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關于傳記可談的內容很多，今天集中在真實性這一點。常言道“真、善、美”，也有說成“真、美、善”，后兩者倒了一下順序。美在前還是善在前，都無所謂。但“真”必是第一位，不能挪到美與善的后邊。而真實性恰恰是當下傳記的閱讀和寫作中最為嚴重的問題。

一、傳記繁榮背景之一：尋真

七八十年前胡適說過，“深深的感覺中國最缺乏傳記的文學”(《四十自述·自序》)，他哪里想到，身后今日，傳記出版繁榮到這等景象，進了稍具規模的書店，迎面往往是大塊的傳記專柜。中外各界人士的傳記作品，厚厚薄薄，琳瑯滿目。一位學者不無夸張地宣稱：“二十一世紀是傳記時代。”我印象中，林徽因傳記至少出版了二三十種以上，想來張愛玲傳記數量也不相上下。這么多人一時爭寫林徽因，太浪費出版資源。話再說回來，要是你知道，張幼儀的傳記，不算境外親屬替她整理的自述《小腳與西服》，大陸已經出版了三種；連未能有點作為的朱安也有了一本《朱安傳》。那么林徽因、張愛玲的二三十種，好像也不為過。不是說不能給凡人立傳，只要作者發現他平凡生涯中蘊含了給讀者以人生啟悟，經驗或教訓，揭示它蘊含的普遍意義，這樣的傳記也是有益的讀物。寫凡人傳記，亮點與其說在傳主身上，不如說在作者筆下，作者拿凡人說事，說自己的道理。

這些年來傳記繁榮，自有它社會心態因素。

早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由于政治因素，諸多歷史事件、歷史人物長期遭到歪曲，乃至無中生有。許廣平撰寫《魯迅回憶錄》，就有領導過度關懷，過度到指人代庖了部分內容，致使這本魯迅研究者不可不讀的史料著作失實太多。聽說有人正在籌劃許廣平《魯迅回憶錄》手稿本的出版。沒有誰比今天的中國人更渴望知曉事情真相。浙江一位女作家，《收獲》雜志發表了她描寫北大荒題材的中篇小說，后來編輯認為，紀實的文字比小說更有力量，特約她再以同樣題材，撰寫非虛構作品專欄，并且集成單行本出版，當月登上了好書榜，多次加印。長篇小說《K》(后易名《英國情人》)，作家虹影標榜取材于現代著名女作家凌叔華婚外情，所以借助媒體特意標榜，正是小說作者看到史實于讀者的魅力，看到社會普遍尋真心態。不論《收獲》上非虛構專欄，還是虹影取材真實生平的小說，一正一反，都說明傳記繁榮的社會心理基礎。

近年不少文學報刊開設“非虛 構 ”欄 目 ，這 么 做 看 似 多余———早已有了現成的“報告文學”，兩者是同一文體。其實不然，往日報告文學不能真實地“報告”的陰影猶在，較真作品真實度的編輯，意在提示，作品的真實性不容置疑，它隱含著強烈的針對性。現今“非虛構”一詞大有流行趨勢。

二、傳記閱讀陷阱之一：失真

小說失寵，傳記繁榮，本來是讀者相信小說虛構，傳記傳真，可當下繁榮的傳記充斥失真現象。多年研究錢三強岳父何澄的兩位學者，依據確鑿材料批評傳記《錢三強和何澤慧》：“凡寫何澤慧和她的父親何澄以及外婆謝長達的，多為誤人子弟的‘創作’”。傳主親屬發聲，要求銷毀該傳。

上海某家出版社曾經約我撰寫林徽因傳記，那時她的傳記才出版了三四種吧。我談了寫作構想，強調需時間仔細準備資料。那位編輯立即說“再聯系”，我不難意會，“聯系”將渺茫無際。傳記失真，現今增添了商潮沖擊。出版商追逐利潤，造成傳記出版的粗制濫造。他們不愁找不到“倚馬可待”、文字煽情的寫手。北京某工科大學出版社，本來出版業務與作家傳記毫無關系，卻一舉推出同一著者(非集體筆名)寫的“傾城才女系列”傳記六種：張愛玲、陸小曼、林徽因(與他人合著)、蕭紅、丁玲、三毛，沒有一個不是相當好賣的傳主。還是這家出版社，還是這位著者，不久再次接連拿出了八名古人(不全是作家了)的傳記：李白、王維、白居易、李商隱、辛棄疾、蔡琰、上官婉兒、卓文君。何止于此，著者同時又在另一家出版社出版了美國物理學家塞格雷傳記，古今中外，無所不包。這樣匆促而批量炮制的傳記，其水準如何不難設想。一本嚴肅、嚴謹的傳記，銷售常常不及寫手抄來抄去的快餐讀物。不缺乏召之即來的寫手、快手，不搭界的出版社出版不搭界的傳記讀物，你該明白了，傳記繁榮的泡沫有多大。

