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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總結與反思改革開放40年來當代中國文藝理論研究和學科發展之成就與缺失，以敏銳的理論觸角感知現實與時代精神，在既有業績的基礎上再次出發，在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學精神的基礎上續寫當代中國文論發展之新篇章，是當前文學理論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當下中國思想文化發展所呈現出來的新態勢為我們的反思提供了一個新的價值參照。在反思的過程中，諸如文論何為、強化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文藝亂象”批判、堅持問題導向意識、在古今融會貫通中發現傳統資源的價值意義等問題，應該成為我們思考與探究的重點。

關 鍵 詞：新時期/反思/中國文論/問題意識/價值導向/文化自信

基金項目：中國社會科學院創新工程重大項目《中華思想通史》文藝思想編。

作者簡介：黨圣元，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北京 100732)。

當下的思想文化語境中，“文論何為”仍是一個需要我們予以深度反思的問題。如何總結與反思改革開放40年來當代中國文藝理論研究和學科發展之成就與缺失，如何以敏銳的理論觸角感知現實與時代精神，如何在既有業績的基礎上再次出發，如何在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學精神的基礎上續寫當代中國文論發展之新篇章，凡此種種問題，均需要我們予以深思。

當下中國思想文化發展所呈現出來的新態勢為我們的反思提供了一種新的價值參照，即我們的文學創作和理論批評應該積極面對現實和回應時代主題，“成為時代風氣的先覺者、先行者、先倡者，通過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文藝作品，書寫和記錄人民的偉大實踐、時代的進步要求，彰顯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1]；應該“高擎民族精神火炬，吹響時代前進號角，把藝術理想融入黨和人民事業之中，做到胸中有大義、心里有人民、肩頭有責任、筆下有乾坤，推出更多反映時代呼聲、展現人民奮斗、振奮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的優秀作品，為我們的民族描繪更加光明的未來”[2]。為此，我們非常需要以一種新的問題意識、新的思想姿態、新的價值導向、新的理論目光、開闊而從容的胸襟，對新時期以來、尤其是新世紀以來的文藝理論批評進行一番深入而具有建構性意義的總結與反思。

自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中國的改革開放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正所謂“時運交移，質文代變”；“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與時序”[3]，在市場經濟大潮興起和消費主義思潮擴張的影響下，社會政治、經濟、思想、文化逐步開始發生結構性變化，思想文化多樣性、多元化的時代真正來臨。與此同步，新時期以來的文學理論批評受新的時代風氣和社會語境之影響與制約，亦隨之而呈現出了新的發展趨勢，其突出的特征就是在改革開放初期以來學界普遍關注、甚至論爭不已的許多問題逐漸退出了理論話語的中心位置，有的被淡化、有的被懸置、有的甚至被驅逐或廢黜，而一系列新的問題則漸次生發、呈現，由此而促成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尤其是世紀之交以來當代中國文藝理論批評問題意識的切換和新的問題域的展開。

整體而言，新時期以來的40年，是當代中國文藝理論批評發展的最好時期。與20世紀初至1949年這一歷史時段的現代中國文藝理論批評的發展狀況相比較，以及與新中國成立以來至1978年這一時期的文藝理論批評的發展狀況相比較，新時期以來的文學理論批評在文藝理論基本原理研究、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中國古代文論和美學思想研究、西方文藝理論的譯介和研究、文藝批評學研究、文藝理論批評自身的學科建設等等方面，均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和重大的理論突破，創新性學術成果相當豐碩。更為重要的是，新時期以來由思想解放、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理論、學術觀念的開放，極大地激發、釋放了當代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的學術生產力，使其獲得了新的理論、學術創生活力。新世紀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和深化，以及中國經濟融入世界和全球化浪潮的奔涌，社會現實更進一步發生結構性變化，思想文化和學術研究因此而又呈現出一種新的態勢，包括文學理論批評在內的中外文化和學術交流與對話漸次頻仍，這些社會現實因素，深刻地影響、促進、形塑了文學理論批評的演變進程。在現實的影響制約之下，心態開放、觀念和方法趨于多元，各種思想的傳播給學術研究注入活力，紛紜復雜的創作現象給理論批評帶來了一系列新的問題域，這便使新時期以來的文藝理論批評進入了話語和觀念增長期。概而言之，我們可以說，開放性、多樣化、多元化是新時期以來文藝理論批評嬗變的基本特征。步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的經濟、市場更進一步融入世界，資本市場的迅速興起與強勢擴張，消費主義思潮的進一步侵蝕，媒介技術的飛躍式發展與傳播方式的革命性變化，大眾文化與文化產業的勃興，互聯網文化與文藝新業態和新形態迅速崛起，社會生活乃至思想文化世俗化趨勢加快，這一切深刻地影響、形塑了現實的文藝創作和理論批評，文藝多元化、多樣性的時代特征更加明顯，文藝創作觀念和理論批評思潮的分化愈發嚴重，文藝價值觀念傾斜、裂變問題更加突出。而與此相伴生，理論碎片化、價值偏窄化、歷史意識淡化乃至虛無化、非理性主義滋長、批評媒體化等現象程度不等地相繼呈現，導致了一系列文藝“亂象”“丑象”的孽生蔓延，而文藝理論批評亦無不有染于其間，則說明現實中的文氣、文風患上了特定的時代思想、文化癥候，集中體現為文藝生態惡化、文氣濁化、文風衰敗，確實到了需要激濁揚清、革新文風的時候了。我們注意到，近5年以來，尤其是2014年10月北京文藝工作座談會的召開和習近平講話精神的發表以來，文學理論批評領域出現了可喜的變化，正面、健康的理論批評和創作力量得到了支持和鼓舞，承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理論和批評聲音不再受到公開圍攻，“正能量”開始聚攏，并且不斷地得到釋放。文學理論批評領域的思想價值混亂、主流意識形態不斷受到解構和詆毀攻擊的狀況得到了扭轉，一些長期以來存在的負面問題開始得到高度正視，一些針對文學理論批評中在思想價值傾向方面所存在的缺失性問題的批判性反思和正面倡導的聲音逐漸發出。在這一過程之中，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主管部門對于文學理論批評的引導是強有力的，所采取的一系列調控措施和工作手段是行之有效的，因而相當程度上遏制住了一段時期以來存在于文學理論批評領域的理論批評生態惡化、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弱化、社會主義文學價值觀念受奚落和圍攻、種種錯誤思潮和觀念暢行無阻狀況的進一步惡化，先前文學理論批評領域中存在的主流意識形態處于被動局面的狀況開始向好的方面扭轉。

