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馮遠： 十一、十二、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館長，上海美術學院院長，中國畫家、美術教育家。楊 雪 攝

在距離天安門廣場南側約500米處，有一棟典雅別致的歐式洋樓，這棟洋樓的前身是荷蘭駐華使館，半個多世紀以前，它成為我們國家敬老崇文的政府機構———中央文史研究館所在地，中央文史研究館的館員均為學界、文藝界耆年碩學之士。

正月十五這天午后1點整，馮遠委員沒有午休，作為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的他，在這里如約準時地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進入馮遠委員的辦公室，映入眼簾的是一摞摞堆積如山的書籍。陽光從這棟西式舊建筑高大的窗外映射進來，落在這位學者型官員的側臉上，寬額炯目，白發略現，一副銀色邊框的眼鏡未能遮住他目光中的睿智。光影之下，是一幅恂恂儒者的肖像：恭謹、溫厚、謙和。

馮遠，他的身份有些特殊。國畫大家、藝術教育家、學者，同時，他還是中國文化部門的主要管理者，他曾經履職的部門包括：中國美術學院、文化部、中國美術館、中國文聯、清華大學、中央文史研究館……這樣一個融合了藝術領域的實踐者、管理者與教育者于一身的多重身份，必然使得他對中國文藝領域諸多問題的思考更為玄心洞見、鞭辟入里。

談到文藝界的諸多話題：文化自信、文藝高峰、文藝與人民、文化“走出去”、新時代藝術家的使命擔當等等，馮遠委員深思熟慮，而我們的對話，卻是從“農民”開始的。

文藝，應始終關注農民，關注基層

“我做過8年的農民，是真真正正依靠雙手自食其力的農民。也是從那時起，我就暗暗下決心：我這輩子要為農民畫像，要畫這些普普通通在土地上勞作，卻推動著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的人！”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這句話放在馮遠委員的人生經歷中，似乎很貼切。馮遠在15歲時，就隨著知青下鄉的大潮，離開了上海，來到了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開始了真正的農民生活，而這一去就是8年。真正的農村生活讓馮遠早早地就對農民懷有一顆悲憫之心，就是從那時起，馮遠決心要為農民作畫！于是有了他后來的畢業作品《秦隸筑城圖》，這幅作品當時與羅中立的《父親》在同一展覽中，分別摘取了銀獎和金獎。離開農村之后，馮遠到了文化藝術領域深耕細作，心中仍牽掛著農民。他說，那段生活，不僅使他時刻牽掛著農民，也對他后來的繪畫創作、人生觀、價值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記者：馮委員，您好！習近平總書記在對文藝工作的系列重要講話中，多次強調藝術家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他提到了柳青在皇甫村蹲點14年，寫出了《創業史》。正因為柳青對陜西關中的農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筆下的人物才那樣栩栩如生。您的8年農民生活對您后來的藝術創作和人生又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馮遠：我是在1969年作為知青從上海到了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那一年我15歲。這8年之中，耕耘稼穡、風霜雨雪，宛如隔日。那時我手揮彎鐮在800米的趟子上收苞米秸，在水中撈麥芽，在深可沒膝的泥濘中拉著播種車來回50里，伐木、脫谷、做囤上跳，是一位真正靠雙手自食其力的農民。8年沉重的勞動錘煉了我的意志，也讓我至今時刻牽掛著農民的一切。

我始終覺得，藝術家對生活要多一點誠意。所以后來在我到了浙江美院當教師帶著學生下去寫生時，就是每個人帶著一個簡單的鋪蓋卷下去的。我們到了工廠就穿上工作服和工人一起上班，到了農民家里就和農民一起擔水、勞作。我覺得藝術家到農村去寫生，如果只是把農民請過來坐在小板凳上，畫幾張肖像，那只是把課堂搬到了農村，并非真正的生活。而真正的生活，就應該是像柳青、路遙那樣，和農民一起體會從春耕到秋收，從夏播到冬藏，直到最后把糧食運進糧倉的那一刻，經歷這樣幾個四季輪回，才算是真正地在農村生活過。不沉到生活的最深處、最底處，是很難把人的深度挖掘出來，并變換成你筆下那個活生生的、富有感染力的、打動人心的藝術形象的，畫家尚且如此，作家、劇作家更應如此。

因我父親被列為“黑六類”，我曾連續兩次參加高考，都在專業成績第一名的情況下，不能被錄取。在那樣一個特殊的環境中，是黑龍江的農民們，用最樸素的語言安慰了我。

我永遠忘不了一位樸實的大嫂把一碗雞蛋放在了我的窗外，對我說：“馮遠，別灰心，你還年輕，有機會”。這也是后來我為什么畫了《秦隸筑城圖》，畫了很多當代農村人物系列、藏族系列、都市系列作品的原因。只有身處在那個環境之中，我才感受到、想象到，千千萬萬的普通人，如何推動了歷史的前進。

