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摘 要：以往研究主要肯定了朱自清在現代解詩學、文學批評、文學研究學科化等方面的意義，多強調瑞恰慈、燕卜遜的語義學批評對朱自清鑒賞實踐的方法論啟示。但是，后五四時代的特定歷史脈絡表明，朱自清并非“為鑒賞而鑒賞”“為知識而鑒賞”，而是出于新舊文化政治沖突的焦慮而關注鑒賞教育。朱自清與顧隨、朱光潛之間的兩次文學事件，隱現出了朱自清在文學鑒賞的理論構建取徑上的獨特性：重分析輕趣味，重語義輕心理，最終兼重歷史分析與審美分析。面對西方理論的接受選擇，傳統鑒賞詩學在朱自清的自我理解中以揚棄的方式起到了奠基性作用。為現代中國大眾的人生而文學，是朱自清文學鑒賞觀念的真正思想意涵。

關鍵詞：朱自清； 文學鑒賞； 后五四時代； 為現代； 為中國； 為人生

引 言

為何而鑒賞？

作為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的重要開創者，朱自清的文學鑒賞觀念，近年來重新獲得了許多關注。其緣由在于，朱自清的文學鑒賞觀念與實踐對今天的文學教育與文學研究仍然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孫玉石將朱自清定位于“中國現代解詩學最早的提倡者”（4），他認為：“朱自清倡導的現代解詩學，不僅包含了古典詩歌與現代詩歌闡釋方法之間的內在聯系，同時也是在西方與傳統解詩方法雙向吸收與融會中逐漸完成的”（82）。季劍青則看到現代學科體制下“文學鑒賞”所處的困境，指出“朱自清雖在課堂上以鑒賞態度講陶潛和李賀，研究過程中卻不得不走考據的道路”（22），并進而認為朱自清“以傳統的體驗方法講授古典詩詞而‘講不出東西’時”（36），便轉向了以“分析”為優勢的“外國的影響”（39）。陳國球卻更關注朱自清在文學鑒賞的知識化努力中所體現的學科化意義：“朱自清等努力引進瑞恰慈等的批評理念，把文學的欣賞結合分析以充實其‘知識’含量，由此提升文學的‘本體’活動的學術位格”，因此這種“以‘分析’作為方法學標志的‘文學批評’，卻可以把文學‘鑒賞’的活動‘學術化’”（25）。無疑，這些討論為朱自清的文學鑒賞觀念打開了新的意義闡釋空間。但是，深入一層來看，在現有的解詩學、文學教育、學科化等討論視角中卻存在著某些共同傾向：第一，多聚焦于朱自清鑒賞觀念的文學意義，無論是“傳統解詩學的一種發展延伸和現代性重建”，還是將“文學的‘本體’活動”“如何可以安置在以創發和傳授‘知識’的學術架構之內”，其根本視野都不脫“為詩而鑒賞”或“為知識而鑒賞”。第二，多依據朱自清對瑞恰慈（I.A.Richards）、燕卜遜（Empson）文學批評方法的借鑒，將其鑒賞實踐歸結為西方批評理論與傳統詩學修養的結合。進而，在西方理論與傳統資源的把握上，多持某種“刺激—轉化”說，即以西方理論的刺激為朱自清轉化傳統資源而入現代文學批評的契機乃至基礎。由此，現有研究中的文學中心論和西方刺激論兩個根本性觀念，既為我們提供了重新考察朱自清文學鑒賞觀念的學術契機，又限制了我們更深入理解朱自清的文學鑒賞觀念之于現代中國文學乃至人生的價值與意義。

