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近年來，海外華人學者利用其學術優勢，對文學史/新詩史書寫進行了自覺的反思，努力踐行“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的整體觀”。李歐梵、王德威、周蕾、史書美、唐小兵、張英進等人從整體觀出發，努力拆解近代、現代、當代的歷史分期，跨越大陸、港臺、新馬、海外的地理疆域，辨析“華語語系文學”（Sinophone literature）（1）與“世界華文文學”的內在關系，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不可否認，這些研究多集中在小說這一文類，而對迄今百年的現代漢詩在海外的譯介傳播、批評與研究則呈弱勢。盡管如此，葉維廉、張錯、奚密等美國華人學者，仍自覺地對現代漢詩進行綜合的整體研究，為“重劃兩岸四地的現代漢詩版圖”提供了一種可能性向度。

一、整體觀在現代漢詩研究領域中的出場

檢視歷史，不難發現今日流行的中國文學史、批評史等名目乃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后西方（日本）的舶來品，是西學東漸的產物，是“晚清以來關于現代民族國家的想象、五四文學革命提倡者的自我確證，以及百年中國知識體系的轉化”。（2）在現代性追求的驅動下，新一代知識分子不僅引介外來的文學史著述，而且借鑒效仿西方現代文學學科建制，紛紛加入到中國文學史、批評史等研究與書寫之中，先后涌現了眾多不同風貌的文學史著作，如林傳甲、錢基博、胡適、陳子展、林庚、柳仁存等人的中國文學史，及陳中凡、羅根澤、郭紹虞等人的批評史著述。（3）這些史著對后來中國文學史、批評史在撰寫原則、體例等方面具有范式意義。

然而，隨著全球學術互動協商進程的加快，既有的文學史書寫的種種弊端也暴露無遺。其一，在時間維度上，因為歷史政治因素，文學史被人為地劃分為不同的歷史時段。歷史的發展自有其階段性特征，人們對歷史的把握也總是歷史之流中的某個部分，這符合人類認識世界的規律。但文學史的分期隨著歷史朝代而更迭，在方便歷史敘事的同時也暴露了研究者對歷史連續性及其內在關聯的輕視或忽視。以歷史線性時間而論，中國文學史被切割為古代、近代、現代、當代、新世紀等不同的段落。這種研究路徑造成了文學史敘事的破碎、段落式等問題，不利于學界從一個整體全局的界面對文學史做出觀照。其二，在空間坐標中，由于社會歷史、地緣政治、意識形態等原因，文學史被切割成為不同的地區板塊。這在現當代文學領域又最為明顯。1949年以后，大陸與臺灣等形成了不同的意識形態政治空間，大陸學界把文學史劃分為中國文學、臺灣文學、香港文學、甚至新馬華文學、海外華文文學等不同的地理空間板塊。由于現代學科建制的精細與堅硬的理性標準，各個區域的文學發展各有特色，差異互現，這都是事實。然而，研究者過分強調地區差異而忽略了它們作為“華語”之相同或相似的美學風貌，這容易落入劃地自限的窠臼。其三，研究視角與方法的單一。由于研究觀念的單一、政治意識形態的操控等，新中國成立初期大陸的文學史撰寫顯得僵化呆板，甚至出現被遮蔽壓抑或忽視的文學現象。葉維廉對現代文學研究具有較為自覺的整體觀視野，他指出，1949年以后由于政治給文學研究造成的后果：一是臺灣海峽的分歧隔斷了書刊的流通，由于黨派立場差異，臺灣當局對五四新文學一直心存戒心，淡然處之，如此使得當時的臺灣沒有新文學的學系或課程設置，沒有一個收藏這一時期全部文獻的圖書館；二是大陸編寫的文學史的缺陷弊端，如丁易撰寫的文學史根本不提胡適、其他的城市知識分子、新月派全體成員和許多新文化運動醞釀而做出貢獻的理論家。（4）由于文學觀念、研究方法、意識形態等原因造成文學史書寫的人為切割，在此可見一斑。

