展有關。我以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應該同時也是“中國研究”。如果僅僅把研究的時間段限制在狹義的“現代”即從1915到1949年這三十余年（盡管這個時間概念早已經被突破，但仍然作為二級學科的體制性軀殼限制著研究的發展），或者僅僅把對象限制為“文學”，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導致研究的碎片化和扁平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源發動力和生命力在于它與中國問題的本質聯系，即其理論視野和研究的出發點——或者說思考的起點——應該是整個中國的政治、文化和思想問題。在某種意義上，真正的學術問題有著自身的邏輯，它能否得到解決，與人為的學科建制無關。因此，就嚴格的字面含義而言，“中國現代文學”就成為一個值得進一步追問的概念，一個有待重新審視的學科建制。我們可以分析、解構其中隱含的意識形態話語，將其還原為中國現代歷史的一部分，在整個繼續發生的中國現代問題（包括當代問題）中，獲得自己的意義。而將中國現代文學放回到歷史情境中去，將其視為中國現代性進程的一部分和一個縮影，則必然要求跨學科的研究路徑。例如，文體問題為什么在晚清顯得重要，因為存在著文體的政治，使用何種文體不僅僅是寫作問題或美學問題，而且是意識形態問題。在政治上主張改良主義的“康梁”，文風反而怪異龐雜、肆無忌憚，思想激進推崇革命的章太炎、章士釗，文風卻是保守持重，而陳獨秀在主持《新青年》初期，對文言也寬容有加。粗粗看來，在文人的政治立場與寫作風格之間，簡直是一種矛盾的關系。因此，討論文體必然要涉及政治和意識形態的研究。所以，一方面是對本民族歷史情境的理解、認同和貼近，一方面是將現代文學研究拓展為多學科視野下的文學和歷史研究，這或許是值得一試的路徑。史家李濟曾反復強調，歷史研究之目的，是要獲得“整個的知識”，也就是要打破舊史學只在文字材料中兜圈子的“內循環式”研究范式，利用一切可能的材料認識歷史。其實，這對于文學史研究來說也極重要。只有跳出“學科意識”的局限， 在樸素、平實地理解民族精神的基礎上，自覺地穿越學科之間的藩籬，才能造就一種博洽融通的學術視野，從而獲得關于中國現代文學的“整個的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