然而，正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文風的改革、文弊的清除不是一蹴而就之事，需要持久不懈的努力，需要通過有力的調控、引導手段，以及符合文藝規律的實際工作措施，才能進一步聚攏、激發主流文學理論批評的話語力量，從而繼續推進、不斷深化當前文學理論批評領域業已形成的良好局面。當前，文學理論批評仍舊存在著一些需要予以努力改進的方面：1.馬克思主義對于文學理論批評的指導地位仍需進一步得到強化。2.承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理念、傳播主流意識形態聲音的理論批評隊伍有待進一步聚攏和強大。3.在如何通過文學理論批評來傳承創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方面仍存在一些錯誤的、非理性的認識，其中的意識形態交鋒情況甚至是非常激烈的。4.互聯網和自媒體文藝中存在的錯誤言論和攻擊性話語仍舊嚴重，并且成為當前文藝“亂象”的主要集散地。這些問題產生的根源，主要來自于“普世價值”、歷史虛無主義、消費主義思潮的影響。因此，批判、抵制“普世價值”、歷史虛無主義的侵蝕和毒害，消除消費主義思潮和極端娛樂化的影響，仍然是當前文學理論批評領域開展意識形態斗爭的主要任務。

回顧與反思一下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文學理論批評的進程，曾經程度不等地存在過如下幾個方面的傾向性問題：1.認為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不代表當代世界最前沿、最先進、最具闡釋力的思想學說。2.繼續以我們曾經在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文學理論批評方面所犯的庸俗社會學錯誤，抹黑、詆毀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權威和指導地位。3.將馬克思主義“西馬”化，否棄馬克思主義的元典精神，脫離中國實際而移植“西馬”的問題意識，照搬“西馬”的立場方法和結論，以全盤“西馬”化取代我們自己的發展創新馬克思主義文學觀念和方法論的時代任務。4.放棄、反對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分析評價文學現象、總結和闡釋文學規律，認為這樣是僵化、極左，以及思想專制。5.在文學史書寫和文學史規律探討總結方面，放棄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和方法，以“歷史虛無主義”的態度，以“碎片化”的手法，通過所謂重新認識和評價中國現代革命文學和革命作家，以及通過“挖墳”“扒糞”的方式，抓住一些枝節性的問題，無限放大之，以達到抹黑、詆毀、否定中國現代革命文學傳統和社會主義文學成就的目的。6.對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化這一時代賦予當代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的重大思想、價值主題，要么視而不見，要么攻擊、奚落。7.在文學的黨性與人民性、主導與多樣化的關系上有意地制造二元對立、彼此對抗，借后者否定前者。

對于文藝創作和理論批評如何傳承創新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認知態度和思想立場上亦存在著非科學、反歷史理性的問題，主要體現為：1.從政治異見的立場出發，借古諷今，將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攻擊為“強化集權政治”“實行思想文化專制”，或者攻擊為是一種思想文化上的大倒退。2.從“全盤西化”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立場出發，在古今中西文化關系上制造二元對立，否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于當代中國思想文化建設的價值意義，動輒將弘揚優秀傳統文化視為“復古”。3.顛倒錯置“馬”“儒”關系，從“新儒學”的立場觀念出發，將傳承弘揚優秀傳統文化視為“以儒治國”“以儒興國”，而肆意提倡尊孔讀經，并且借此而否定中國現當代革命歷程中所形成的新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文化傳統，以及否定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在思想文化建設方面所取得的歷史性成就。4.用西方的所謂“普世價值”來否定、排斥優秀傳統文化對于21世紀中國思想文化建設的戰略性資源價值意義，認為當下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主要路徑是絕對應該走西方“憲政”道路和全盤照搬西方的“普世價值”觀念，而不是建構性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5.將20世紀以來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的所有失誤原因全歸結為是傳統文化在作祟，在意識形態方面制造現代化與傳統文化之間的文化敵意和思想阻隔。6.蔑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人類思想文化史上所具有的普遍性價值意義，并且動輒通過聲討、抹殺傳統來掩飾、影射對當下中國現實的反對立場。

