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那是在二十余年前，我在故都開封讀書。常跑舊書攤的我，算得上是文學少年。偶見一本厚厚的《古今中外朦朧詩鑒賞辭典》，當時看來確實價格不菲，不過我那時熱衷于詩歌，還是狠狠心咬咬牙買了下來。書前有一作為代序的長篇筆談，依稀記得，應該是吳奔星和趙瑞蕻二位先生做的。這大概是我第一次知道吳奔星這個名字。沒有想到，后來負笈金陵，繼而在南京師大工作，而南京師大即是吳奔星先生生前曾經任教的學校。這算是一緣。

我曾受邀撰寫一冊《吳奔星先生傳略》（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書稿付梓前，我已出國訪學，其實至今還未見到樣書。在太平洋東岸的海濱小城，一日，正捧著本閑書享受加州的陽光，突然接到江蘇省作協通知，說是邀我編輯一本《吳奔星文學評論選》。這亦為一緣。

《吳奔星文學評論選》

從初知吳奔星先生大名，到南師求學、任教，到受邀作傳，再到如今編輯評論選，這幾年間偶然的一串事情，始覺緣分是很奇妙的。這緣，往往會推著你不由自主地動筆。就像我曾經寫那篇《情圣詞宗唐圭璋》的機緣。其實，本來我不大敢動筆去寫關于詞學大師唐先生的文章，可是有一次偶然的機會受邀到曾是唐先生弟子和助手的曹濟平先生府上，得見唐先生留下來的一些史料，其中給我觸動很大的是那份遺囑，讓我不禁唏噓。正是那一刻，讓我有了無法抑制的想寫些什么的沖動。憑我個人的體驗，文學研究同樣也需要這種剎那間的感動、觸發，也需要生命的沖動。文學研究，不能僅僅是為了迎合職業的需要、晉職的要求或者學術評價體系的催逼，若如此，文學研究必將流于技術化的操作或者碼字的流水線生產。這樣的寫作，寫得越多離文學越遠，離生命越遠。在所有的學科中，文學最應該被稱為是生命的學問，而文學研究最應該是基于生命的自覺意識。然而，可悲哀的是，事實卻不是這樣，實然離應然太遠，甚至相反。

而對于吳奔星先生，我最初極感興趣的，還是他對乃師胡適的詩歌創作和理論的批評。正因為此，我也曾寫了一篇《“詩”與“學”的融通》（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5年第11期）來探討吳奔星的詩歌理論。拙文的觀點，這里不再贅述。總體上看來，吳奔星對胡適之體的批評，對新詩的理論建構，既是對初期新詩的反動叛逆、甚或超越，但頗具悖論的是，吳奔星所遵循的思路又帶有一定的正統詩學的守成色彩。所以激進與保守往往有時又是相對的和復雜的存在，其面孔和位置常會轉換。這很有意思。

吳奔星1937年北平師范大學畢業照

學術研究，本就是接力賽，后人總是在前人的基礎上再跑一程，所以有所謂“接著說”一語。是故，要全面和客觀地看一位學者，不能完全拋棄學術發展的歷史語境。吳奔星文學評論和學術研究的見解論斷，有很多是在當時頗具新意或啟發性的。特別是他早年的幾篇詩歌專論，很有青春鋒芒，這也是我印象最深和最為推崇的。或許不夠穩健，但絕對不乏批評的銳氣。比如，他很早就質疑新詩概念，甚至提出了民國詩等觀念。后來新詩這個臨時性的概念確乎衍生出很多弊端、引發很多爭議，也證明了青年吳奔星的敏銳和見識。對這個概念的質疑，從另外一個方面，也說明了吳奔星看問題的文學史的緯度。所以，從這個角度，也不妨說他是在不自覺間承襲胡適之的“歷史的觀念”。

他關于文學流派與社團進行的辨正，亦具有廓清作用。比如，他在辨析前后期創造社的區別時強調“后期創造社并非從事文學創作的文學流派，而是一個文學社團”。這些論斷，若細細讀之，都能別有會心的。還有，在通觀古今文學變遷的視野下，吳奔星還對曾經一度風行的以地域劃分派別的跟風現象提出委婉的批評。他還曾指出當代文學流派不夠繁榮的一個重要原因：“現代文學的詩歌流派都與當時的文學社團有關：有的是從文學社團直接發展而來，有的是從文學社團間接發展而來。……即令沒有公開命名的文學社團，也都有‘以文會友’的一伙朋友。當代則不同，只有作家協會這樣的大集體，沒有文學社團那樣的小團體。”這都頗有針對性。