習近平總書記說，“好的文藝作品就應該像藍天上的陽光、春季里的清風一樣，能夠啟迪思想、溫潤心靈、陶冶人生，能夠掃除頹廢萎靡之風”。這要求我們將畫筆書寫的對象真正聚焦到人民大眾看似平凡、庸常卻具有閃光內質的現實生活萬象之中，聚焦到那些默默為社會進步、國家富強奉獻著的萬千幕后英雄和普通人的悲歡離合、音容笑貌之中。

記者：習近平總書記說到，正是因為柳青熟知鄉親們的喜怒哀樂，所以中央出臺一項涉及農村農民的政策，他腦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農民群眾是高興還是不高興。作為文藝家，您今年仍然關注農民問題，請問您今年關注的主要是哪方面的問題？

馮遠：我關注農民問題，本質上是關注中華民族的復興。我們國家的發展走上了快車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現代化成果主要還是集中在大城市之中。這幾年來，脫貧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但是仍有很多農民，在城鎮化的進程之中，沒有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中國未來發展的后勁可能還是在農村。除了在土地上耕種的農民，還有一部分在城鎮化進程中選擇進城務工的農民，后者成為我們今天所說的“農民工”。但是，我們不能讓農民工的下一代成為“二代農民工”、“三代農民工”，那就太可悲了。脫貧的過程中，國家想了很多辦法，比如貸款、修房子等等，我想，“授人以魚”的同時，還要“授人以漁”，關鍵就是要解決他們就業的根本問題。國內能夠有機會上大學的青年，仍主要集中在城市，對于農民的子女，我建議把專科學校的功能強化起來，讓更多適齡青年掌握一門專業技術，哪怕是果農、獸醫，以專業技術養活自己，而不是簡單地解決溫飽。

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騁績

從馮遠委員的身上，能明顯地感受到他深厚的學養和自律的修養。他始終強調，如果一位藝術家沒有學養，那么他只可能是藝術領域的一名熟練工而已。作為國畫大家，馮遠直到2012年，在他60歲之時，才為自己舉辦了個展——“筆墨塵緣”大型展覽。“歷史溯懷”、“傳統追懷”、“蒼生情緣”、“技道縈懷”4個部分近200件作品，第一次展示了馮遠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從浙江美術學院畢業至今40年的美術創作歷程和成果以及他在中國畫傳承和發展上孜孜不倦的探索。為何青年時代即已成名，卻直至花甲之年才為自己舉辦個展？馮遠說，從成為公務員的那一刻起，他就給自己確定了一個原則：在他任職期間，絕不為自己辦畫展。

記者：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我們的文藝作品，有高原，缺高峰，您覺得創作出高峰作品的先決條件有哪些？

馮遠：作品是文藝家的立足之本，創造高原高峰作品，只有熱情和決心遠遠不夠。文藝家需要關心的是如何使作品的思想切實深刻起來、藝術精湛起來、技術精良起來。我們需要關注社會發展進步，我們需要激發獨特的創意構思和充沛的藝術想象力，我們需要學會賦予作品豐富雋永的內涵，我們需要有寬闊的胸襟，我們需要敢于試錯、廢稿三千的精神……作為文藝家一定有學養、有修養、有知識、有關懷。

探取藝術堂奧，藝術家還需要克服自身的偏執與自戀、狹隘、怯懦和虛榮，以及懷抱“摛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梁。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騁績”的志向，使自己先成為一個有深度和厚度的人，作品才能有筋骨、道德和溫度。

記者：所以您一直強調學養、修養對一位藝術家的重要性，請您再具體談一談。

馮遠：學養不完全等同于知識、修養或專業能力，它是在各個綜合方面長期積累的過程。當一位文藝家遍讀詩文、理論、名著，通曉自己所在領域之外的學問，成為飽學之士時，他對藝術的理解自然不同。常常只是一個作品的題目就能見出你的學養和你作品內容背后的豐富性。