互聯網文化興起以來，在互聯網文藝和自媒體文藝方面更是出現了一些觸目驚心的傾向性問題，主要體現為：1.否定和奚落、攻擊中國共產黨領導思想文化和文藝建設的成就，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文化和文藝政策與制度，宣揚只有西方的“民主”“自由”“憲政”制度，才是中國今后唯一可選擇的發展道路。2.攻其一點而不即其余，利用一些歷史細節或枝節性問題，抹黑、攻擊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所取得的歷史性成就和進步意義，質疑中國共產黨文化領導權的合法性，主張只有西方所謂的“普世價值”才是唯一的合法性依據。3.或從極右或從極左的角度，煽動、挑起思想文化事件、事端，撕裂大眾的思想文化共識，或者說唯恐大眾在思想文化方面形成共識，從而達到削弱中國共產黨在思想文化方面的領導力量和建構力量。4.經常在網絡和自媒體上散布一些未經驗實的事情或事件，以丑化、否定中國共產黨的文藝政策，抹黑、攻擊主流文藝創作和理論批評力量。5.動輒以所謂“文學已經死亡”“藝術死了”等等駭人聽聞的話語，通過“標題黨”的話語行為來制造噱頭，吸引眼球，以便徹底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文藝的歷史功績。

回望歷史行程，總結過往經驗與教訓，是為了今后更好的發展與進步。在全球文化交融和思想、價值碰撞更為激烈的當下，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時代強音中，基于與社會、生活的密切關聯，及其在思想文化建設和學術研究中所處的特定位置，當下的文藝理論批評需要承擔、發揮重要的文化自信、觀念整合、理論創生、價值重構作用。因此，系統地總結、反思新時期、尤其是新世紀以來文藝理論批評的發展演變軌跡，整體上把握新時期以來文藝理論批評的成就和得失，并且重點對若干影響了新時期文藝理論批評進程的重要理論問題重新予以梳理和認知，比如文藝的社會功能定位問題，文藝與政治、經濟的關系問題，文藝與倫理道德的關系問題，社會學批評、階級分析的有效性與局限性以及如何重構問題，文藝理論批評中的話語權力問題，文藝及理論批評的思想和價值創化問題，文藝與社會現實的關系及其重構現實主義文學精神問題，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形態化、當代形態化、大眾形態化問題，古代文論資源當代價值之再發現以及如何轉化問題，“西馬”文論、西方文論本土化問題等等。這就需要我們結合當下思想文化發展所呈現出的新趨勢、新形態，在新的歷史起點與時代高度上，對上述諸問題進行重新審視和深度反思，矯正在以往行進過程中所出現的偏失，并且結合當下中國的現實重新定位文藝理論批評的思想航向與理論功能。我們認為，這對于當前文藝理論批評的思想深化和理論創新，確實具有重要的戰略性意義。

反思新時期以來文藝理論批評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直接關系到當下和未來文藝理論批評的發展。當下的文化、文論語境，是我們直接的思想資源，決定了我們的問題意識，并且給我們提出了需要解答的問題。我們需要對新時期文藝理論批評不斷地進行認識和反思，歷史的發展演進，社會意識與生活形態的轉變，思想文化資源的不斷增長，使得我們審視反思對象的角度、方式不斷地發生變化，這樣就能使我們對于新時期文藝理論批評的反思與當下的思想文化建設合轍接榫，從而成為一種鮮活的、反思性的思想創生和理論建構過程。我們認為，站在發展和創新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這一學術立場之上，針對以往研究中存在的批判性反思不足的情況，進行再反思、再批判，或曰反思之反思，實屬必要。因此，針對當前文藝理論批評所面臨的文化使命，以及新世紀以來文藝理論批評中所出現的一些新的學術生長點，我們應該對新時期文藝理論批評的發展歷程、觀念演變、關鍵詞轉換、重大理論問題、熱點問題及爭鳴、階段劃分和特點等進行系統的梳理和深入的理論反思，并且力求對新時期文藝理論批評的各個領域和具體問題進行細致、深入的分析，從而深化我們對于新時期文藝理論批評成就的正確評價，以及樹立對其缺失之處的修正意識與勇氣。歷史是需要時時回顧與反思的，哪怕是剛剛過去不久的“歷史”。但是，我們回顧、反思某一段歷史，并不是要重新回到那個歷史中去。因此，對于近年來出現的所謂重新“回到八十年代”的主張，我們并不能完全同意。“八十年代文學”當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經驗值得總結并揚厲之，但是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的在理論批評方面出現的一些偏失也需要加以反思。因此，與其過度地沉溺于“八十年代”，倒不如以一種飽滿的思想文化“通變”意識與“時序”眼光，來深度總結、反思“八十年代”、超越“八十年代”，即使“八十年代”所代表的積極奮進的革新、進取精神得以承傳，又能使已被社會發展所證明而需要革除、需要出新之處得以實現，這才是一種我們所需要的既體現歷史與現實理性，又有社會與人文關懷的思想姿態。總之，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的層面而言，“文論何為”與“文論為何”仍然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而要對這一問題做出有針對性的、有效性的回應，就必須深入地對諸如文藝與文化自信的互動關系、文藝在核心價值體系建構和傳播方面的作用、文藝在民族國家文化價值塑造和文化軟實力提升方面的功能等重要問題進行再反思、再闡釋，并且在此基礎上做出與當下主流思想文化發展態勢方向一致、符合時代精神和思想主題的理論建說。而要實現這一目的，在再反思、再闡釋的過程中，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立場與方法論是不可缺失的。因此我們認為，這一過程同時又是解決在相當一段時間以來文藝理論批評中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意義被解構、功能弱化問題的過程，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批評的唯物史觀理論敘事功能之重建、現實性品格和批判性眼光之激活，亦將一并達致。

