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北野武Takeshi Kitano，日本著名導演、演員。1947年出生于日本東京。26歲成為漫才演員，以其無厘頭的辛辣和黑色幽默成為日本80年代喜劇熱潮的靈魂人物。之后更涉足廣播電視、電影和出版，佳作頻出。主要電影作品包括《花火》《壞孩子的天空》《菊次郎的夏天》等。主要文字作品有《淺草小子》《毒舌北野武》《菊次郎與佐紀》等。音樂家坂本龍一曾說，“北野武是我見過最聰明的人之一。他可以成為一個偉大的總統，只要我們的社會愿意接受。”近日由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北野武的小酒館》是北野武的隨筆集，小巷深處的小酒館內，最好的“下酒菜”非毒舌北野武的奇談妙論莫屬！時而是令人捧腹不已的靈機妙談，時而是令人瞠目結舌的率性直言，時而是令人撫掌長嘆的嚴肅正論……稀世奇才北野武從生死、教育、人際關系、規矩、電影五個方面，揭開現代社會種種病灶，喚醒大眾逆位思考。從書中選取的這一篇，正是北野武從初中時代開始的、對死的思考。

有一段時間，我特別怕死，說什么也克服不了這種心態。

從高中到大學的那段時間，我幾乎每天都會思考“死”這個問題。那時的我，可說是活在對死亡的恐懼之中。

細微的聲響或什么東西的影子都會令我這個膽小鬼嚇出一身冷汗，就像是深更半夜獨自行走在墓地里。這次的咳嗽好像不太正常，身上的某個地方長出了一個小小的瘤，諸如此類的小事都會令我忐忑不安，擔心起自己會不會是得了癌癥。

如果就這么一命嗚呼了，那該如何是好？

我每天都在思考著這樣的問題。

初中的時候，棒球隊里有名隊友被一輛土方車軋死了。對我來說，那是第一次在現實中接觸到死亡。

在我讀大學的時候，京浜東北線發生了一場事故。事故造成了慘重的后果，傷亡人數接近一百五十人，在死亡的乘客中，有我認識的人。

現實中的死亡，對我造成了超強的沖擊。

我這么說并不代表我認為死是一件傷心事。

聽到別人說誰誰誰死掉了的消息，我的心頭只會浮現這樣一種想法：“噢，那個家伙死掉啦。”不管誰死了，這個世界都不會發生任何改變。日子一天天地過，今天和昨天沒多大區別，只是那個家伙昨天還在，今天就不在了。

棒球隊的那名隊友也好，我認識的那名乘客也好，到昨天為止分明還是生龍活虎的兩個人，可今天無論到哪里都找不到他們了。就像被黑板擦擦掉了，被擦得無影無蹤了。僅此而已。

我深切地體會到：死是多么掃興的一件事。

我明白過來，人死了只意味著不復存在。既沒有什么天堂，也沒有什么地獄。再就是，死人會非常簡單地消失于活人的記憶中。

話說回來，朋友死了，心里肯定會覺得悲傷。但是說到底，心頭也只會浮起“哎，他死了啊”，這么單純的一種想法。

就算再悲傷再悲傷，就算一連三天夜夜流淚到天明，到了第四天淚水也會干掉的。不論你對逝去的故人有多懷念，活著的人都生活在一個與死者毫無關系的世界里。面對如此肅殺的現實，我感覺受到了很大的沖擊。

“哎，他死了啊。”就這么結束了嗎？

所以，我特別怕死。但是，我要怎么做才能使自己免于一死呢？我還認識一個人，那天他本該在那輛發生事故的京浜東北線上的，但因什么事耽擱了沒乘上，結果反倒撿了一條命。人的生死，誰也控制不了，只是命運的撥弄而已。正因為是命，所以沒人知道自己哪天會死。這樣的想法令我渾身直起雞皮疙瘩。

要是我現在死了，肯定什么也不會留下。世人很快都會忘記，有個叫北野武的人曾活在這個世上，就像落在地上的一滴雨，會被隨后一滴又一滴的雨輕而易舉地抹去痕跡。

不是害怕被別人遺忘，而是害怕因為自己的人生空空如也，所以就這么輕易地被別人遺忘了。這樣就太可憐了。

我還什么都沒做呢。人生的樂趣，我還什么都沒享受過呢。雖然我打過棒球，但那不等于我打進了甲子園呀。學習也談不上很好，也不記得自己享受過什么奢侈的生活。既沒有開著車子兜過風，更沒有開車搭訕過什么女孩子。我不要就這么死了，什么都還沒做就這么死了，我不甘心。

