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當前的文化經濟形勢下，我們更需要充分發揮中國當代文學與藝術批評介入社會現實的功能，這是當代文藝理論家義不容辭的任務，也是中國美學走向復興的必經之路。

在任何一個歷史時期，審美都具有極為復雜的內涵。在現代社會中，這種“復雜性”尤為凸顯，需要我們在現代審美經驗與“感覺結構”中尋找新的理論生長點。

當代審美研究的理論起點

時至今日，文學與藝術作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調和劑，依舊對人們的行為習慣與思維范式發揮著巨大的影響。尤其隨著網絡與新聞媒介的迅速普及，一件文學事件的發生，可能在最短的時間內產生最大的公眾影響力。法國當代哲學家阿蘭·巴迪歐曾提出“事件哲學”，即事件作為事件，最關鍵屬性就在于其突然顯現的一瞬間的爆發力，更為重要的是，事件發生的背后往往會伴隨著巨大的意識形態誘因，影響并左右著整個事件的發生與發展。這同樣適用于今日的文學與美學領域。

電視劇《人民的名義》的熱映可以說是2017年的一個標志性文化事件。在相同的觀看經歷中，基于不同文化與審美經驗、各個年齡階段的觀眾群體均可以在這部劇中找尋到“共通性”的審美認同。這樣的文學事件實際上是很難發生的。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曾經極具精英性質的“美”與“美學”早已不再困守于高高在上的“象牙塔”中，而與當代藝術和文化的發展、創意經濟和時尚產業的興起相互關聯，成為大眾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一個“日常生活審美化”的時代里，每個人都可以成為“藝術家”，均可以在某一領域形成自己獨特的時尚理念與藝術標準，美學也幾近于文化的內涵，這就不可避免地導致了一個理論困境：如何找到一條合理且有效的研究路徑，將復雜而鮮活的大眾審美經驗予以系統化、理論化的表達呢？這顯然是當代美學研究亟待解決的理論難題。

馬克思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就提出一種“生產美學”，在將人類的勞動與動物的勞動加以比對的基礎上，論述了“美的規律”作為人類特有的“本質力量”，對促進整個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在事實上確立了美學研究的基本思想與理論原則。在當代愈來愈復雜的“情感結構”中，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都發生了深層次的改變，“美的規律”是否依然存在呢？如果存在，又在何種程度上發揮著正面的、積極的效力呢？筆者認為，在創新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背景下，“美的規律”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與價值內涵，文化創意時代的審美復興根本上源于對美學基本問題的理論反思，這也是我們分析當代審美問題的理論起點。

審美復興的緊迫性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推進，人類社會的發展步入到了一個“文化經濟時代”（或“文化創意時代”），“晚期資本主義”、“后現代主義”等概念已經很難準確概括當今時代發展變化的特點。在現代，“美”與“審美”早已不是一種私人的、超功利的情感概念，而與市場、資本之間發生著深刻互動，隨著美學的力量向經濟層面轉移，“審美”與“資本”之間的關系更應該被歷史地看待。

近年來，“審美資本主義”作為一個新興文化概念，受到越來越多理論家的關注，但無論是奧利維耶·阿蘇利提出的“品位的工業化”，還是彼得·墨菲和愛德華多討論的現代資本主義審美精神與審美興趣，都是為了強調審美活動對推進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在歷史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面展開在一開始就與審美品位、欲望機制等密切相關。問題是，審美活動（包括品位、欲望等）該如何從經濟因素的對立面轉化為經濟發展的動力呢？關于這一問題的回答具有理論上的迫切性。

在馬克思關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經典比喻中，文學與藝術處于上層建筑層面，直到葛蘭西提出“文化領導權”之后，路易·阿爾都塞、雷蒙德·威廉斯、特里·伊格爾頓等一眾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都從不同角度強調了文化（或審美）對社會發展的建設性作用。文學與藝術歷來是創新的重要源泉，“文化創意時代”正是一個以文化為中心，帶動整個經濟和社會發展創新的重要時代。在這一過程中，有兩方面的問題需要引起我們的注意：一方面，全球化語境下的“傳統化”與“本土化”問題，即如何在全球化帶來的“趨同性”語境下堅守自身獨立的文化傳統與美學風格；另一方面，在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現代社會中，如何正確處理文化與發展之間的關系問題。