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中國現當代文藝理論批評發展過程中具有特殊地位，對中國現當代文論體系的構建起到了積極的導引、推動作用。新時期以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參與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思想文化轉型，同時新時期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的知識生產和傳播也出現了新的特點。馬克思主義“三化”(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問題的提出，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級學科之確立，尤其是近幾年來推進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建設發展、創新、深化的這一具有時代思想主題意義的命題之提出，確實給當前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提出了許多新任務和新目標，帶來了新的發展契機，其中所包含的一系列新論域，需要我們系統梳理新時期以來經典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以及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的譯介、詮釋的過程，并且接合當代中國思想文化語境來分析這些研究、譯介、詮釋與現實需求的對應性及其影響效果。更為重要的是我們需要從文藝理論思想、知識生產的層面，針對新時期以來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文論、美學方面出現的缺失性問題，重新思考、定位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與中國當代文藝創作和文藝批評的關系，以及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與政治意識形態的復雜關系，而旗幟鮮明地提出當前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和學科建設的價值立場、思維方法、拓展路徑、學術旨趣，通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中國馬克思主義世界化之間的交互性思考，提出馬克思主義文論發展和創新的新路徑，以推進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觀及核心話語體系之構建。

新時期以來的中國當代文學理論批評與價值體系，實際上始終處于話語調整和建構的過程中。文論與變化中的社會現實、思想文化語境以及人們的日常生活等密切相關，現實的變化必然以或顯或隱的方式反映到文藝創作和理論批評之中，這為文論思想、話語創新提供了現實契機和發展動力。歷史表明，社會大變革的時代一定是哲學社會科學大發展的時代。當前中國正在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這種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必將給包括當代中國文論在內的我國的理論創新、學術繁榮提供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反思當前我國的文論研究，原先的那套文論話語和價值體系已不能完全適應變化了的社會現實，新的文論話語和價值體系又沒有及時、很好地建立起來。文論與現實相脫離、相脫節，文論面對變遷中的文藝業態、文藝觀念、文藝實踐、文化現實而“失語”“失蹤”“失聲”的情況仍十分嚴峻。與之相伴，由于文論與現實的疏離，我們作為專業理論批評者關注現實的意識有所不足，針對紛繁復雜的文藝、文化審美現象所表現出的分析闡釋能力和話語建構能力仍顯匱乏。這種狀況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和警惕。當前我國的文論發展，不僅需要克服與現實相疏離的缺陷，更需要面對來自生態環境、電子媒介、藝術化生存、消費主義、全球化等帶來的巨大沖擊。特別是互聯網技術和新媒體的迅猛發展，不僅改變了原有的文藝形態，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藝類型，同時也帶來了文藝觀念和文藝實踐的深刻變化。文字數碼化、書籍圖像化、閱讀網絡化等發展，使得文藝乃至社會文化同樣面臨著重大變革。如何應對來自生態環境、電子媒介、消費主義、全球化等帶來的一系列沖擊，如何適應在文藝形態、文藝觀念、文藝實踐、文化現實等方面的重要變遷，以建構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文論話語體系和價值體系，成為當前我國文論研究界的當務之急。