同樣，現代漢詩的研究與史論建構也存在著在時間分期、地緣空間、研究方法、價值立場等方面的重復與差異。現代漢詩與古典漢詩存在著諸多歧異，前者所遭受的“邊緣化”（5）歷史境遇在所難免，現代漢詩的被研究關注失去了猶如古典漢詩在古代的榮光。晚清以來，由于“小說界革命”的提倡，小說這一文類在啟蒙、革命、國族想象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小說的研究成果及其影響，一直到現在都比詩歌的研究可觀得多。在啟蒙革命時代，現代漢詩的大眾化努力，雖然獲取了底層民眾的一定接受，但也損傷了一定的藝術性與審美性。被綁在政治與啟蒙戰車上的現代漢詩的發展，注定在自律與他律的漩渦中掙扎徘徊。在全球化時代，多元文化交互發展，現代漢詩的研究也逐漸地獲得較為自主獨立的空間。但好景不長，很快它又被商業、數字傳媒大潮裹挾前行。在此意義上，現代漢詩的發展及其研究，一直都處于邊緣性地位，步履維艱地向前發展。

隨著全球學術的交流深化、研究觀念的更新與批評方法的自覺，這種人為切割、劃地自限的文學史、新詩史的書寫范式暴露的弊端越來越明顯，整體性的觀照視野成為學界的共同訴求。

二、現代漢詩研究的整體觀及其三重視界

葉維廉、張錯、奚密等美國華人學者的現代漢詩研究，自覺跨越文學史書寫的自我設限，打破森嚴的學科場域疆界與研究方法壁壘，以整體的眼光觀照研究對象。

首先，在時間縱向上，打通近代、現代、當代的人為分野。20世紀，中華大地經歷了天翻地覆的歷史滄桑，多次的政治變動，造成了國家的分裂、社會的動蕩。尤其在1949年以后，國民政府退守臺灣，大陸與臺灣至今形成了兩個政治隔絕的空間。由于不同的意識形態，這兩個地理空間的文學逐漸形成了具有差異性的文學傳統，在文學史敘述上表現為各表一枝的斷裂與承續的模式。如果把香港、澳門及海外等地區的華語文學納入考察的范圍，那么這種文學史書寫形態更顯繁復多姿、眾聲喧嘩。

具體到詩歌研究，奚密有意識地打通這種人為的歷史分期，并以“現代漢詩”這一概念對五四以來以白話文創作的自由詩或新詩進行涵括整合，試圖跨越現代、當代的囿限，對近百年的新詩發展進行整體的觀照。奚密指認：“‘現代漢詩’意指1917年文學革命以來的白話詩。我認為這個概念既可超越（中國大陸）現、當代詩歌的分野，又超越地域上中國大陸與其他以漢語從事詩歌創作之地區的分野。”（6）奚密以《現代漢詩》《現代中國詩選》（1992）（7）等大量極富才情的批評實踐深化學界對“現代漢詩”的詩學體認。因為它既可超越時間上的現代/當代的劃分，又可超越空間上的大陸/港澳臺/海外的劃分，在大文學史脈絡中細查現代漢詩的來龍去脈，得以糾正一些流行性的誤解和似是而非的定論。（8）奚密認為，現代漢詩在不同發展階段與地理區域之間存在著某種連續性。在《現代漢詩》中，奚密說道：“現代漢詩的發展體現了相當程度的連續性。它肇始于1917年新詩的突破性實驗；經過三四十年代對西方現代主義的引介，不是獵奇或簡單地模仿，而是縝密的學習和個人化的融合；五六十年代臺灣和香港詩人對詩藝的多元探索，不但保存而且大幅度地向前推動了年輕的現代詩；最后，80年代初以來大陸和港臺都進入一個多元實驗和理論對話的新階段。這些詩人和作品——其中若干已經在前面說過——共同為現代漢詩打下了穩固而樂觀的基礎。”（9）葉維廉也從詩歌語言的角度指出五六十年代臺灣現代詩在對大陸40年代的繼承與吸收所在多有。如三四十年代大陸的詩人和60年代的臺灣詩人在對待詩歌語言的問題上，自覺對傳統語言引起反思，企圖以中國古典傳統的美學來調整西方現代主義的策略，達成一種新的融合作為現代主義更廣的網絡。“在這個關懷上，臺灣的痖弦、洛夫、張默、辛郁、管管等詩人與四十年代穆旦、杜運燮、唐祈、杭約赫、唐湜是一致的。”（10）語言在中國文學與海外華文文學之間隱含著復雜的文化糾纏，但這種視角透出的整體性與開放性的批評視野卻是難能可貴的。這種言述自覺地打破意識形態、歷史分期等人為的自我設限，讓人整體地理解兩岸四地的現代漢詩內在發展脈絡，具有重要的詩學意義。

