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近期，有一套書在北京首發，名為“粵派評論叢書” 。叢書總主編蔣述卓在“總序”中勾勒“粵派批評”的概貌時，提出嶺南獨特的文化傳統，晚清以來粵籍學者的文論脈絡，以及廣東的地緣優勢等特征。由此，近幾年受人關注的“粵派批評”的概念進一步浮出水面，也促使我們重新思考文藝批評或文藝乃至更寬泛的思想文化的地域性問題。應該說，這本不是個新話題。西方地域文學理論的淵源可追溯至十八、十九世紀之交。我國傳統社會中向來有以地域為名的各種學派，近代以來的文藝又有所謂“京派”“海派”等，近年來思想學派和藝術流派更受人重視，各地推出“畫派” ，藝術界討論“新流派” ，學術界提出重估“關學”等命題。這些都說明，重審地域性確有必要。

實際上，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金克木先生就專門撰文談過文藝的“地域性”問題，認為可以從分布、軌跡、定點和播散等視角來展開文藝的地域學研究。他還提出，“文學和藝術的地域分布研究不是僅僅畫出地圖，作描述性的資料性的排列，而是以此為基礎提出問題” 。這些思路和觀點時至今日依然具有啟發性。但是，今天我們重審文藝批評的地域性，又擁有了新的時代條件和語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世界變得“扁平”“互通”以及隨之而來的文化潮流。近代以來的工業化、市場經濟和全球化等因素打開了地理的限制，帶來了人口的大規模流動，早在十多年前，西方學者基于全球化的現實提出的“世界是平的”的理念，不但早就是公認的現實，而且正在變成歷史。更重要的是，科技和通信領域的迅速進步，使人們可以超越物理空間的隔絕彼此接近。身處這個“扁平”的世界中的人越來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近幾十年來互聯網飛速發展，正在重構一個新世界以及人們在這個新世界中的身份。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最新發布的第41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7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7.72億，普及率達55.8%，超過全球平均水平（51.7%）4.1個百分點，超過亞洲平均水平（46.7%）9.1個百分點。顯然，中國不但參與到這個新變局之中，而且還走在了前列。

我們都有一種感受，那些受到熱切召喚的東西，大都是現實生活中所缺少的。在這個“扁平”“相通”的世界里，人們都在謳歌和向往個性、獨特，追求限量版，逃避流水線，稀罕“手作” ，輕視“復制” ，姑且懸置價值判斷的話，個中反映的恰是差異性不斷消失的現實。這種情況同樣反映在文藝及文藝批評的領域。一方面，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人們生活世界的地域性持續弱化。古人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今天黃土高原和江南水鄉的自然地貌差異固然存在，但兩地人情之異卻日趨縮小。換言之，水土越來越成為一種“鄉愁” ，它在人情塑造中作用卻在降低。另一方面，新技術的深入發展，又大大縮小了地域對藝術體驗的限制。在以前，因為時空阻隔等多種因素，即便是卓有成就的作家藝術家，在成長的過程中，縱然對藝術滿懷熱情，其文藝生活也頗受限制。如今，這一切都發生了改變。地方戲早已不局限于“地方”而在全國散播，欣賞地方戲的文化品鑒意義遠大于身份認同。英國國家劇院現場NT live打破了舞臺藝術現場表演的空間阻隔，數字美術館讓僻遠農村的人欣賞到藏于大城市的畫作，數字博物館則讓博物館承載的文化藝術元素以新的方式抵達受眾，據報道，故宮一年只有2000萬游客，但一個故宮表情包就有4000萬下載量。各種網絡直播平臺則讓城里人有可能欣賞山村中的美景，這都在改變著當今文藝生產和傳播的格局。我們可以預計，隨著人工智能和通信技術的深入發展，在不遠的將來，超越空間阻隔的就不僅是視覺感受和聽覺感受，而是觸覺、嗅覺、味覺等更全方位的身體感受。到那時，所有人欣賞所有文藝，并與所有人分享欣賞藝術體驗的時代就會來臨。如果我們承認文藝批評是由文藝欣賞所得之美的感受觸發，而美感又得自于藝術生活，那么，隨著純粹源于地域特性的藝術體驗與日衰減，文藝批評中的地域因素的式微應該是不爭之事實。

當然，對于文藝批評而言，更重要的或許還在于文藝思潮全球流動所形成的“無問西東”的學術共識，文藝批評的思想體系、運思邏輯和概念工具跨地域乃至跨文化的解釋力與共享性都因此而增強，從“以西釋西”“以中釋中”的學術分隔演變而成的“以西釋中”一家獨大之局終將發展到“中西互釋” “美美與共”的學術狀態。全球如此，一國亦然。正因為這樣，今天重審文藝批評的地域性，主旨當不在研究某一地之文藝批評，而在以某一地為入口，考察文藝批評之發生與流變。也就是說，應更多地把“地域”作為一種“方法”而不是“內容” 。以此反觀“粵派批評”的話題，或許會有些新的思考。如蔣述卓所言，“廣東占有沿海之利，在溝通世界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近現代以來，粵派學者在中西文化交匯的背景下，感受并接受多種文明帶來的思想啟迪。……這種地緣、文化土壤的內在培植作用，在‘粵派評論’的發展過程中是顯而易見的” ，實際上，近代以來粵籍學者的思想、藝術成果中的文化融合，或深層或淺表，或形式或內容，比比皆是。舉一個最淺顯的例子，梁啟超在100多年前編寫的粵劇《班定遠平西域》中，匈奴欽差上場時有這樣的一段詞：“我個種名叫做Turkey，我個國名叫做Hungary。天上玉皇系我Family，地下國王都系我嘅Baby，今日來到呢個Country，堂堂欽差實在Proudly。可笑老班Crazy，想在老虎頭上Toplay。叫我聽來好生Angry，呸！難道我拍你Chinese，難道我怕你Chinese？ ”這段夾雜著英文、漢語、粵語的唱詞，雖只是語言方面一個極小的例子，卻生動地反映出廣東地處中西交匯的文化特色。而文化交流對于思想、藝術流派或學派形成的意義，異質文化與原有文化碰撞、互鑒和相融的路徑，這些問題不但所有學派都必須面對，而且有關學術發展的普遍規律，在“扁平”“互通”的今天尤其如此，剖析“粵派批評”對此無疑具有方法的意義。

退一步說，在方法的意義上考察“粵派批評”等學派，對于學派本身的意義也是顯而易見的。部分的意義需要從全局得到折射，一個事物的本質也要在其它事物中才能得到真正體現。記得潘光旦先生在為《生育制度》作序時曾梳理過社會學思想的分化演變，并就此提出“派與匯”的問題。“派”指思想的分歧，“匯”指思想的會聚。他說，思想分派的好處是可以做專門、細密、徹底的研究；但是這畢竟是零碎片段，離完整的通盤認識極遠。而且，“它可能是一頂瓜皮帽子，是一件百納袈裟，卻不是天孫織的錦衣” 。因此，學派最忌褊狹、武斷，“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的氣概是要不得的。流派只有不成為全局認識的妨礙，才具有意義。當我們過度關注某個學派或流派的內容本身，難免會把塑造乃至編造本門“家譜”作為使命，淡化或忘記了“派”對于“匯”的使命和價值。相反，把“派”視為“匯”的一種方法，才可能織就中華文化學術的錦衣，學派的價值也才能得到更全面深刻的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