吳奔星以新詩創作步入文壇。1936年，當時還是大學生的吳奔星，與友人一起創辦《小雅》雜志，這一貢獻在現代詩的研究中還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吳奔星以詩歌研究開啟學術之路，且終其一生。這從此文學評論選可見一斑。然而，事實上，吳奔星先生的文學研究并不僅僅限于文學評論，他一貫對理論有著濃厚的興趣。我們不能忽略他的理論體系建構，尤其是晚年的幾部理論著作，比如《詩美鑒賞學》（廣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虛實美學新探》（江蘇文藝出版社2000年）及《文學風格流派論》（北岳文藝出版社1987年）等。由于體例所限，此書對理論性的著作選錄極少，無法充分反映其理論野心和理論建樹。還有，吳奔星對詩歌之外的其他文體也都關注很多，比如小說、散文等。限于篇幅，我們大多割愛，僅選個別篇什，以見出其文學評論嘗試范圍之廣泛。

吳奔星的古典文學積淀甚深，他不僅在新文學研究中將傳統詩學運用的得心應手、游刃有余，他還寫過多篇古典詩歌專論。更為重要的，因為這一積淀和修養，他在論述新文學或當代文學現象時總是自覺地以融會貫通的歷史視野去看待具體的問題，于存在之故變遷之由的探尋過程中使對象的獨特性得以凸現。當然，這也是民國時期成長的一代學者的普遍特點，不獨吳奔星為然。

《小雅》

談到如吳奔星先生這樣一代在民國時期即受過良好學術訓練的學者，我們不能不涉及到另一個頗具共性的問題，可將之稱作“未完成”現象。系統了解現當代文學史的人能夠看到，民國時期已成名的作家，在進入1949年以后，其創作無論是量還是質，往往大幅度滑坡，從此前的創作波峰跌入了“谷底”。巴金、老舍等等，無不如此。沈從文更為典型，一度精神崩潰，多次宣稱封筆，最終轉行文物研究。我相信，在這個跌入谷底的過程中，他們的內心一定有不甘，一定有猶豫、搏戰，一定極為焦灼。如果沒有外在的強大氣壓，他們如何甘于放棄已融入自己血液和生命深處的文學呢？何況這些作家當時大多正值壯年，正是文學創作的理想年齡，人生經驗、生命體驗、文學素養、文化積淀等恰到最佳火候，理應有更加噴薄的文學爆發，然而事實是他們抑制甚至熄滅了文學之燈。他們在民國時期的作品，竟然很不幸地成為他們文學生涯的最高峰。比如老舍再也無法超越自己的《駱駝祥子》，巴金再也不能企及自己的“家、春、秋”。從這個角度言，他們何嘗不都是未完成的天才呢。這是文學史上的“未完成”現象。

然而，這種“未完成”的現象，豈獨文學史為然？在二十世紀的學術史上，這同樣存在。

如果讀者通觀這本選集，可能會察覺到，吳奔星先生的文章從文風、用語、立意、體例等方面曾經歷一個陡然的轉折，批評的銳氣從一個時期開始悄然隱匿。其時大致就在1950年代初。是什么讓吳奔星學術之路發生了如此轉變？這其實是有跡可尋的。我在考察吳奔星先生學術生涯的過程中，發現《茅盾小說講話》的出版及隨之而來的批判應是吳奔星學術之路轉變的關鍵。

吳奔星的《茅盾小說講話》，1954年由泥土社推出。葉子銘先生曾評價說，這“是解放后第一部比較系統的茅盾研究專著。”鐘桂松也說“這部研究著作出版后，使茅盾研究在高等學校逐漸成為一門專門的學科。”如此重要的茅盾研究專著，卻在當時及此后的近三十年間沒有給作者帶來榮譽，恰恰相反，因為“泥土社”和胡風之關系，吳奔星“從批判開始，以肅反告終。……從而相繼遭到某些人的譏諷甚至‘人身攻擊’。1956年年底問題搞清楚后，準備寫點答辯之類的小文章，又遇到反右斗爭擴大化，失去發言權”。吳奔星從此噤聲了近30年，直到近50年后的2000年，他才終于有機會為自己申辯：“我研究茅公雖歷有年所，卻也挨過罵、受過罪。挨過罵是有的論者指控這本書的某些章節有抄襲嫌疑；受過罪是指這本書是上海泥土社出版的，泥土社與胡風先生有牽連，我也就被劃為胡風集團的嫌疑分子。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公開宣布右派是錯劃，‘胡風集團’也平反，而我作為胡風集團的嫌疑分子卻一直到九十年代初，由于我自己的申訴，才從人事口袋把受胡風思想影響的‘罪證’銷毀。”