在我身上從來沒有出現過那種活得有滋有味的感覺。

人死后會變成什么，有沒有天堂和地獄，使我感到煩惱的并不是這一類哲學性的問題。我只是害怕，還沒有體驗到生的快樂，還沒有留下任何能證明我沒有白活的記憶，就在這個世界上消失了蹤影。

雖然我說生的快樂，但那并非僅指快樂的記憶。哪怕是殘酷的、痛苦的經歷，只要它能讓我品嘗到活著的滋味，就算是一種快樂。

因為有這種想法，所以當時的我憧憬著要做一名海洋研究員。

那時正是雅克·庫斯托名氣響當當的年代。當時我羨慕的是海洋科學家這類人，因為他們能乘上像“深海6000號”那樣的潛水艇，下潛到水壓高達幾百個大氣壓的黑暗海底，對海底火山和在深海里繁衍的細菌進行考察研究。我向往的是那種和現實利益沒有半毛錢關系、純粹為了學問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險的活法。因為我覺得如果能過這樣的生活，我就能切實地體會到我真的在這個世界上活過。

如此說來，當時我所害怕的，也許并不是死亡本身，而是無法按照自己的理想活著。我害怕的是那種既沉悶又無聊的生活。

話雖這么說，但當時的我其實并沒有想做什么事啦，想成為怎樣的人啦，或者說想過怎樣的生活啦這類具體的理想。不過，正因為我沒有任何具體的理想，所以我反而更加恐懼了。難道我的一生要在連該做什么好都不知道的情況下隨波逐流、渾渾噩噩地度過嗎？

但是，人生充滿了諷刺。

為了克服對死的恐懼，我選擇了一條相當于自殺的道路。

此前，我已經談過許多關于我母親的事。盡管我無法用片言只語來概括，但不管怎么說她都是一個非常勤勞的女人，而且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現實主義者。藝術啦，哲學啦，文學啦，她完全不認可這類東西的價值。對她來說，愛好這類玩意兒就是在浪費人生。

現在回過頭去想想，她這種看法其實也是一種人生智慧，甚至是一種可稱之為哲學的思想。但是，因為我自懂事起就一直生活在這個家里，所以我無論如何都無法客觀地將母親的這種看法視作是一種思想。

我父親屬于典型的下町區里的手工匠。父親去世的時候，我已經入了說漫才這一行，所以說我們在一起生活的時間也不算短了。不過，我從小到大和父親之間有過什么真正的交流嗎？我一次都想不起來。我只記得在我很小的時候，父親曾帶我去江之島看過大海，但那也是絕無僅有的一次。

父親是個粉刷匠，每天都在施工現場、小酒館和家之間做三點一線的往返運動，就像敲圖章一般千篇一律。他平時是個膽小如鼠之輩，可每天晚上醉醺醺地回到家后，都會對老媽揮拳頭。他每天都認認真真地干活，但我想他掙的那點錢基本上都被他貢獻給了酒館。

因為老爸是這副德行，所以我家的生活全以老媽為中心。日常的吃用開銷啦，孩子的升學問題啦，不管什么問題都是老媽說了算。她白天在建筑工地打臨工，晚上還在家里接點零碎活，每天都要做到深夜。在那樣的年代里，在如此艱苦的生活中，她愣是把三個兒子送入了大學，一個女兒送入了高中。這么說吧，她就是美輪明宏的《打夯工之歌》的現實版。

老媽為我設計了一條出路：讀完理科大學，然后去家大型企業就職。她覺得我不可能有別的出路。而且，老媽的決定在我家里是沒有商量余地的。因此，在我考取了明治大學理工學部的時候，腦子里盡想著我就這么太太平平地念完大學，然后去做個循規蹈矩的工薪族。

也就是說，當時的我是被老媽的各種想法所左右的。

盡管如此，我卻像一只生下來就待在籠子里的小鳥，從來也沒覺得自己有什么不自由，更不會想到自己的人生受到了母親的束縛。對母親來說，應該也從來不會去往這方面想。我這樣做都是為兒子好，她肯定是這么認為的。