其次，在地理空間上，打破兩岸四地的地域疆界。其實，海外華人學者打通現代漢詩在現代、當代的時間分野，就已暗含他們在空間上打破地緣政治的努力嘗試。與以往的研究成果強調地區差異不同，海外華人學者的現代漢詩研究從整體觀出發，既看到各個地區（大陸、臺灣、香港、澳門、海外）呈現出來的差異，更看到它們內在的歷史關聯與美學傳承。張錯通過《千曲之島：臺灣現代詩選》的選本批評實踐，既對臺灣現代漢詩的發展進行了歷史透視，更站在20世紀現代漢詩發展史的高度縱論臺灣新詩的美學得失，得出辯證的結論：“臺灣現代詩既是中國大陸新詩主流的延續，也是臺灣本土苦難傳統的承繼”。（11）從語言本體論角度自覺對現代漢詩抒情傳統進行理論建構，張錯認為，現代漢詩的詩歌語言經過了一個長期的尋找過程：“從松散的語言，到淺顯的白話，再凝聚成抒情的語言，后來又發展到臺灣高度抽象的超寫實語言，算是走出了一個死胡同，又走進了一個死胡同。臺灣當初找不到詩的語言在哪里，有很多晦澀、不流暢的東西；20世紀五六十年代，臺灣現代詩人如紀弦、痖弦、鄭愁予、洛夫、余光中、覃子豪、楊牧等人，逐漸地找到了所謂的‘現代詩’語言，這種語言既不是白話，也不是文言。現代詩歌語言方才從無到有，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大的突破”。（12）海外華人學者利用其流散的學術優勢，以整體觀的寬闊視野，深入現代漢詩文本內部，有效地探尋兩岸四地百年現代漢詩的歷史傳統與美學風格。

奚密也曾坦誠：“大陸與臺灣的現代詩之間，同質性可能更高于異質性。”（13）奚密自覺深入現代漢詩發展的內在精神，指出大陸與臺灣詩歌的內在關系：“由于政治的壓抑和語言的障礙，1949年以前的臺灣詩與1949年以后大陸來的詩形成一種斷層的現象，兩者之間幾乎完全沒有溝通。但就現代性和藝術精神來說，50年代的前衛詩既是大陸早期新詩的繼承，也是臺灣新詩的延續。”（14）奚密從整體觀的視野重新審視現代漢詩在大陸與臺灣不同空間的內在歷史關聯與美學傳承。她既看到它們之間內在的詩學脈絡與理論資源，又注意到兩者之間的差異性與獨特性。與有機地整合打通現代、當代的時間分立一樣，美國華人學者對兩岸四地的現代漢詩進行整合，并非強硬地把不同地理空間上的現代漢詩進行粗暴的切割黏合，而是深入現代漢詩文本內部，發掘其中的歷史傳統意識與美學風格呈現，從而接合到一種宏大的文學整體觀圖景之中加以把握觀照。