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一項重要任務是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4]在筆者看來，馬克思主義的“三化”問題，對于文學理論批評而言，同樣是一個關乎學科發展、深化的至關重要的問題。馬克思主義文論的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即根據中國國情、時代特征、大眾特點，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發展馬克思主義。具體地說，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化”，是既研究馬克思主義關于文藝的基本觀念和一般規律，又研究中國歷史文化傳統和當下文藝、文化現實，實現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之“共性”與中國文藝、文化問題之“個性”間的辯證統一。在此意義上，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化”的過程，實質上強調的是馬克思主義文論的“民族性”或“中國形態”特征。從歷史層面看，馬克思主義在我國的發展具有深刻的歷史和社會根源；從現實層面看，近年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文藝文化領域的活躍狀況、面向世界的開放姿態等，都要求馬克思主義文論進一步加深和完善中國化的進程，成為真正“具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文論體系。馬克思主義文論“時代化”，是指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論還必須具有“當代性”“當代形態”。人們常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之文藝，同樣，一個時代也應有一個時代之文藝理論。馬克思主義文論的“時代化”，強調的是馬克思主義同當前時代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聯系起來，在面向當下中國社會思想、文化實踐之“中國經驗”的過程中，提煉出有利于當代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多元和諧、可持續發展、人們生活幸福的“文論命題”，實現馬克思主義文論在新的歷史時期和歷史條件下的進一步發展。馬克思主義文論的“大眾化”，說到底是一個立場問題，它強調堅持馬克思主義文論的“人民性”立場。“大眾化”在我國是有著特定含義的概念，它源自“蘇區”文藝、延安文藝時期的文藝大眾化傳統。在新媒體快速發展的今天，“大眾化”的內涵得以擴展，新的大眾文藝創作形式，比如網絡文學、手機短信、影視創作、動漫、新媒體藝術等等，正處于快速生長期，而新的文化理論批評，比如大眾流行文化、消費文化、圖像文化、審美泛化、亞文化、狂歡與速朽體驗等方面的研究，亦正處于觀念與話語活躍期。由此，現實的文化、文藝景觀尤其需要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文論的“大眾化”立場，即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研究導向，使文藝創作、理論批評走出“象牙塔”，走向人民大眾，把理論觸角和批評眼光伸向新媒體的各個層面、各個角落，伸向大眾文藝、大眾文化，實現文藝理論批評與人民大眾文藝、文化生產和生活實際的結合。由是言之，主張馬克思主義文論的中國當代形態化、強調文藝的“人民性”，實質上就是為了凸顯中國當代文藝創作、傳播、理論批評的當代性、人民性特征。

堅持問題意識和價值導向也是當下文學理論批評研究中需要格外關注的一個問題。問題是創新的起點和動力源。只有聆聽時代的聲音，回應時代的召喚，認真研究解決重大而緊迫的問題，才能推動理論創新；只有凸顯問題意識，以問題為中心開展學術研究，才能推動學術進步；只有在正確的價值導向的牽引下，我們對問題的剖析和評說，才能準確而有力度，才能與時代的發展節拍保持一致。強調當代文論研究中的問題意識和價值導向，與對理論聯系實際、現實關懷和當代意識的強調是一致的。我國當代文論研究中的問題意識和價值導向，是指面對中國當代的文藝發展狀況、文化思潮和社會文化現實進行提問的意識，是對當代中國的文藝、文化現象和發展經驗進行批評實踐時應該具有的分析和理論提煉的能力。具體地說，就是要使當代文論介入當代文學思想和文學思潮的話語實踐之中，介入當代文化產業、文化產品的生產、流通、消費，以及圖像閱讀、日常生活審美化等文化現象之中，推動文論研究從一味的形而上訴求轉向現實優先的關切，從思想游戲轉向實踐精神，從概念拼圖轉向問題意識，從理論世界轉向生活世界，從學科構建走向問題意識重塑。筆者認為，要建構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文論話語和價值體系，應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著重把握好如下三個主要方面。

第一，體現民族性。中國當代文論話語和價值體系構建，要堅守中華文化本體立場、傳承中華文化基因、展現中華審美風范，使當代文論體現出特色鮮明的民族性特征。中華民族有著深厚的文化傳統，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體系，體現了中國人幾千年來積累的思想智慧和理性思辨。這是我國的獨特優勢。當代文論建設，要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特別是傳統文論資源的挖掘和闡發，努力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使當代文論與當前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強調文論的民族性特征，不是要排斥世界優秀文化、文論成果，而是要在比較、對照、批判、吸收、升華的基礎上，使我國文論更加符合當代中國的文藝、文化現實。因為，只有解決好民族性問題，才能有更強的能力去解決世界性問題；只有把中國實踐總結好，才能有更強的能力為解決世界性問題提供思路和方法。

第二，體現原創性。當代文論有沒有中國特色，歸根到底要看有沒有原創性。跟在別人后面亦步亦趨，不僅難以形成中國特色的文論，也解決不了我國的實際問題。只有以中國經驗、中國問題、中國實際為研究起點，提出具有原創性的文論觀點，構建具有自身特質的文論學科、學術、話語和價值體系，我國文論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優勢。當代文論體系的構建，應該以我們當前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從我國改革發展的實踐中挖掘新材料、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觀點、構建新理論，加強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特別是文藝創作和文化建設經驗的系統總結，加強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以及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等領域有關文藝、文化問題的分析研究，提煉出具有學理性的新理論、新觀念、新方法，這是構建中國特色文論的著力點、著重點。

第三，體現系統性。當代文論要特別注意加強話語體系建設和價值體系建設，體現出文論的系統性。在解讀中國文化實踐、構建中國文論話語體系方面，我們應該最有發言權。然而，當前我國文論在國際上的聲音還比較小，還處于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境地。為此，要善于從文藝創作實踐中提煉標識性概念，打造易于為國際社會所理解和接受的文論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建立起以人民為中心、以核心價值觀為引領、以中國精神為靈魂、以“中國夢”為時代主題、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根脈、以創新為動力，融會了當代中國經驗的“大文論”話語體系。