再者說，母親是怎樣含辛茹苦地把我撫養大，讓我上了大學，我是再清楚不過了。我也知道，我哥為我犧牲了自己的學業。所以說，除了母親的決定外還有別的選擇，連我自己都不會這么去想。

不過，我現在覺得，當時自己之所以那么怕死，也許歸根結底就是因為這個。

因為我被束手束腳地五花大綁著，因為我對自己的人生沒有任何選擇的余地，所以我體會不到活著的感覺。

而我自己的大腦運作方式，也是相當理科型的。

我到現在還覺得做數學題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每當聽到別人說起歐拉定理、非歐幾里得幾何學什么的，我的心里都會涌起一股莫名的騷動。如果我做了數學家，我的人生又會是怎樣的呢？我常常會不由自主地做這樣的白日夢。

干起了以前做夢都沒想到過的電影導演這一行后，我有時也會瞎琢磨：那也是因為我是一個典型的理科男啊。在寫電影臺詞的時候，我發覺自己就像是在無意識地做因式分解題。

如此說來，我學理科是完全對路的。

只不過，對于大學畢業后登上固定軌道駛向未來這一點，我感覺不到有什么魅力。

我讀大四是在1970年。從1960年到1970年，正是大學里的學生運動搞得如火如荼的時期，運動的起因是安保問題。當時，各所大學都遭到了封鎖，授課基本處于停頓狀態。只要你交畢業論文，學校就會給你發一張畢業證書，當時是這樣的一個時代。

而日本社會呢，當時正處于經濟飛速發展期，音樂、戲劇之類的文化演出開始大量涌現。于是乎，我基本上不去學校，取而代之的是整天流連在新宿一帶的爵士樂茶室里。

說到在爵士樂茶室里聊的那些話題，當時最時髦的是存在主義、薩特和波伏娃，另外還有科林·威爾遜，在當時也有很高的人氣。我記得當時我的書包里也有一本書，是《次郎物語》，但我沒好意思拿出來。

對于一個理工學部機械系的大學生而言，存在主義什么的簡直就是天方夜譚，但這反而激起了我的向往。再說了，最關鍵的是，談談文學和哲學，聊聊學生運動，可以搭訕到大把的女孩子。要說我能夠順順利利聊下來的話題，那無非是本田汽車的引擎如何如何之類，而這樣的話題女生是一點不感興趣的。說出來很可憐的，我對自己的未來缺乏信心，可能也有這方面的原因。

另外，成為大學生后，我對這個社會的構造有了一些朦朦朧朧的認識，也明白了接下來如果想事業有成的話，就該想法進入官僚階層，還明白了如果就職于制造業，那今后的收入就堪憂了。

要躋身官僚階層，就必須通過高級國家公務員考試。如果自己大學畢業后，在某家企業里做個工程師什么的，那頂多也就混到個二把手的位置。這樣的未來有多大前途呢？我意識到了現實的殘酷。

當時，還有不少人氣劇團（如“狀況劇場”“天井棧敷”之類）里的演員也會經常光顧爵士樂茶室。這幫家伙都是熱情洋溢之人，幾杯老酒下肚后會為了不同的戲劇觀爭得面紅耳赤，有時甚至還上演全武行。

在文化人的世界里，干活從來都不是為了維持生計，但他們居然還會上演這么轟轟烈烈、你死我活的戲碼，這對我來說實在算是新鮮事。

當時的我只知道下町區的生活，只見過與戰后的價值觀保持一致的、為了謀生而玩命工作的成年人，看到這樣的場面后，就感覺自己進入了高一個檔次的世界。那是因為，這個世界有一種令我目眩的文化氣息。母親在戰后對我長期灌輸的價值觀是：理工科大學畢業后，到大企業去就職，這是一條人生的成功之路。但當我在爵士樂茶室里閑蕩時，每每會覺得這樣的想法實在太老土、太落伍了。

這么說聽上去很瀟灑，但充其量不過是經常去茶室晃晃，去做一些不那么光明正大的臨工，去搓搓麻將賭賭錢，用賭來的錢去買醉，就這么點破事而已。

所以我覺得，生活在那個時代里的人，總是低著頭走路的。

總是低著頭，總是貪生怕死。

對文學、戲劇什么的，我充滿了向往。但是，我不覺得自己能夠勝任這種行業。那我到底應該做什么呢？我會不會這輩子都找不到答案，就這么翹辮子了呢？當時我腦子里盡是這樣的想法。