最后，在思維觀念上，追求跨界意識。現代漢詩的研究在時間、空間上的突破，除得益于寬闊的學術視野外，還有賴于思維觀念上的跨界意識。這種意識要求研究者在內容與寫作上超越文學、歷史、政治、思想、文化等畛域，在跨學科、跨文化、跨語際的比較視野中整體觀照現代漢詩。葉維廉、張錯、奚密等美國華人學者（臺灣留美）不僅早年在外文系學習西方文學，而且在美國留學及畢業后又留美執教研究等都一直在比較文學系或東亞語文系。在跨中西的比較文化視野下，他們一方面對異域批評理論作近距離移植，另一方面又對中國文學問題采取遠觀姿態。（15）這種“近取遠觀”的態度不僅隱含了自覺的中西比較視野，而且更彰顯了思維觀念上的跨界意識。對現代漢詩的研究而言，研究者不再局限于詩歌文本的內部結構，而是把詩歌文本置放在具體的歷史語境之中，在社會、文化、政治、思想等方面展開多向度的理解與把握。如在《“在我們貧瘠的餐桌上”：1950年代的〈現代詩〉季刊》一文中，奚密對《現代詩》雜志的分析，自覺引入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場域”（field）理論。奚密指出：布爾迪厄的研究對象是工業革命以來高度資本化的現代西方（主要是法國）社會的文化邏輯。在現代社會里，文化與其他社會范疇（如經濟、政治）有相當明晰的區分，而在文化這個范疇邏輯里，又有各個獨立自主的小世界，如文學、藝術、宗教、教育等。布迪厄稱它們為“場”（field）。就文學場來說，他關注的是文學的生產、出版、流通、消費的機制、演變與實踐。他企圖在唯心論和唯物論之間找到一種折中和綜合的角度，修正前人研究文化史的兩個傾向：要不就是強調客觀的社會結構命定了文學的特質（結構主義），要不就是強調個人意念與想象世界乃文學的唯一動力（現象學）。布爾迪厄認為這兩者之間必然存在著相輔相成，生生不息的循環關系：文學場的成員（包括作家、批評家、編輯等）無意識地在發掘、累積文化資本和象征資本，以便為自身取得有利的位置（position-taking）。為達到此目的而運用的種種策略必定取決于客觀的結構性因素，而并非是無限量的。（16）布爾迪厄的文學社會學，立足于文學藝術領域對整個社會結構與認識結構的深刻分析，對文學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奚密正是以布爾迪厄的文學社會學，深入探討了《現代詩》季刊得以出現、流通并造成重大影響的種種文學與文化原因，在多重比較中提出：“我認為《現代詩》帶來最重要的新象征資本具體表現在互補互動的一套‘習尚’上面，它包括了：對詩之本體論意義的認同與對詩作為個人志業的理念，詩人在社會階級和經濟結構中的弱勢，以及詩人自覺地有別于通俗文化和標榜強烈的個人主義。”（17）這種對現代漢詩作跨界的研究，不僅加深了人們對現代漢詩本身的認識，而且在整體性、多維度中呈現了現代漢詩內在與外在的豐富性與復雜性。

誠然，整體觀的三重視界相互糾纏在一起，它們互相聯系、密不可分。正是在這種整體觀的視野下，美國華人學者自覺追求并形成跨界意識與研究觀念，站在一個宏闊的歷史視界里，試圖打通在時間縱向的人為分野、打破在空間橫向上的地理疆界，促進跨地域的“中國現代詩學”（18）的形成與建構。

三、作為現代漢詩研究方法的整體觀

在美國漢學的學術建制中，中國現當代文學包括現代漢詩往往作為一個文化整體被研究。由于美國華人學者的流散身份和立場策略，跨地域的“中國現代詩學”的概念包含著復雜的身份認同和文化政治問題，涉及諸如時間、地域、語言和族裔等方面的復雜性。美國華人學者籍以打破時間、空間、思維觀念等自我設限的整體觀，被認為是美國華人學者現代漢詩批評的一種研究方法。作為現代漢詩研究方法的整體觀，（19）為人們重審現代漢詩提供了一個有效的認識裝置，借此得以窺探兩岸四地現代漢詩發展圖景中的豐富性與復雜性。

第一，有效地整合兩岸四地的百年現代漢詩研究。大陸、臺灣、香港、海外等空間地理疆域的現代漢詩，因各自社會環境的不同而顯示出歷史與美學的歧異。然而它們的根又落在“現代漢語”或“華語語系”這一譜系上，各自接續著五四現代漢詩傳統的不同側面，分享著相同或類似的傳統經驗與共同的美學據點。1949年以后，大陸與臺灣雖然空間隔絕，但一衣帶水。文化流散（Diaspora）的書寫現象伴隨著全球化而不斷深入。華僑華人將中國傳統的文化帶到移居地并生根發芽。這種流散經驗深刻地嵌入到移民族群的集體記憶，并對后續的文學書寫產生深遠影響。這些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地緣政治的華語文學/現代漢詩均與中國傳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盡管它們處于不同時空，美學風貌各異，但是它們的根系觸須始終與中國傳統文化息息相關。但是返觀大陸已有的現代漢詩研究成果，在1980年代以前，由于政治意識形態的干預，文學史敘事主要是對發生在大陸的文學現象、思潮、主義、流派、作家作品加以分析，對臺灣、香港、海外等地區的華語文學實績視而不見。隨著全球學術互動及深入，一些文學史、新詩史等著作逐漸對大陸以外的臺灣、香港、海外等文學有所關注。臺港澳及海外華文文學逐漸被納入研究視野，這體現了文學研究的新動向。