我畫過很多西藏組畫，在上世紀80年代時，我畫的藏民們穿著油膩膩、黑乎乎的衣服，帳篷里是煙熏火燎的場景，那時我是以旁觀者的眼光遠觀他們；10年后，我在雪域高原上，看到人們穿上了改革開放以后的新衣服，我看到一個藏族女孩買了精巧的小鏡子在畫著口紅，那一抹桃紅色，是他們貧瘠生活中的一點亮色，也是與他們父輩、母輩的生活不一樣的顏色；而再過10年，我畫了《今生來世》，表現的是新西藏人在祭祀之前做的準備工作。原來我為這幅畫取名《前世今生》，我想體現從舊西藏到新西藏的變化，前世是苦痛貧窮的，今天是美好光明的。但是后來，我將其改名為《今生來世》，因為藏民在藏傳佛教的影響下，每年都把糧食、錢物捐獻到寺廟，而只給自己留一點點可以維持生活的物資，因為他們心中對來世、對彼岸有著期待。這中間所經歷的，就是一個藝術家因為學養的變化帶來的藝術上的變化。如果一個作品能夠讓人有些回味，對人生、世界有些美好的聯想，那么這一定是學養帶給它的。

而修養，關乎人品。今天，藝術的嚴肅、認真和一絲不茍的風氣被一些追名逐利的藝術家搞壞了，甚至有些已有成就的藝術家因此在藝術上退化得厲害，歷史最終不會為他們留下濃重的一筆。繪畫，不是簡單的幾個線條、幾個色彩的組合。因為從你的畫筆放下來的那一刻，作品就不再是私有財產，而是具有了公眾性。一個作品一旦具有了社會意義，那么它就是社會的財富，而作為社會財富，它必須要具備人文精神，要關注大寫的、生活中的人。

記者：也就是說作為藝術家要德藝雙馨。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要加強文藝隊伍建設，造就一大批德藝雙馨名家大師。能否講述一些您所接觸的老一輩文藝大家的道德風骨？

馮遠：我在當知青時，在上海看一個展覽，偶然認識了國畫大家方增先先生，我和他全無交集，是在一位資深編輯的引薦下，我帶著自己稚嫩的作品敲開了方先生的家門。方先生看了我的連環畫插圖后，便問我，你怎么不考學啊？我說我的年齡過了。他當時就說，我收你！并且對浙江美院表示，今年馮遠不來，我就不招生。就是這樣一位素昧平生的老先生，破格錄取了我。而在此之前，我沒有讀過大學、沒有受過繪畫方面的專業訓練，就直接考取了研究生，這在今天幾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而我此前的欠缺在老先生們的眼里也是清清楚楚的，所以當時給我的成績是4+，學校的招生部門一時之間不能理解為什么方先生會破格錄取了我這樣一個平凡普通的知青。直到畢業時，我的畢業作品《秦隸筑城圖》與羅中立的《父親》分獲銀獎、金獎時，這一戲劇性的變化，才讓大家終于看到了這個青年人的潛力，也明白了方先生的不拘一格。

我人生當中還遇到很多無私幫助過我的老師：大畫家宋雨桂先生幾經周折把我從農村“撈出來”，我難以忘懷他風塵仆仆從遼寧專程趕到黑龍江來看望我這個青年人。在寒意料峭的諾敏河邊，我倆相背坐著一輛牛車，在我們那個一鋪大炕睡著二十幾個知青的昏暗小屋子里，他對我說過的一些鼓勵的話；而我僅于火車之上偶識的中央美院原副院長朱乃正先生，同樣只是在看了一眼我的作品之后，便在一個雨夜帶著我這個寂寂無名的小輩去拜訪名師，還有盧沉先生等等……在他們身上都有著一代大家的人格魅力。我感恩于那一代大家，他們的品質也深深影響了我。在我后來成為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之后，每逢莘莘學子向我求助，尤其是看到來自基層青年的懇切目光，我都會盡我所能去幫助他們，這就是一代代文藝家們德藝雙馨的傳承。

因高峰期許而滌沙鑠金因傳世之義而矢志“三精”

2016年，為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創作的講話精神，弘揚和創作具有鮮明時代特征、感人魅力、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的優秀歷史畫作品，11月30日，“中華文明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展在中國國家博物館開幕，該工程依托國家之力，圖寫中華民族5000年文明歷史，彰顯中華民族的價值觀念、文化精神和審美追求。這一項目無論從規模、體量之大，人、財、物力投入之多，還是組織工作之艱巨繁復，都堪稱中國近現代文化歷史上所少有的創作活動，其與2009年完成的“百年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作為連綴一體的姊妹篇藝術創作，成為體現一個發展崛起中的經濟大國、文明古國、文化大國13億多人民意志、民族精神和國家文明形象的藝術圖譜。

馮遠委員作為該工程組委會副主任兼秘書長，他最大的感慨就是：我們趕上了一個好時代！他表示：我們要因高峰期許而滌沙鑠金，因傳世之義而矢志“三精”，秉持“即便明日我將衰朽，今日我亦竭盡全力”的心志，努力創作能夠與中國古代傳統藝術拉開距離，與現代西方藝術保持距離，與現實生活和人民零距離，與時代貼近距離，與高峰目標努力縮小距離，能夠折射歷史與人民光輝的當世作品。