多年來，國內學界關于當代中國文論如何建構、如何發展的討論，一波未平，又起一波，語速滑快，觀念凌亂，其中話語空轉、思維倒懸的現象在在有之。愚意以為，無謂的爭論、虛假的觀念構建、空洞的言語機鋒、一味地跟在他人后面學舌是沒有意義的，切實可行的則是回到歷史與現實的經緯度上來，回到當下中國思想文化和文藝理論批評的事實語境中來，立足自我、面向現實、守正創新，庶幾才有可能步出當代中國文論學科發展所面臨的種種困惑、重重迷霧，才能規避、戒除實踐已經證明了的完全無效的純粹原則與理念構想、規劃行動策略，少做空洞浮泛之想，少為英雄欺人之語，切切實實地進行一些深度的思想、文化方面的學理性反思，扎扎實實地開展一些貼近現實國情、貼近本土文化、貼近人文詩意、貼近具體問題的思考和研究闡述，此之為立足自我、面向現實、守正創新。在當今強調文化自信、文化自為的時代背景和思想氛圍中，我們應該對如下四個方面的問題進行深度思考。

一曰立足本土。在這方面，要樹立文化自信和文化自為意識，禮敬傳統、弘揚傳統，注重發掘中華傳統文藝思想精華，以克服當代中國文論中的西方文論話語霸權現象，突破思維和觀念建構過程中的唯西傾向。有無結構與體系，一直是中西文論比較研究中存在的一個分歧很大、爭議不已的問題。中國傳統文論有無結構？較為普遍的認識是中國傳統文論“概無統系”，是經驗的、直觀的、模糊的，缺乏理論性、邏輯性、思辨性、分析性、系統性，至多是一種“潛體系”。基于此認識，形成了中國現代學術中古代文論研究方面的“以西釋中”的解釋傳統與思維定勢，以西觀中、以西解中、援西入中等西化方式便成為常態性思維定式。比如，陳鐘凡“以遠西之說，持較諸夏”[5]；王國維之“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6]；楊鴻烈之“把中國各時代所有論詩的文章，用嚴密的科學方法歸納排比起來，并援引歐美詩學家所得的一般詩學原理來解決中國詩里的許多困難問題”[7]等等，無不如此。從而，在西方理論具有“元理論”性、“普世性”，而中國文論僅具“地方性”、“特異性”的認識之下，中國傳統文論被納入西方的現代學科體系中，不以體系勝的傳統文論被體系化為西式文學理論，以西方的概念框架剪裁中國文論，將中國文論牽強附會于西方的某種理論，將中國傳統文論的范疇、觀念從具體的文學史、文論史和文化語境中剝離出來，把中國文論變成西方理論的注腳。從史學建構的角度觀察，中國傳統詩文評確實面臨著歷時維度的結構性建構即體系化的困難。然而，從共時性看，詩文評自有體系，這種體系當然不同于西方文學理論的體系與結構。中國文論范疇具有理論指向和詮釋方面的多功能性、范疇間的關聯性、概念衍生性，從而形成概念家族；有美感意蘊、情感性、意象性、虛涵性。但是，中國文論并非只有體驗而沒有分析，只有具象而沒有抽象，只有直覺而沒有理性，只有體悟而沒有思辨，只有模糊而沒有確指，而是二者之間的結合，追求的是相互之間的間性與張力。中國古代文論之理論范疇有自己的分析性、思辨性、邏輯性、演繹性、系統性，并且有自己的體系結構，只不過其與中國傳統言說方式之“象喻”特點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而已。中國文論的體系性，實際上是在“道”這一邏輯原點和“文”這一核心觀念的統領下，形成了天、地、人這一系統框架，氣、人、文或物、心、文這一生成模式，并且通過諸如現實、作家、創作、作品、品評鑒賞、功用與通變等環節，在一種筆者稱之為話語的相似性與思想的穩定性、理論的連續性中，滾雪球似地發展演變過來的，從而形成了中華民族幾千年延綿不斷的文統與文脈。所以，中國古代文論及其范疇有著自己的理論思維和邏輯方法，亦不缺乏分析性和系統性，并且有著自身脈絡清晰的體系，只是在體性上不同于西方的而已。中國文論是與西方文學理論具有文化差異性的學術語言系統，在致思方式、話語方式和理論的具體形態方面都有重大不同。不認同這一點，我們便無法想象中華文統、文脈何以生生不已，何以經歷幾千年歷史風雨而延綿至今。但是，在過往的中國傳統文論研究之中，由于缺失文化自信，我們往往依據西方理論對中國古代文論材料進行選擇性書寫，疏離了中國文論的本真事實，以致對于中國傳統文學理論批評史的書寫在一定程度上被“以西解中”“援西入中”所左右，造成了中國傳統文化、文論在現實中的合法性危機。當然，對西化傾向的克服并不意味著要完全返古復古。當代中國文論學科的進一步完善與發展，仍然離不開中西文論之間多方面的深入交流、對話與溝通，但是無論如何，對傳統文論范疇、概念整理、解讀的方法，則需要回到中國文化的原點上來，需要緊密結合中國文論的元典精神特性和古人的思維方式，避免牽強附會或削足適履。在闡述中，我們應該盡力彰顯中國文論不同于西方文論的特性與價值，改變裨販跟風、移植對接的做法。研究中國文論，必須立基于中國文論的文化自性、特殊性的具體土壤，而不是從非我的、西方的文學理論中尋找支持，且視西方文論為普世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公理隨意到處套用。但是，我們也應該明確地意識到，中西學術的交流互滲已是不可移易之事實，中國文論的生成與發展，也必須在本土化與全球化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尤其是中國文論的研究范式，需要借鑒與更新。