如果只是將朱自清的文學鑒賞實踐視為“為詩而鑒賞”的“純文學”活動產物，以往這些看法應算持中公允。但是，此處的真問題恰恰在于，朱自清以解詩為核心的文學鑒賞觀念從未僅僅以純文學目的為旨歸，朱自清始終是在以文化思想的方式回應著整個面向“現代生活”理想的中國社會歷史結構的劇變。因而，“為詩而鑒賞”的“純文學”視野容易落入脫歷史脈絡與脫社會結構的封閉理解。進一步而言，文學思想史的真問題并非僅止于搞清楚歷史細節，更在于把握到歷史主體在具體而豐富的社會歷史結構之中展開“思想—行動”實踐所真正持存的知識感覺與觀念感覺。僅僅立足于“為詩而鑒賞”“為知識而鑒賞”，其實是無法認識到朱自清的文學鑒賞與其整體思想之間的有機聯系的，更無法認識到后來經歷了抗戰烽火后的朱自清為何一步步走向了“社會主義傾向的詩歌”與“人民的立場”。以往，有論者就曾將朱自清的晚期思想變化直接視為接受了外來民粹主義思潮的影響，①這種解釋的問題在于，它完全回避了朱自清思想中一貫強烈的中國“本來面目”意識，而過度強調“借鏡西方”的影響力。其實，從“詩的鑒賞”到“雅俗共賞”，前后并非兩個朱自清，關鍵在于，我們究竟怎樣才能以更貼合社會歷史結構以及歷史主體感覺的方式去認識、理解與把握朱自清的文學鑒賞觀念背后的整體問題意識。

本文試圖以1925至1935年間的朱自清文學鑒賞觀念為考察對象，集中探討身負學者和教育者雙重身份的朱自清有關“鑒賞”為何“教育”及如何“教育”的諸種思考。本文并非僅僅將朱自清的文學鑒賞觀念定位在“詩”“知識”或“學科”的內部，更多地還將關注到文學鑒賞與文學教育的重要關聯，以及此種關聯對于理解朱自清的整體文化思想究竟意味著什么？乃至文學、知識與人生之間究竟有著怎樣的連帶性意義？

一

后五四時代的文化焦慮：

“為現代”的文學教育

1925年8月，經俞平伯推薦，朱自清進入清華學校大學部任國文教授，開始了他的學者生涯。1928年8月，國民政府改清華學校為國立清華大學，楊振聲出任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協同參與了中文系的創建工作。1930年7月，楊振聲因赴青島籌辦青島大學而辭教清華，朱自清被任命為代理中文系主任。隨著學者、教師、教育管理者多重身份的疊加，加之后五四時代（文學革命和國民革命的雙重落潮）北平的現實境況，朱自清的文學理解進入了一個“為現代”的階段。正是在這樣一個探索文學如何“為現代”的過程中，朱自清逐漸形成了較為自覺而完整的文學鑒賞觀念。

1926年4月，剛任教清華不久的朱自清寫下了《現代生活的學術價值》一文，指出：

據我所知，只在國語文學運動和五四運動以后數年間，現代的精神略一活躍而已。這時期一般人多或少承認了現代生活的價值，他們多或少從事于現代生活的研究。研究舶來的新的“文化科學”的，足以遮沒了研究國學的人；于是乎興了“國粹淪亡”之嘆。但這種嘆息，實在大可不必；因為不久國學就復興了，而且仍是老樣子[……]所謂老樣子者：一，國學外無學；二，古史料外無國學。在這兩個條件之下，現代生活的學術價值等于零！（4：194）

朱自清進入學術界不久，就感受到了學術界與文學界的差異。之前雖任教中學，②但他一貫積極參與文學研究會、少年中國學會等新文學團體的活動，思想上也一直倡導通過文學來彰顯“活的人生”（4：160）與“表現人生”（4：167），“為人生”是其早期思想的核心關懷。但清華的氛圍，卻是朱自清始料未及的。據楊振聲回憶，“國文系是最不時髦的一系，也是最受壓迫的一系。教國文的是滿清科員出身的老先生們，與洋裝革履的英文系相比，大有法幣與美鈔之別。[……]我到清華時，他就在那受氣的國文系中作小媳婦！”（18）。邊緣化的院系地位，遺老氣的專業氛圍，激起了朱自清打破“正統國學”與“崇古輕今”風氣的呼吁。他認為，要改變“國學外無學”和“古史料外無國學”的面貌，就要打破“經史之學”這條傳統學術的唯一道路，要認識“經史以外的材料”和“現代生活”（4：196）的學術價值。