記者：今年春晚有一個特別節目《國寶回歸》引起全國人民的關注。無獨有偶，近年來，從故宮石渠寶笈展、《千里江山圖》等展覽參觀人數的爆棚，到各種國寶類節目的熱播，看得出國人對優秀傳統文化的熱衷。這種現象背后折射的深層次的原因是什么？是否可看做是一種自覺的文化自信？

馮遠：在當代中國，文化自信是具有時代意義的命題。它代表了文化自覺基礎上文化自尊、自強精神的確立，是以摒棄“西方文化中心論”和鴉片戰爭以后產生的民族心理自卑、文化價值自卑觀念為標志的，是對文化核心理念的自我肯定和期許。文化自信，既與歷史文化的積淀和文明成果相關系，也與現當代文化建設的新成果、新成就相關涉，還與未來的文化創新發展相關聯。

上世紀80年代，我關注過西方文論和現代藝術，那時國門剛剛打開，對西方概念化的、抽象化的豐富多彩的繪畫面貌和理念感到很新奇。但是多少年之后，我越來越發現，當代西方藝術作品已經少有大寫的人的精神。所有的藝術最終是要為人服務的，如果藝術完全與人切斷，那么藝術將因虛無而走進死胡同。這也是在我們自己富起來、強起來的過程中所逐漸認識到的。

國寶受到關注，直指我們在富起來、強起來之后，拿什么作品給中國人看的問題？我想，就是高質量的、高標準的文藝作品。我們已經由過去對量的需求轉變為對質的追求，我們的文藝作品不只要給中國人看，還要給全世界看。要能夠站在一個更宏觀的，全人類的高度來挖掘出有深度、有高度、有吸引力的文藝作品，能夠代表國家走出去，堅定文化自信、講好中國故事，塑造好中國人的形象，提升中國的文化軟實力。

記者：談到文化走出去，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講到，我們將提高參與國際交流的能力，以便更好地講述中國的故事，展現中國的真實，多維和全景，增強我國的文化軟實力。您覺得對此我們還要做出哪些努力？

馮遠：文化走出國門，近年來，我們已經邁出了一大步，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也確實存在著很多問題，我想主要談談問題。文化走出去，是需要精心規劃的，主要有兩個環節：戰略上拿捏好，戰術上把握好。首先就要深入了解對方的審美、喜惡、品位等，這就需要有一批駐外研究文化藝術的專家學者深入透徹地做好調研工作，然后再回來研究對策，才可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將中華文化和而不同、同中存異的價值理念傳播出去，讓對方了解、理解進而愿意傾聽、接受中國的藝術。

對此，我想“人文交流”要比“文化交流”更有戰略性。人類存在著不同種族、宗教、信仰、價值觀上的差異，但是人類也存在著諸多的共通點。拿什么打動與你存在差異的對方？依靠的就是共通點。它可以包括審美趣味、人的核心道德、人的基本精神等要素。藝術創造的最高境界是讓人動心，讓人的靈魂接受洗禮，讓人發現生命與心靈的意義、感受生活與自然的美好。它不只能夠打動自己，還能夠打動來自世界各國的人，這就是“人文交流”的力量。

文化走出去應該是柔性的。風靡世界的《變形金剛》、《蜘蛛俠》等美國電影故事情節其實枯燥而單一，但是它立足于拯救人類的科幻題材這個共通性之上，就能引起全人類的共鳴。再看他們為了贏取中國票房，運用了花木蘭、熊貓等中國元素，將諾亞方舟停在中國的西藏，由中國人扮演拯救世界的角色，多么巧妙的做法啊！所以至少在現階段，不妨讓一些容易被不同民族接受的，好看的文藝作品先行，在潛移默化中逐步宣傳中華文化。

記者：新時代、新氣象、新作為，請您再談談藝術家在今天應有著怎樣的使命擔當？

馮遠：以“中華文明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為例，這就是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我們開了個好頭，這就是我們的文化自信啊！接下來，我們還將舉辦“中華家園”工程、“青山綠水”工程，將56個民族具有代表性的人文肖像，將祖國的大好河山都繪制到我們的藝術圖譜之中，這個工程不設時限，我們以開放的心態，歡迎后人的作品不斷地補充。

新時代的文化繁榮，可以引用經濟方面的一個提法，那就是應該走高質量的、高內涵的發展道路！應該以新時代的中國人民、中國故事為主題，創作出更深刻的、更豐富的、更精妙的，體現中國人精神風貌的文藝作品。對于藝術家，應以傳世之心，而為傳世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