對以上兩方面問題的解決均是迫切而必要的。近些年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文化問題表示的持續性關注，更加印證了該問題的嚴峻性。在聯合國“以文化促進可持續發展”聲明中，主要關注兩方面的發展問題：第一，對支持文化多樣性的承諾；第二，促進文化經濟的增長。聲明中的兩點不僅直接觸及“文化”與“可持續發展”之間關系的復雜領域，也是在政策層面針對以上兩方面所作的努力與承諾，是對人類多元的、可持續發展的文化價值的保護與表達。可以看出，當自由的審美活動深陷市場經濟與國家權力之中無法自拔，我們不可避免地面臨這樣的挑戰——如何在創意經濟的經濟價值與非商業表現形式的文化價值之間實現一種平衡。解決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哪一方取得最終勝利，而在于兩種不同價值體系間的調和。在此意義上，審美的復興不僅意味著文化的復興，更意味著經濟與社會的復興。

中國美學的復興之路

在當前的文化經濟形勢下，我們更需要充分發揮中國當代文學與藝術批評介入社會現實的功能，闡釋出中國審美語境、審美經驗和感覺結構的特殊性與復雜性，明確中國立場，做到“和而不同”。這是當代文藝理論家義不容辭的任務，也是中國美學走向復興的必經之路。

這種努力的嘗試，主要基于中國文化發展中以下幾個方面的事實。

首先是中國的“現代性”狀況。與歐洲、美國、拉美等國家相比，中國現代化進程具有自身獨特的發展樣式，國際美學協會前主席阿列西·艾爾雅維奇教授將20世紀80年代興起于中國的先鋒藝術稱為“第三種先鋒派”，亦即“審美的先鋒派”。改革開放近40年來，可以說是中國現代派最活躍的時期。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推進，文學與市場、政治、傳統文化以及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間的關系發生了顯著變化，人與人之間的情感狀態、人際關系、意識形態表達等方面有了新特點，這些變化與特點在當代優秀文學和藝術作品中都有新的形式表征。

其次是中國文化生態的復雜性。中國當代審美語境呈現出一個多重疊合的語境空間，且具有自身獨特的美學風格，很難為西方理論所準確解釋。由此，中國當代文學與藝術批評不僅要面對不同文化、不同價值觀念的影響，還要面對同一文化、同一價值觀念中存在的不同階層、不同地域、不同身份、不同趣味的思想沖突，是一個極其復雜的文化包容視界。

再次，在最近二十余年，中國文藝理論界存在著“失語”、“缺位”、“告別理論”等諸多問題傾向，也產生了若干理論“混亂”與“分歧”。在此基礎上，從本體論角度對當代美學基本問題的研究，對于規范中國當代審美秩序、發揮“美的規律”的正確導向、經由“美學的革命”實現中華美學的復興，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時代發展的瞬息萬變導致了美學的危機與困境，但扎根于現實土壤中的文學與藝術依舊支撐著人們的生存信念與審美維度，人民群眾追求“真”與“美”的目標始終不會動搖。馬克思早在《致斐迪南·拉薩爾》的信中就曾指出，現代悲劇藝術最大的問題并不在于題材或形式本身，而在于如何運用最恰當的主題形式將最現代、最真切的情感結構與矛盾沖突表現出來。電視劇《人民的名義》成功的關鍵，正在于劇中真實而普遍的情感內核恰恰與現代人當下的“情感結構”相契合，同時又表征出關于未來美好希望的可能，這是一切優秀作品的審美特質，也是經典作品“長盛不衰”的關鍵。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當代美學的基本問題及其批評形態研究”(15ZDB023)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