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絲綢之路上的俗文學，記載了不同民族審美客體、表演藝術、民俗時尚、審美意識等的流傳、交流和變異，為人類精神文化、文明的交流發展樹立了一座不可磨滅的豐碑。

審美客體豐富發展

雖然據考古而知，遠在殷代西域的和田玉就為中原祭祀所使用，然而玉石相關的吟詠詩篇卻沒有流傳至后世。張騫鑿空之前，民間物品的交流早就頗為頻繁，邛竹杖、蜀布等出現在大夏便是明證。至張騫出使西域，天馬西來，異域之物作為審美客體影響乃至于改變了人們的感知結構，天馬、苜蓿、葡萄、石榴、琵琶、胡旋舞、蠶桑、瓷器、樟腦、螺髻等成為絲路沿途文人吟誦或繪事的對象，異域之美成為文人構建文學想象的重要內容。

漢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為之”。雜技幻術已在張衡都市賦的筆下有所表現。在民間，表演藝術成為一時風尚，晚至魏晉尚不普及。見之于文獻者，有貴族文人如曹植等誦俳優小說、胡舞、跳丸等，從中可以看出西域民族風習對于漢民族的影響。

唐高宗時期，蘇定方率軍征伐，滅西突厥，從而絲綢之路暢通無阻，西域風物逐漸成為唐人的時尚。“天寶初，貴族及士民好為胡服、胡帽”。西域的窄身小袖袍成為朝服和常服。墓室壁畫中時見波斯褲、打馬毬等西域風情。貴族崇尚胡食、胡樂，“太常樂尚胡曲”。

使者、商人、奴隸伴隨著駝鈴聲往返于絲綢之路，他們不僅進行著物的流通，而且溝通著中土與西域的文化、文明。西域的說唱藝術、雜戲表演等傳至中原，而中土的梨桃、絲絹、茶葉、瓷器等被運至西域。人們面對異域遠方之物，從觀物、用物到體物、審物，審美趣味和風尚均發生了重要的轉變。

說唱文體崢嶸共生

早在先秦，宮廷內就有盲人說唱、歌姬舞蹈。然而，中原漢人說唱表演藝術尤其是戲曲的發達卻得益于游牧民族、西域文化的影響。南北朝時期，佛教的大盛為隋唐帝國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而唐人傳奇雖然為文人創作，但其間的因果敘事、因緣和合等皆取自于佛教。俗講、僧講、梵唄都是印度佛教、貴霜佛教以及西域佛教東傳的有效媒介。變文、講經文等雖然經過唐末、五代的戰亂動蕩幾乎無遺，然而從敦煌文學仍可以略見一斑。話本小說，是遼、金、宋、元“說話”藝術的結晶。而勾欄瓦舍中諸如說參請、諢經、諢話、說藥、說史、野呵小說、合生、平話等說唱藝術，無不深受唐代俗講、變文的熏染。

漢語言口述敘事藝術的繁榮發展得益于絲路文化的互通、互滲和互生，其文本的韻散結合、圖文編排、“楔子—正文”結構等都源自于佛家的俗講和變相。其實，佛教對于俗文學的影響遠不止于此，如鄭振鐸認為“寶卷是變文的‘嫡系’子孫”；佛曲、唱辯、平話、詞話、曲子詞、俗曲、俗賦、彈詞、鼓詞等皆厚蒙其澤。

《羅摩衍那》是印度的兩大史詩之一，傣族史詩《蘭嘎西賀》即取材于它。降邊嘉措認為，在敦煌文獻中還存在兩種《羅摩衍那》的藏文譯本。藏族英雄史詩《格薩爾王》、柯爾克孜族史詩《瑪納斯》和蒙古族英雄史詩《江格爾》在精神思想、整體結構和人物形象上不僅彼此之間相互內通，而且與中亞游牧民族的傳奇故事、民間文學等說唱藝術也存在著互相影響、借鑒和吸收的質素。

在古代中亞，戲劇表演曾經繁盛一時。而在漢語言文學世界中，戲曲藝術較為晚熟。遼代散樂富有宗教氣息，金朝諸宮調相對成熟，蒙元雜劇承繼金院本，在興盛期間又深受梵劇、佛教宗教劇和中亞戲劇的影響。剖析蒙元雜劇的結構，可以發現古代中國戲曲與西域戲劇之間的秘響旁通。

審美意識互滲相通

文化之間的接觸、沖突、融合豐富和發展了人類的精神文明。各個民族的審美意識在不同文化的接觸和交流中互滲相通。若從身體審美觀來看，中國俗文學可以說是絲綢之路審美文化融合交流的結晶。例如話本小說、章回小說中關于人物體征的“面如滿月”、“耳大垂肩”、“雙手過膝”等描述皆來自于佛教，而佛教的法相審美觀又起源于古印度文化。此外，古代中國的相人術也受到了南亞、西域、中亞等地的影響，如對“隆準”、“長人”、“美須髯”、“環眼豹頭”等異相的迷信等。

海上絲綢之路不僅流通貿易瓷器、絲綢、茶葉、香料、藥材等商品，而且改變著貿易國之間的生活方式和審美觀念。漢文化所倡導的“以善為美”的審美意識也逐漸滲透并影響到漢語言文化圈的各個民族，形成審美共同體。越南的喃文文學、日本的假名文學、朝鮮半島的鄉札文學和諺文文學等都可以看作是漢語言文學的派生文學，其中的愿文、講談、勸善文等尤其體現了審美意識的共通性。

審美意識具有民族性、階級性、歷史性和地域性，但同時也因相同或相近的文化背景而具有共通性。絲綢之路促進了民族文化的會通和交流，因其雜合而成的審美意識更是在客體、文體、結構上改變了不同民族傳統文學的體系構成。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倫理詩學中的民族性問題研究”（17XJA751004）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蘭州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