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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之絕唱，無韻之 《離騷》”，可以代表魯迅對 《史記》 的總體評價，也是最高評價。這兩句話，一指其史學地位，一言其文學價值，自是非常允當。然而，兩句話的關系究竟怎樣？ 歷來人們談論得卻不是很多，而在我看來，這倒恰恰是理解問題的關鍵所在：《史記》 之所以成為“史家之絕唱”，就因為它是“無韻之 《離騷》”，即因為它的文學性，也即因為它對人的關注、對人性的透視。

眾所周知，史學以“事”為研究對象，文學以“人”為描繪中心，似乎是各有側重。然而，看看歷史，所有的“事”又都是“人”做的，無一例外。所以，必須把“人”寫透徹，才能把“事”說清楚，這才應該是優秀的史學著作所追求的境界。而把這一境界提升為一種自覺追求的史學家，就正是司馬遷。

考察在司馬遷之前的先秦史著，《春秋》《左傳》 為編年體，《國語》《國策》為國別體，盡管在這些著作中都有一些寫人寫得不錯的篇章，但它們在總體上卻都是以歷史事件為中心所作的記錄，都沒有注重突出歷史事件中的人。而到了 《史記》，我國史著的面貌方發生了迥異于以往的巨大變化，其“本紀”、“世家”、“列傳”皆是以人為中心結構而成，因而被稱為“紀傳體”。這一偉大的首創非司馬遷莫屬。

當然，《史記》 的貢獻絕不僅僅表現在體例上，而且更表現在細部述說上。深入到每篇傳記內部，我們會清楚地看到，司馬遷注重于寫人物的性格、稟賦，往往是他用筆的著力之點、精彩之處。不用說大家熟知的 《項羽本紀》《廉頗藺相如列傳》 等等，在這里還可以隨手舉出其他許多例證。例如 《商君列傳》 的開篇，寫商鞅在魏國時做魏相公叔座的幕僚，公叔座年老病重，便向國君魏惠王推薦商鞅接自己的班，魏惠王當時沒有表態，公叔座就說：“鞅有奇才———大王若不想任用他，就該把他殺掉，千萬不要讓他為別國所用！”過后，公叔座又把自己與魏惠王的談話內容告訴了商鞅，并勸說商鞅趕快離開魏國，以防不測。商鞅聽后只是一笑，說：“既然大王沒有聽信您的話來任用我，又怎么可能聽信您的話來殺害我呢？”后來的事實證明商鞅的判斷是準確的。在這里，司馬遷僅用一句話就寫出了商鞅的膽識和智慧，同時也寫出了他的自信與自負。又如 《張儀列傳》 的開篇，寫張儀學成縱橫之術后去楚國游說，結果被懷疑為小偷遭到一頓痛打。他的妻子就對他說：“你要不是因為讀書游說，怎么能受到如此這般的侮辱？”張儀卻問妻子：“你看我的舌頭還在嘴里嗎？”妻子笑了，說：“舌頭當然還在。”張儀也笑了：“只要我還有這條舌頭，足矣！ 足矣！”幾句對話，就把張儀作為縱橫家加亡命徒的嘴臉勾勒得躍然紙上。

類似上述的一些生活細節，本來都與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沒有什么直接關系，但司馬遷卻看得很重，這可以說明他關注歷史自有不同于別人的側重點。現在常說“細節決定成敗”，司馬遷對歷史人物的關注就常常在于細節，不過不是無關緊要的細節，而是性格細節，這也是 《史記》 高出于“二十四史”中其他史著的地方之一。

我們常說，性格決定命運。其實，從某種意義說，性格也決定歷史。司馬遷的《史記》 就告訴我們：歷史都是性格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