但現實處境留給朱自清進行“現代生活”開拓的空間卻并不容樂觀。1925年至1928年間，朱自清主要開設“李杜詩”“大一國文”“古今詩選”等課程，具有明顯的舊文學色彩。1928年初，他更是說：“國學是我的職業，文學是我的娛樂”（4：243）。此時的朱自清在“國學”與“文學”（即“新文學”）之間彷徨不已。而此種彷徨心情需要回置到當時后五四時代的社會歷史結構狀況中來理解。首先，新文化運動后期，學術風氣逐漸轉向了胡適倡導的“整理國故”運動，進入后“文學革命”時代，歷史考據極大地影響了人文學術的評價標準，文字、音韻、訓詁、校勘等代表了“科學的方法”；其次，國內政治進入后“國民革命”時代，南方與北方、革命與反革命在數年間的勢力消長，造就了朱自清所謂的“動搖時代”。對自我小布爾喬亞性格有著清醒自覺的朱自清，感受到了同時來自學術與政治的壓力。學術上，學院化評價標準使得國學比文學重要、考據研究比文學創作重要；政治上，現實的殘酷斗爭使得新文化知識分子要么在政治上選邊站，要么就只有向著學術、文學、藝術“這三條路里躲了進去”，且“國學比文學更遠于現實”，“是個更安全的逃避所”。在這種夾縫的境況中，朱自清雖“終于在國學里找著了一個題目”，但又自認“是個樂意弄弄筆頭的人”（4：236-43）。現實與理想，時代與性格，國學與文學，種種矛盾糾葛在1928年的朱自清思想中逐漸表征為這樣一種文化焦慮：文學如何“為現代”服務？

1928年，清華改為國立大學，楊振聲的到來，新國文系的籌建，給朱自清帶來了擺脫困境的新方向：改革文學教育。同為新文學作家，楊振聲與朱自清有著相當的默契。他們共同商定了“一個國文系的新方向”：“（一）新舊文學的接流與（二）中外文學的交流。國文系添設比較文學與新文學習作，清華在那時也是第一個。[……]中外文學的交互修習，清華在那時也是第一個”（18）。據楊振聲稱這些舉措“都是佩弦先生的倡導”（18）。顯然，文學教育革新是要以文學補充國學，以新文學與外國文學補充舊文學，一掃國文教育的陳腐境況，開創“為現代”的學術研究與文學教育。而這一“為現代”的突破口，朱自清放在了文學鑒賞教育上。

1931年，時為清華中文系主任的朱自清在《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概況》中談及：

中國各大學的國學系，國文學系，或中國文學系的課程，范圍往往很廣：除純文學外，更涉及哲學、史學、考古學等。他們所要造成的是國學的人才，而不一定是中國文學的人才。對于中國文學，他們所要學生做的是舊文學研究考證的工夫，而不及新文學的創進。（8：405）

朱自清認為，國學不是文學，舊文學考證不等于新文學創進。在“并不看輕舊文學研究考證”的前提下，他提出“更重大的使命”應是“創造我們的新文學”。顯然，在國學與文學之間，在考證與創作之間，他看重的是文學和創作。這是因為，倡導文學和創作的最終目的是要造成屬于現代生活的“中國文學的人才”。無疑，早期“為人生”的文學觀被朱自清順勢轉化成了“為現代”的文學觀乃至教育觀，其實質是要通過文學教育來實現文學與人生的現實融合。

同時，朱自清也注意到，就學生而言，因為缺少人生閱歷和生活感興的緣故，很少能“在學生時代就成為一個作家”，因此文學教育最重要的是“給他打好基礎”和“啟發他的才性”（8：406）。由此，基于文學創作要求的現實考慮，他進而悄然將文學教育的重點由“創作”轉向了“鑒賞”。而他關于文學教育的設想，也初步構建出了“基礎教育”和“才性教育”兩個層次的整體框架。“打好基礎”與“啟發才性”，實質上正是朱自清早年有關“鑒賞權”與“鑒賞力”思想在文學教育觀上的轉化與再現（4：25-26）。對于進入學院內的朱自清而言，此時的新問題是如何在教育崗位上延展自己對普通人之文化主體性的思想關懷。因此，早年從人道立場出發對鑒賞權與鑒賞力的強調，也就自然地轉化成了如何開展鑒賞教育的問題。