洪子誠、劉登翰合著的《中國當代新詩史》（20）被公認為新詩史書寫的代表性著作。然而，它的歷史敘事還是按照大陸、港臺等不同板塊進行編織，儼然把各自獨立的兩個部分捉置一處，其間的內在聯系與美學脈絡隱而不彰。由謝冕擔任總主編的《中國新詩總系》，（21）雖然以選本的形式力圖呈現百年兩岸四地的現代漢詩發展史，但因其對臺灣、香港及海外等地區現代漢詩的入選標準、概念模糊等也遭到研究者的質疑。（22）臺灣學者馬森的《世界華文新文學史》，（23）在時間、空間等方面，努力嘗試將兩岸四地、東南亞及歐美等地創作情況，納入到百年以來世界華文文學發展源流與傳承的脈絡中加以文學史敘事，顯得難能可貴。然而，也有論者批評此書名不副實，沒有達到作者的預期目標，書名其實過于膨脹，給人患了“浮腫病”之感。（24）不容諱言，由于兩岸四地的文學/現代漢詩各自發展日久，逐漸地形成了各具歧異的“小傳統”，如何有效地整合這些既有內在聯系，又各顯差異的文學現象，是當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需要認真對待的課題。在全球的學術互動中，在整體觀視野下，撰寫一部真正地體現兩岸四地現代漢詩內在演變規律的發展史，仍是海內外學者的共同愿望。

第二，推動跨地域的“中國現代詩學”的形成與建構。在全球學術互動的視野下，構建跨地域的“中國現代詩學”，不僅需要大陸研究者的積極努力，海外華人學者的研究成果也具有不容忽視的價值與意義。海外華人學者的現代漢詩研究作為“另一種聲音”，可以有效地打破原來單音獨白的局面，對某一永恒性的權威進行顛覆或反抗，努力在平等對話中探尋現代漢詩共同的美學規律。恰如葉維廉在討論“文化模子”的時候指出的，人們必須放棄以一個模子去規范另一個模子的固定思維，在尊重各自重復與差異的前提下，尋求共同的文學規律與美學據點。他認為，“為了避免這種減縮和歪曲本源文化美學觀念的錯誤，說得更準確些，為了打破將某單一文化的理論假定視作唯一永恒的文學權威這個做法，我們必須面對不同文化體系理論的基源作哲學上的質疑：問它們源于何處，它們作了何種衍變，并努力去了解它們在單一文化系統里和多種化文化范圍里的潛能、限制及派生變化。如此，我們才能夠尋出一些方法的指標，導向共同文學規律建立的可能。”（25）現代漢詩的研究也是如此，除了需要具有打通時間分立、打破空間區隔、貫通跨界意識等整體觀視野外，研究者還需要有意識地融合海內外相關的理論識見與學術成果，跨越“文化模子”的沖突，探尋現代漢詩共同的美學據點，達成“借異而識同，藉無而得有”跨文化的歧異與匯通。

由于特殊的人生經歷與學術背景，美國華人學者對中國傳統文化懷有巨大的懷想與熱情。他們身處美國開展相關的比較詩學研究，時常回返中國文學美學的歷史傳統，不僅是在學理知識上求得的體認與把握，而且是在心理與文化身份上求得的認同與慰藉。在此意義上，美國華人學者對現代漢詩的批評與闡釋，其間表現出的文學整體觀視野、現代漢詩史的海外重構等，不僅彰顯了他們接續歷史傳統整體性的“當下意識”，而且揭櫫了他們對母體文化鄉愁與文化身份認同的自覺謀劃。誠然，美國華人學者由于自我身份認同、知識結構、歷史意識和生命經驗的差異，在建構中國現代詩學經驗的主體性上，也會呈現出歧異的認知和差異的經驗，值得展開深入辨析。美國華人學者在現代漢詩研究中彰顯出來的整體觀視野，一方面引發了大陸學術界關于“中國現代詩學”（“中國文學”、“中國現代文學”）的版圖重劃和主體觀念的反思，促進了相關學科的內涵的調整，另一方面也為現代漢詩/中國現代文學的海外傳播和參與全球性對話拓寬路徑，對推進跨地域的“中國現代詩學”的形成與建構，深化人們對“華語語系文學”的認識等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注釋：