二曰面向現實。不管情愿與否，當代中國文論的發展，與當代中國的社會、思想文化現實和文藝現實勢必有著無法超越的密切的關聯性，一味地“不即不離”，甚而至于超然物外，放棄積極的介入態度，則只會雪上加霜地使當代中國文論成為話語堆積的死知識。從實踐層面來看，應該使理論研究扣緊中國社會和文化、文學事實本身。就傳統文論研究而言，我們過去的研究經歷了一個由西方理論統率下的由“雜”而“純”的裁剪和去事實化的過程，我們現在要做的則是反向運動，即由“純”返“雜”的回歸事實的過程，我們應該對以往闡釋、書寫過程中對傳統文論的結構性顛覆所造成的非事實化、反歷史性的理念和方法予以祛魅、解蔽，而這一祛魅、解蔽的過程，恰恰與發現傳統文論當代價值、增強民族美學自信在整體方向上是一致的。20世紀以來，中國傳統文論研究的第一、第二代學者，在向西方學習的大語境中接受了西方的進化論、決定論和線性論等唯科學主義思潮，致力于結構系統性知識建構模式，完成了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學科建構，功不可沒。但是，這種構建在一些方面卻產生了結構性體系與中國文學歷史事實的脫離，如批評與文學史、批評史與批評觀念、批評史與文化語境等的脫離。而今天，這種結構化建構正在受到解構的挑戰，需要我們對文學批評史的學科形態進行反思與修正，我們多大程度上可以傳承傳統詩文評的理論話語形態和古人的言說方式，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將這種話語形態和言說方式與現代文論范式對接、融會起來，并且能真正實現傳承創新之功，恐怕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其實，系統結構之病，不在系統結構自身，而在于它不是從材料中自然而然生長出來的，是為觀念框架先行之病，而要做到系統結構從材料中自然而然的生長出來，首先需要充分占有材料，先入乎其內，然后出乎其外，進行理論上的解讀、闡釋、提煉、升華。在研究運思的過程中，我們需要注意深層規律性與內在體悟性的交融。如果我們于原始文獻之散亂、餖飣前止步，或者將古人的批評文本僅僅作為過時的化石而隨意擺弄，并且動輒隨意納入某種西學的模子，又如何能有效地建立起與傳統之間富有成效的對話呢？我們強調古代文論研究要面向現實，無非是要求古代文論研究增強現實的維度和視野、當代文論建設要與古代文論展開思想義理層次的深度對話，以盡量做到使我們的闡述和結論既符合中國思想文化、文藝經驗的歷史真實，也避免進入同樣脫離現實的純粹復古的保守主義。

三曰注重文化語境。我們必須把中國傳統文論和中國現當代文論看成是一個連續性的文化整體，充分正視中國文論現代轉型過程中古今斷裂這一歷史事實。有學者這樣講道：“我想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理論中找到‘中國’。事實上，要否認中國現當代文學理論不是‘中國’的，很困難。可要尋找中國古代文論與現代文論共通的‘中國性’，尋找中國現當代文學理論在所謂的現代知識轉型中，如何保留著中國古代文論的精神血脈，卻更加困難。意料之中的質疑迎面而至：古今有別、古今斷裂的觀念似已深入人心，我研究的是否是一個假問題？我不斷地質問自己，終于有一天豁然開朗：古今斷裂還是古今關聯，完全只是一個視界問題。我們需要研究古今的斷裂現象，也需要從整體上把握中國文學理論的學科形態，這才是真正的實事求是，也是我國文論界長期忽視的一個問題。”[8]應該說，這段話所體現的略帶一些文化焦慮意識的觀點，在當代中國文學理論研究中具有普遍性，而所涉及問題的實質則是當代中國文論研究中的古今、中西關系，如何克服當代中國文論在發展過程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的脫離本土文化語境狀況，如何實現中國文論的傳統資源與現代意識之間的相互銜接與融會貫通，如何通過樹立與強化文化自信、文化自為意識來促進當代中國文論研究的發展與深化等問題，而從我們當下所處的時代語境來看，這些問題又無不與“文化自信”問題密切相關。因此中國當代文論建設的思路，首先必須還原到中國文化語境中來，在中國文化的歷史與現實交匯處發現各種論域和問題，以克服現代以來中國文論西化過程中往往把文學理論抽離于中國文化語境的缺陷。我們期望當代中國文論建設在古今、中西文化意義上的視界語境融合。比如，社會歷史批評亦需結合文本分析，而形式批評亦必考核其所處的歷史文化環境；欲對本文語境篇章之義與文化語境、社會歷史狀況做充分深入理解，亦須進行循環闡釋，由社會歷史文化狀況解篇章之義，再由篇章看社會歷史狀況，再由社會歷史文化狀況重新審察篇章之義。語境的循環，對于我們立足于文論與文學現實、美學與文藝、藝術與生活的關系，為正確處理文論研究的各種關系，提供了符合時代特征的理性指標，可以解決美學與文藝理論建設中的一些困惑。因此，把理論建設與藝術實踐、美學與文化的關系納入理論思考的基礎性地位，便顯得尤為重要。我們強調高度重視文化語境，但是又要清醒地認識到文化、哲學和文論思想、審美意識在概念上是不相等的，文化、哲學的概念更廣泛，而文論思想、審美意識的概念比較窄，前者可以包容后者，后者除體現前者的一般精神而外，同時又有自身特定的內涵，因此我們既不能把它們從傳統文化、哲學背景下孤立出來去分析，又應該警惕不能把一切傳統文化、哲學精神和文化、哲學范疇都視為文論、美學思想和文論、美學范疇。