二

鑒賞的知識化：

精英獨賞，還是大眾共賞？

鑒賞教育包含了兩個問題：其一，鑒賞為何教育？其二，鑒賞如何教育？

對于第一個問題的理解，朱自清是在對鑒賞、考證、創作三者關系進行辨析的基礎上展開的。1934年6月，朱自清在介紹中國文學系概況時，談到：

研究中國文學又可分為考據，鑒賞及批評等。從前做考據的人認為文學為詞章，不大愿意過問；近年來風氣變了，漸漸有了做文學考據的人。但在鑒賞與批評方面做功夫的還少。舊日文獻涉及這方面的大抵零碎瑣屑，不成片段；發揮光大，是現在人的責任。這等處自當借鏡西方，只不要忘記自己本來面目。至于創作，我們也注意；習作一科，用意就在此。（8：413）

這段話十分扼要地勾勒出了鑒賞在現代學術體制中的尷尬位置。在舊文學時代，文學屬于詞章學，在學術位格上低于以經史為主要對象的考據學。“文學革命”以后，文學的地位上升，“漸漸有了做文學考據的人”，如王國維、胡適等學者開始經考據而研究文學。但問題是，盡管文學已與經史之學平起平坐，可研究方式卻還是治經史的方式。如果說，1926年的朱自清尚要替作為研究對象的“現代生活”在“經史之學”面前爭合法性的話，那么，1934年的朱自清更關心的則是如何研究“現代生活”的方法論問題了。對比一下1931年和1934年兩份清華中文系的介紹《概況》：1931年，朱自清強調文學教育應該體現在“新文學的創進”，尤其是“現在覺得習作一項為重要”（8：405）。1934年，朱自清則明顯淡化了創作問題，而更多關注起了“鑒賞與批評”。對這一變化的理解，仍需將其置于后五四時代的社會歷史中去考察。首先，在后“文學革命”時代教授文學創作面臨著雙重困境。教授詩詞的模擬習作，易被視為對新文學的反動，朱自清就曾記載過鄭振鐸的批評：“振鐸談以‘五四’起家之人不應反動，所指蓋此間背誦、擬作、詩詞習作等事”（9：298）。而教授新文學的創作，朱自清又看到了“人的才分不同，趨向各異”，且因“大學生活缺乏感興”，因此“也不敢希望他在學生時代就成為一個作家”（8：405-406）。就此，舊詩詞的程式性可教，但易使文學創作回到詞章學的老路。新文學的現實性則不可教，因需有相當的現代生活的閱歷與悟性，并非任何人能輕易達致。因此，處于“可教而不宜學”與“宜學而不可教”之尷尬夾縫間的文學創作最終未能成為文學教育中的重頭戲③。

綜合來看，文學考據終究屬歷史方式而非文學方式，文學創作則需要生活基礎和特有才性，因此文學教育中只剩下文學鑒賞（文學批評）最能實踐朱自清對文學與人生的雙重關懷。在他看來，文學教育革新的重要途徑，便是將“為現代”的文學鑒賞“發揮廣大”，這才是“現在人的責任”。文學鑒賞，以文學關懷與人生關懷成為了朱自清文學教育思考的重心。

那么，鑒賞如何教育？對于傳統鑒賞，朱自清認為“大抵零碎瑣屑，不成片段”，現代人若欲將文學鑒賞“發揮廣大”則需要“借鏡西方”，同時更“不要忘記自己本來面目”。朱自清對待傳統鑒賞與西方批評的態度如此復雜，關鍵問題其實在于：現代鑒賞如何才能擺脫舊文學的自娛自賞方式，有效地通過現代知識化途徑來提升普通人的鑒賞力？

“為現代”的鑒賞教育如何開展？這個問題，朱自清最初是從英國學者瑞恰慈的文學批評中獲得方法論啟示的。1931年8月至1932年7月，朱自清學術休假訪問英倫，開始閱讀瑞恰慈的著作（9：57、106、112）。瑞恰慈本人則早在1929年就應聘到了清華大學，與李安宅交往甚密。1934年3月，李安宅在瑞恰慈的幫助下于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意義學》（容新芳174）。此時的朱自清已經深有興趣地持續關注過了瑞恰慈、燕卜遜、李安宅的著作（11：309）。英國批評對于正在探索文學鑒賞現代化的朱自清無疑有著很深的啟發。朱自清曾與葉圣陶提及：“弟現頗信瑞恰慈之說，冀從中國詩論中加以分析研究。又連帶地對中國文法頗有興味”（11：96）。問題是，瑞恰慈究竟給了朱自清什么啟示？