（1）“華語語系文學”是近年來海內外學界熱烈討論的一個學術命題。海外華人學者史書美、石靜遠、王德威、張錦忠、蔡建鑫等人先后加入討論，蔚為大觀，成為當前學界熱點。王德威認為，“語言，不論稱之為漢語、華語、華文，還是中文，成為相互對話的最大公約數。這里所謂的語言指的不是中州正韻語言，而必須是與時與地俱變，充滿口語方言雜音的語言。”“就像任何語言的交會一樣，華語語系文學所呈現的是個變動的網絡，充滿對話也充滿誤解，可能彼此唱和也可能毫無交集。但無論如何，原來以國家文學為重點的文學史研究，應該因此產生重新思考的必要。”見〔美〕王德威：《中文寫作的越界與回歸——談華語語系文學》，《上海文學》2006年第9期。

（2）陳平原：《文學史的形成與建構》，第3-4頁，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

（3）對這些早期文學史著述的研究分析，詳見戴燕：《文學史的權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陳國球：《文學史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陳平原：《作為學科的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4）〔美〕葉維廉：《歷史整體性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之省思》，《葉維廉文集》第2卷，第222-224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此文系海外學者較早地以整體觀的方法探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5）美國華人學者奚密對現代漢詩與古典漢詩的差異進行了多重文化的探察，認為現代漢詩的“邊緣化”不僅與時代、政治、社會、教育等相關，而且與讀者群體的知識結構與趣味等密不可分。見〔美〕奚密：《現代漢詩：1917年以來的理論與實踐》第一章“詩的新向度：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化”，奚密、宋炳輝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

（6）〔美〕奚密：《中國式的后現代？——現代漢詩的文化政治》，香港《中國研究》1998年9月號。

（7）Michelle Yeh，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2.

（8）張松建：《文心的異同：新馬華文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論集》，第285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9）〔美〕奚密：《現代漢詩：1917年以來的理論與實踐》，第201-202頁，奚密、宋炳輝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

（10）〔美〕葉維廉：《文化錯位：中國現代詩的美學議程》，《中國詩學》（增訂版），第285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11）〔美〕張錯：《導言》（奚密譯），《千曲之島：臺灣現代詩選》，第2頁，臺北，爾雅出版社，1987。

（12）李鳳亮：《彼岸的現代性：美國華人批評家訪談錄》，第4頁，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

（13）〔美〕奚密：《現代漢詩：1917年以來的理論與實踐》，第3頁，奚密、宋炳輝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

（14）〔美〕奚密：《邊緣，前衛，超現實：對臺灣1950-1960年代現代主義的反思》，《臺灣現代詩論》，第80頁，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9。此文原載文訊雜志社編：《臺灣現代詩史論》，第247-264頁，臺北，文訊雜志社，1996。

（15）李鳳亮：《海外華人學者批評理論研究的幾個問題》，《文學評論》2006年第3期。

（16）（17）〔美〕奚密：《“在我們貧瘠的餐桌上”：1950年代的〈現代詩〉季刊》，《臺灣現代詩論》，第43-44、74頁，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9。對布爾迪厄“場域”（field）理論的詳細深入闡釋，可以參考〔法〕布爾迪厄：《藝術的法則：文學場的生成與結構》，劉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

（18）李鳳亮：《走向跨地域的“中國現代詩學”——海外華人批評家的啟示》，《南方文壇》2010年第5期。

（19）近來學界以“作為方法的……”為題來開展自己的研究所在多有。日本學者竹內好就有《作為方法的亞洲》一文，子安宣邦也有《作為方法的江戶》，溝口雄三也有以《作為方法的中國》一文及同題的論著（北京，三聯書店，2011）。雖然他們研究對象各異，但卻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選取亞洲/中國/江戶作為觀照對象，“亞洲”、“江戶”、“中國”只是一個切入口，其真正的目的在于用更寬廣的、暗含比較的眼光來觀察與思考自己的研究對象與當下問題。這對我們考察和觀照“現代漢詩”帶來了重要的啟發。

（20）洪子誠、劉登翰：《中國當代新詩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21）謝冕主編：《中國新詩總系》（10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

（22）古遠清：《對〈中國新詩總系〉的三點質疑》，《學術界》2011年第8期。

（23）馬森：《世界華文新文學史》，臺北，INK印刻文學生活雜志出版有限公司，2015。

（24）古遠清：《名不副實的〈世界華文新文學史〉——兼談臺北有關此書的爭論》，《南方文壇》2015年第5期。

（25）〔美〕葉維廉：《批評理論架構的再思》，《葉維廉文集》第1卷，第51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