傳記與史實漸行漸遠，更與某些評論者推波助瀾脫不了干系。他們以學者身份，發表似是而非的言論，有意無意為傳記失實辯護。有人強調，“所謂作為歷史的素材的史料本身就根本已經是建構的產物。‘史料’不是自己生成，或呈現出來的，而是人們去‘整理’、‘汰選’、‘撰寫’———亦即，建構———出來的。試問今天還有誰會去相信日記、書信、備忘錄、照片、報紙、檔案等等所謂的第一手史料是‘原始’史料？”他們用胡適的著名比喻，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姑娘，或者是任人揉捏的面團。那意思，并不存在客觀真實的歷史。我也喜歡解讀這個比喻，結論卻與之迥然不同。姑娘是可以任人打扮，但是打扮來打扮去，她終究是位姑娘；就如面團，在不同人手里可以揉捏出不同形狀，但揉捏的必是面團，絕非一坨泥巴。姑娘、面團，即是不容置疑的史實。今人了解的歷史，不過是被有所取舍的若干局部史實的主觀整合，其主觀性必定與歷史真相有多多少少的差距。然而，這不等于說，歷史真相就不是客觀存在。不能由它誤入歷史的虛無，更不能因而否認局部真相，允許隨意編造。某位著名作家，他的歷史劇在抗戰時期享有盛譽，然而他標榜歷史劇可以“失事求似”的言論實不可取。

另有一些學者，雖然原則上主張傳記不應失真，但到了具體闡釋，言語含混，給失真留下了余地。他們聲言，“傳記作者無權虛構重要情節”，話說得似乎嚴厲，而表述有失嚴密。作者得到了暗示，非重要情節，細節，大可虛構。到了寫手筆下，豐富的文學性狹窄到等同虛構。有篇專門研究傳記的文章，給傳記分類，按作者按傳主按時代，說到按性質，則分為文學性傳記和紀實性傳記。將“文學”和“紀實”割裂、對立：文學傳記即可理所當然地虛構。這些言論從學理層面為寫手們肆意無中生有開了綠燈。有位教授兼傳記作家，直接宣稱，“還原歷史就是一種限制中的虛構”，“虛構在紀實穿行中”。她的“運用小說的筆法，運用傳奇般的情節，運用再造想象和細節的適度虛構，塑造鮮活的形象”被贊許為創作特征之一。

這些年流行著“傳記小說”概念，很叫人費解。小說純屬虛構類文體，傳記歸為史學范疇，事實的真實與否，兩者水火不容。女作家尤其愛寫“自傳小說”，這給她們的研究者造成誤導、困惑，張愛玲的《小團圓》就是典型一例。還有凌叔華的《古韻》。凌叔華按時序，從“我”童年寫起，記敘成長歷程，追敘了母親婚姻經過。儼然一部自傳，卻用了大量小說化筆墨，多與凌叔華的家事人事不符。寫父親妻妾六房，實際只有四房；生母朱氏實際姓李；不少論著、文章據《古韻》分析這位女作家生平，因而謬誤迭出。退一步說，倘若認可“傳記小說”這一概念，那么只應理解為，借傳記敘事體，回顧生平，寫小說內容。融合創作，真真假假，它仍是小說，如許多歷史題材的小說———此類小說不在我們討論范圍；或者另作理解，以小說的結構、語言、手法譜寫傳主人生，它仍是傳記。取材必須不違生平，不容任性演義。即使這樣費勁地這么理解那么理解，最好放棄這個概念，因為實際寫作時，往往傳記誤入小說歧途。

三、傳記寫作難點之一：寫真

無疑，史料為傳記寫作的根基，然而“盡信書不如無書”。史料本身實在是大堆亂麻，必須梳理，去偽存真，考訂勘別史料正是傳記寫作需要具備的基本功。近年來回憶文章多如牛毛，何況互聯網為搜集資料提供極大便利，這固然促進傳記寫作，而泥沙混雜，難免道聽途說。隨處可能遇著有意無意的陷阱，若沒有對傳主深入了解，便容易誤聽誤信，以訛傳訛。

學人流行一種說法，讀傳記不如讀年譜，讀年譜不如讀信函，讀信函不如讀日記。其實，公開發表的日記并不都那么完全可信。發表就得整理，整理就難免對原稿進行技術處理，譬如魯迅和許廣平的《兩地書》。有所取舍，應屬正常現象，不難理解，也是允許的，整理者一般會作交代。問題在于取舍過大，交代不能如實。《朱自清全集》日記卷，整理者宣稱保證原貌，只作少數字句刪削。可是原文不應刪而刪的重要內容不在少數。如記聞一多“認為羅﹝根澤﹞在文學方面造詣不深，因其對西方文學之進展一無所知”，竟刪去后面一句“其言甚是”。朱自清不大臧否同事，難得地在日記里留下心聲。這一刪，有礙了解朱自清的全人。整理者言之鑿鑿：“從未有一整天的記載全部刪除的”，查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八日那天，記有千字，在他日記里算得篇幅最長的一天，竟一刪而盡。幸好，朱自清去世不久，由王瑤輯選、經朱夫人陳竹隱審閱的《朱自清日記選錄》(收入《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第三輯，1963年初版)，錄下這一天全文，詳細記述與陳竹隱婚后不諧的心緒。如此大段內心獨白，乃透視朱自清的絕好史料。