1933年，朱自清在討論傳統文學批評時早已指出：“興趣論所論的其實也與作家或作品無多交涉，只是用感覺的表現描繪出作品的情感部分而已，但情感以外還有文義、口氣、用意等（用英人瑞恰慈說），興趣論都不去觸及”（8：150-52）。而對于“體性論”及其“性狀形容詞”的使用，他也認為“這些性狀形容詞對于詩文的文義、情感、口氣、用意四項都經指及，但只囫圇地說，加以用得太久，意義多已含糊不切，所以沒有很大的效用”（8：150-52）。顯然，相較側重于“感覺”和“囫圇”的傳統批評，引起朱自清關注的正是注重“分析”和“多義”的西方現代文學批評。

在朱自清看來，首先，只有基于“分析”，鑒賞才能真正知識化，也才能教授。1934年，朱自清開始嘗試將英國燕卜遜的《多義七式》的分析法“試用于中國舊詩”，并認為“了解詩不是件容易事，[……]就一首首的詩說，我們得多吟誦，細分析；有人想，一分析，詩便沒有了，其實不然。單說一首詩‘好’，是不夠的；人家要問怎么個好法，便非先做分析的工夫不成”（8：206）。其次，多義“并非有義必收”，而應“搜尋不妨廣，取義卻須嚴”；再次，強調取義標準應是“切合”，“必須親切，必須貫通上下文或全篇才算數”（8：207-208）。顯然，就朱自清理想中“為現代”的文學鑒賞觀而言，要點有三：其一，鑒賞一定是可分析的；其二，分析一定是多義的；其三，最終解釋一定是切合而貫通的。

可供佐證的是，顧隨有一次來清華講《辛稼軒及其詞》，朱自清感覺他“全用中國批評方法。其講詞頗有趣味，然牽引太多，于稼軒詞本身，未說出所以然”（9：213）。對于已展開“為現代”鑒賞而探索的朱自清而言，顧隨博學而偏“趣味”式的批評方式，不足以支撐起作為現代知識體系中的文學鑒賞，因為此種趣味式鑒賞“未說出所以然”。問題關鍵在于，鑒賞如不能有效知識化，則仍然不能為“現代生活”的價值作出文化合理性的真正支撐。

進一步來看，真問題的核心或許還不僅僅止于鑒賞未能有效知識化。另一個事例會有助于我們更深地理解“鑒賞的知識化”究竟還意涵著什么？相較顧隨式帶有濃郁傳統趣味的鑒賞，朱自清更為肯定的是朱光潛式的現代美學鑒賞。1932年，訪學英倫期間，朱自清為朱光潛的《談美》和《文藝心理學》寫了兩篇序。其中，朱自清這樣談及：

若你覺得“美”而在領略之馀還要好奇地念著“這是怎么回事”，我介紹你這部書。人人都應有念詩看書畫等等權利與能力，這便是‘美育’；事實上不能如此，那當別論。美學是“美育”的“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或者說是拆穿“美”的后臺的。有人想，這種尋根究底的追求已入理知境界，不獨不能增進“美”的欣賞，怕還要打消情意的力量，使人索然興盡。所謂‘七寶樓臺，拆碎不成片段’，正可用作此解。但這里是一個爭論；世間另有人覺得明白了欣賞和創造的過程可以得著更準確的力量，因為也明白了走向“美”的分歧的路。至于知識的受用，還有它的獨立的價值，自然不消說的。（4：295）