那天，我像平時一樣朝著歌舞伎町的爵士樂茶室走去，腦子里還在想著……

現在的新宿ALTA，以前是一家叫作“二幸”的食品店，有點像現在的大型超市的前身。我從新宿站的東出口出來，穿過“二幸”前面的人行橫道，當時我走路的樣子肯定也和平時一樣：弓著背、低著頭，往前走。

只不過，那天我腦子里的思路和平時方向不同。

突然之間，我有了一個荒唐透頂的想法：“對呀，我應該退學。”

我記不清自己的這種想法是打哪兒來的。就像萬里無云的天空里突然劃過一道閃電，這個想法就這么突然間閃現在了我的腦海里。當時我的感覺就像是，站在高樓上準備跳下去自殺。

我的思緒仿佛晃晃悠悠地飄到了天上，就像被毒蛇凝視著的一只青蛙，我陶醉在“自殺”這種甜美的想法里。

我很清楚，母親為了能讓我上大學付出了多少心血。我也清楚，都已經念到了大四，如果這時再提出退學，會給母親造成多大的打擊。

這樣做，就意味著拋棄了把我撫養成人的母親。對母親來說，哪怕是突然聽到我猝死的消息，估計也不會比這個更驚訝了吧。對我自己來說也差不多，如果我不是在心里打定主意自己已經是個死人，這樣的話我是絕說不出口的。所以說，我這里說的自殺不是什么文字游戲，對我而言，它就等同于真正的自殺。雖然等同于自殺，但對于當時的我來說，這是唯一明確的答案。

就這樣，我下定決心要退學。

那時候，我一邊走在橫道線上，一邊抬頭望著新宿的天空，湛藍的天空一片晴朗，就像我以前從沒見過、今后再無緣見到的那樣。我感覺眼前的景物全都清澈澄明，就像一陣勁風吹散了此前一直盤旋在我頭頂上的那團烏云。

至少在那一刻，我對死的恐懼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聽說在狼或狐貍之類的動物世界里，母親一旦完成育兒，就會把自己的孩子趕出巢穴，而且那架勢簡直就像在和想要侵入地盤的敵人交戰一般。在這之前，母親會精心地照料孩子，就像孩子的生命比自己的更寶貴。可是在那一刻，母親甚至會撕咬自己的孩子。

我不知道母狼或母狐貍這么做是否是出于對孩子的愛。如果從人類感情的角度來考慮，那就是為了讓孩子能夠獨立地走上社會，就狠下心來這么做。但真相也許沒那么復雜，也許只是母狼或母狐貍在某個階段打開了身體里的某個本能開關，然后在腦子里自動生成了將自己的孩子視作敵人的程序。

如果理查德·道金斯的“所有生物都是基因的交通工具”說的沒錯，那么與其依賴于母愛這種不確定的感情，還不如建立一套本能的機制，這樣反倒能夠確保育兒的成功。因為用這種方法，遺傳基因的存活概率會大許多。不過，對于狼崽子或小狐貍來說，不管真相是哪一種，其差別都不大。因為不管哪一種，其結果都是到昨天為止還在這個危機四伏的自然界里保護它們的母親，今天卻成了最兇狠的敵人向它們撲來。它們的心里，一定會感到一種被全世界拒之門外的驚恐。然后，它們會明白一個道理：要活下去只有靠自己。

遺憾的是，在人類的育兒過程中，這樣的程序已經退化掉了。即便如此，古人還是有行冠禮的儀式的，雖說現在也有取代它的成人禮，但誰都知道它沒有任何用場。

回頭說我自己吧，我覺得，要不是在那個階段對死亡那么恐懼，我是不會做出那種決定的。那樣的話，也許我這輩子都飛不出我的鳥籠，這輩子都行走在母親為我鋪設好的軌道上。我覺得，青春期的孩子所感受到的死亡恐懼，也許就是他獨立成人的本能開關。至少，我的情況正是這樣。

從根本上說，如果我就這樣走在母親為我設計好的人生道路上，其結果也不一定就是不幸呀。只不過，這樣的話這世上就會少了一個叫作北野武的藝人，只有這一點是明確無誤的。不過，這是題外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