太過出格的是《陸小曼日記》，對照《愛眉小札》版陸小曼日記和存北京國家圖書館手稿本(虞坤林整理，仍有一些誤識錯字)。讓人難以置信的是，陸小曼自己整理發表的日記，幾乎每一篇做了改動。或者通順字句，或者增刪字句，大段地增，大段地刪，甚至重寫。不必挑選突出例子，看第一篇第一段吧(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稿本只有八九十字，《愛眉小札》本改寫、增寫到了四五百字。陸小曼還大大發揮了一通關于“日記”要真實的議論：“不論甚么事想著就寫，只要認定一個‘真’字，以前的一切我都感覺到假，為甚么一個人先要以假對人呢？……”令人不能不啞然失笑，這段話本身就不“真”，系原稿本沒有。由此，只要經陸小曼手出版的陸、徐文字，我讀來總不免“疑神疑鬼”。

考訂史料的功力非一日之寒，功力再深的學者，難保他的傳記作品不出一點失誤，我即有教訓。而觀念的改變可瞬時奏效，只看你是否接受它。這里說，文學傳記如何看“文學”這兩字。傳記的文學性不應簡單地狹隘地實用地理解為具體的文學手法，更不能一味地使傳主生平情節化、小說化。文學賦予傳記的是整體屬性。以可讀性的形態呈現傳主生平，有別于嚴肅莊重的學術傳記。至于其取材必須真實，和學術傳記毫無二致。編造情節、細節，正因為觀念的簡單、狹隘。不能為了所謂“文學”犧牲真實。

誠然，史料往往比較簡略，根據它們作些合情合理的推想，其實作復原，我想，能不能稱它“擬實”？它們是實實在在發生過的事情，不過據實擬寫出來罷了。要是傳主出行那天，史料記的是晴天，不妨寫幾句晴空萬里、陽光燦爛。又是行走在都市馬路，也不妨寫寫陽光下人來車往，商鋪櫥窗里琳瑯滿目。然而仍必須強調，適度的推想依舊不能違背已見史料。張愛玲在寓所去世多日才被發現，有本傳記描寫：“一位瘦小、穿著赭紅色旗袍的中國老太太，十分安詳地躺在空曠大廳中的精美地毯上，桌子上，有一沓鋪開的稿紙，有一支未合上的筆。”另外一本寫明稿紙上是未完稿的《小團圓》；還有幾本寫了遺體蓋著精致的或不精致的薄毛毯。不少本此處描寫大同小異，或是抄來抄去。若史料空白，這么描寫還算看得過去。偏偏有人目擊這最后一刻，而且留下記載。某位學者依照目擊人林式同的回憶文章指出，“無論如何張愛玲都不是躺在地上，也不是身上蓋著毛毯，而房間里也沒有任何桌子。林式同沒有提過什么‘赭紅色的旗袍’，而晚年奇瘦的隱士張愛玲也不見得會去量身定做新旗袍。”這么寫張愛玲臨終就擬而不實了。

文學傳記的文學屬性當然要藉助文學手法體現，只是，手法多樣，并不專靠情節化、小說化，記述細節就很見效果。細節描寫本不為小說專有，成功描繪細節的散文作品不乏其例。朱自清父親的背影，歸有光亡妻手植枇杷樹，都是感人至深的文眼。

細節外，著力刻畫傳主形象，尤其是文學化著眼的大處。但凡值得立傳的人物，一定有其個性，寫出個性必有魅力。不過必須明白，它與小說塑造人物形象大有區別。小說作者憑生活積累以豐富材料來塑造形象，而傳記作者只憑固有史實，雕刻形象。猶如雕塑藝術，有的用塑造方法，堆上去；有的取雕刻技藝，刻下來。一個無中生有，不斷地堆，一個在既有的材料上細細地剔除。雖追求同一藝術目標，藝術手段卻大相徑庭。

還有文筆。文學是文字的藝術，文學傳記理所當然要追求文字魅力。按體裁大類，文學傳記歸屬散文，散文則比小說更苛求文字。記述與記敘不一樣，這就看文筆。有的傳記讀過了，記住了內容，忘記如何記述，沒有對于記敘的賞心悅目可言。有的原屬尋常瑣事，記敘得有韻有致、情趣盎然，足見作者文字的功力、特色，機趣處，委婉處，余音裊裊。文采，文字精美，不能僅僅看作華麗詞藻或匠心煽情。

真實與文學兼備，是傳記的上品。我喜歡寫點學術隨筆，撰寫林徽因、凌叔華兩種傳記時，嘗試過隨筆體寫傳，期望親切、可讀，又有助于真實感。無奈功力不夠，觀念還不清晰，輕松文字散落在大塊板滯的篇幅里，斑斑駁駁，整體上非驢非馬，失敗告終。

文學手法不一而足，一本傳記無需全備，有三兩個、一兩個方面成功，就及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