事實上，我們確實看到，1956年之后，吳奔星的文學評論和學術研究風格大變，早已不復四十年代那位“提頭教授”放言、坦蕩的風姿了。歷經亂離，本來1949年之后應該去潛心學術，然而，包括吳奔星在內，他們這代人的學術生涯，卻從此為此起彼伏的運動所干擾。所以，我們不能不說，吳奔星那一代學者，其實大多是未完成的天才。在民國時期即完成學術訓練的一代學者，他們本來有大家氣象，但這種氣象在后來則未能淋漓盡致地呈現。有的人未能熬過“文革”，而有的人雖等到“文革”結束，但也錯過了寶貴的創造期，步入老境。當年陸鍵東先生的《陳寅恪的最后20年》影響很大，幾乎開啟了“最后20年”的寫作模式，其一紙風行的原因也與此學術史上的“未完成”現象的普遍存在有關。

歷史的文本其實是文本的歷史，也就是說歷史的文本折射的更是文本背后的歷史。吳奔星先生一生跨越了民國和共和國兩個歷史時期，在二十世紀后半葉中又經歷了多次重大社會轉型。在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劇烈變幻之中，他不同階段的著述毫無疑問地會烙上了時代的痕跡。在編選過程中，我有時在想，在歷史的莫測變幻中，學者如何自處？如何堅守？要回應這個問題實際并不容易。政治的疾風驟雨，并非是身如蘆葦般脆弱的人能夠完全抗拒的。然而，人，畢竟又是會思想的蘆葦，所以清醒的歷史意識，是這桿蘆葦能站立的重要憑借，是人能保持起碼的良知和底線的關鍵。從大處和遠處看，使人能在最大程度上抗拒隨風而轉、隨波逐流的慣性。當然，在變幻的更迭中，那種“恒常”的秉持，對學者來說，既是一種試煉，又是一種檢驗。

說著說著，似乎又要跑題了，還是回到這本評論選集上為宜。

吳奔星先生的學術生涯經歷了大半個世紀，要較全面和客觀地展示他的文學評論歷程和成就，存真則是首要原則。要返回歷史固然艱難，但可征之文獻，畢竟是最可依憑的通道。所以，本選集必須要恪守文獻工作的基本準則：我們的選錄涵蓋了吳奔星先生一生幾個重要階段，盡管叢書體例要求主要選擇建國之后的評論作品，但根據吳奔星的實際情況，我還是堅持認為也要適當選擇其1949年之前的文章。這個轉變，更有意味些。對每個階段的文章，都以保持歷史原貌為原則，所選均以初版本或權威版本為底本，除了明顯的排版印刷錯誤等之外，一律不作改動，若有必要的則以編者注說明，力圖最大程度上的還原歷史。是故，當讀者看到特定歷史階段的文章中有某些時代痕跡的表述或措辭時，想必會理解的。在選目順序的安排上，我嚴格按照發表或寫作時間的先后，唯如此才能更好地從歷史的縱向線索展示吳奔星的文學評論和學術研究，也才能更清晰地窺見文本背后的時代變遷。

以前寫作吳奔星評傳時搜集的原刊復印件資料都不在手頭邊，在我擬定目錄之后，素來精于現代文學史料研究的吳心海先生提供了幾乎所有選目的掃描或影印件，使得以初版本或權威版本為底本的設想得以實現。在編校過程中，我的研究生方久月、閔丹、吳敏迪三位付出了很多，她們的努力確保了文學評論選的順利完成。特此志謝。

此時，已至深夜，真的稱得上萬籟俱寂，這里的晝、夜都比國內要安靜很多。此刻的我，雖靜靜地在書桌旁校閱舊籍，而多個新媒體（一些以前在國內從來沒用過的網絡平臺）傳來的與我無關而又不是完全無關的消息，又不斷地提示著，在我的窗外，在大洋兩岸并不像大洋的名字那樣“pacific”。雖然夜越來越深，但自己好像又精神起來。看來若再寫下去，勢必又會跑題，于是強制自己打一個哈欠，打住打住，且睡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