四曰凸顯“人文魅力”。就人文含量與魅力而言，中國傳統詩文評屬于稀缺類品種，我們研究中國文論，不應該忽略這一彌足珍貴的文化遺產。要立足于彰顯傳統文論中的人文真魅力。古代文論的詩文評體例，總體說來在展示其觀照對象的人文魅力上是成功而有效的；系統化、邏輯結構化的現代研究體例在理論建構、概念陳說方式有其優越之處，但是用以闡述傳統詩文評、傳統詩詞曲賦，往往會忽略、遮蔽古代文論、古代文學的人文魅力，使我們的闡述缺乏對研究對象之細致而入微的感性體驗。這里存在著一個所謂“求是”與“致用”的矛盾關系問題。從文學原理的路徑來看，“求是”研究要求不僅能提示古代文學發展的獨特規律，而且能揭示這些獨特規律中普適性的東西；而“致用”研究要求不僅能揭示古代文學的獨特魅力所在，而且能由此進而揭示一般文學乃至一般藝術的人文魅力所在；后者立說的根據是“人同此心”，前者的根據則是“心同此理”。我們主張，文學原理不僅要揭示文學的“普遍規律”，而且還要揭示文學的“普遍魅力”。這不僅僅只是個方法論問題，同時還是個深刻的文化世界觀問題，甚至可以說是個生存論問題。因此，必須將文學理論和美學研究與文學創作和批評鑒賞結合起來，因為概念、范疇的形成、發展與文學創作和批評亦存在著互動關系，并且通過具體的作品及其鑒賞表現出來，概念、范疇與體驗、直覺以及與創作實踐相互印證。人文之用就在于展示人文物事之“可愛”，以此而論，古代文論研究的最高目的就在展示文學本身的“可愛”與人文魅力。認同此點，確實有助于我們破除唯科學主義之執。展示人文魅力與揭示發展規律是辯證統一關系，其中存在不盡相同之處。揭示規律不妨按照“宇宙的尺度”將歷史上的一切人文物事視為材料，供我驅用，這是歷史、哲學研究范疇的看家本領；而文評研究中的展示人文魅力，則是按照“人的尺度”來觀照一切人文物事。要展示文學的人文魅力，需在理性認知的基礎上，更有敏銳而深刻的詩性體驗，需要將求其可愛與求其本真高度統一、融合在一個過程之中。把理論與體驗結合起來，立足于文學作品的創作實踐和批評實踐，才能在“心”和“理”上實現古與今、中與西的融合。這樣，古今之爭、中西之爭、史論之爭、體系之爭、體用之爭、科學與人文之爭，都將消失不見，和好如初。

上述四點，實際上是基于一種整體性、多元性、連續性、關系性的思想，筆者的本意是主張理論之間及其各要素之間的平等、對話與交流。各要素首先是一個共在的生命體，它們聲息相通相應；它們相互關聯，共同構成一個機體；它們之間是積極的對話，是立足傳統和歷史、面向未來的商討，是間性的存在。中與西、古與今、人與物、主觀與客觀、科學與人文、史與論、傳統與現代、理論與現實、文學和文化等等，所有看似對立或相關的存在物，都不再是二元對立和簡單相關的，它們是一個對話與交流的整體。當然，理解與對話是一個活動過程，對話各方也有自身的發展過程，且在理解過程中表象為不同的面貌，作為理解與視界融合的結果，我們對于文學理論批評精義的探究，就不是一個能夠畢其功于一役的簡單過程，而是一個不斷闡釋的過程，而且用以闡釋的方法應該是多樣化的，因而它就不是一個封閉的體系，更不是一個完美無缺的系統。因此，我們可以說，文學理論批評研究是一個意義不斷生成的過程，我們所能得出的任何結論及體系建構，也只不過是一個歷史性、階段性的成果，而不可能是最終的、封閉的結論。

參考文獻：

[1]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共中央宣傳部編：《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學習讀本》，北京：學習出版社，2015年，第7頁.

[2]習近平：《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12月1日，第2版.

[3]劉勰：《文心雕龍·時序》，范文瀾：《文心雕龍注》卷9，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第671、675頁.

[4]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5月19日，第2版.

[5]陳鐘凡：《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中華書局，1927年，第5頁.

[6]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19頁.

[7]楊鴻烈：《中國詩學大綱》，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第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