由此來看，朱自清為美學所作的辯護首先是在肯定鑒賞知識化的意義層面展開的。與認為美學知識將“打消情意的力量”的常見觀點不同，朱自清認為，理知力量與情意力量并不絕對矛盾，美學只會使人“明白了欣賞和創造的過程可以得著更準確的力量”。“更準確的力量”，意味著鑒賞作為現代知識應具有的確定性特點。④在這點上，朱光潛同樣認為：“遇見一個好作品，我們只說‘我覺得它好’還不夠，我們還應說出我何以覺得它好的道理”（3：42）。顯然，兩者都認為，鑒賞應該不僅能獲得“美”或“情意”的趣味，進而還應該能夠將趣味分析為可理解的知識。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朱自清為鑒賞知識化而辯護的更根本緣由卻在于：“美育”是有助于爭取“人人都應有念詩看書畫等等權利與能力”。此處的“權利”與“能力”，再次重現了朱自清早年關心的“鑒賞權”與“鑒賞力”的核心問題意識（4：25-26）。按照朱自清的思考，如果“人人”都要獲得這些權利與能力，那么美育就應當是可以通過知識化形態加以普及的。知識化，實際上正是實現普通民眾文化主體性的必然途徑。只有通過知識化鑒賞的力量，趣味才能真正成為現代社會需要的共通性知識，而不再是帶有神秘個體性質的私人體驗，趣味也才能真正起到教育引導大眾的文化效果。

比較朱自清對于顧隨和朱光潛的不同評價，可以看出，顧隨式鑒賞是一種“感覺”和“囫圇”的鑒賞，它無法向受眾細致傳遞出文學作品中的意義，無法完成文學鑒賞的知識化。更重要的也許還在于，這種“未說出所以然”的方式仍是一種傳統型少數個體精英化的自我鑒賞，它無助于在實踐中提升多數受眾的鑒賞力，進而實現普通民眾在文化上的鑒賞權。在朱自清“為現代”的文學鑒賞觀念思考中，無論是在考據、創作之外突出肯定文學鑒賞的獨立意義，還是借鑒西方文學批評嘗試將文學鑒賞進行知識化的努力，其目的并非“為文學而文學”“為知識而知識”，而是飽含了尊重與提升普通民眾文化主體性的根本關懷。

三

哪個西方？何種“分析”？

但是，這里仍然有一個問題：既然在顧隨與朱光潛之間，朱自清更多肯認了朱光潛，加之他對瑞恰慈和燕卜遜的自覺關注，這是否意味著他完全認同了西方心理美學？是否意味著他主要是在西方理論影響下構建其現代文學鑒賞觀念的呢？以往研究多認為朱自清受到西方理論刺激而轉化了傳統解詩方法，但問題在于，他們主要都只是關注了以瑞恰慈和燕卜遜為代表的英國批評方法與朱自清文學鑒賞之間的顯在關聯性，而忽視了曾經一度出現在朱自清文學鑒賞觀念與西方心理美學之間的隱藏關聯性。基于對此種隱藏關聯性的挖掘與分析，本文認為歷史事實的褶皺部分實際上一直未能真正展開：朱自清并非籠統單一地面對過以英國批評為代表的西方理論，他還曾面對過以心理美學為代表的西方理論，但是他為何最終取前者而放棄了后者，何況這后者還曾受到過他的褒揚？原因其實正在于，朱自清對傳統解詩學體悟至深，所以才會接受英國批評方法而不是西方心理美學，西方理論于他僅僅是外來的助力，而絕非“為現代”的根基，“為現代”的文學鑒賞觀念最終深深扎根于“為中國”的文化主體性問題思考之中。

1932年，朱自清曾評價《文藝心理學》：“書中雖以西方文藝為論據，但作者并未忘記中國；他不斷地指點出來，關于中國文藝的新見解是可能的”，“書里有不少的中國例子，其中有不少有趣的新穎的解釋”（4：296-97）。顯然，朱自清在肯定朱光潛基于“分析”而鑒賞的同時，十分關注如何才能“并未忘記中國”。朱光潛的方式是，用“中國例子”闡釋西方心理美學理論。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朱自清正在展開鑒賞如何知識化的思考。幾乎同時，朱自清接觸到了瑞恰慈的文學批評與朱光潛的心理美學這兩種方式。那么，真問題便在這里凸顯：1932年旅學英倫期間的朱自清，曾面對過語義學分析和審美經驗分析兩種西方理論路徑。但為何朱自清最終沒有汲取審美經驗分析的鑒賞，而是選擇了語義學分析的鑒賞？傳統的看法是，朱自清接受文本細讀和語義分析是直接受英國批評影響，而后才去融匯傳統解詩學的相關方式。但是，當朱自清曾經面對過兩種西方理論的這一歷史褶皺得以展開，我們不由得懷疑起英國批評是否真的對于朱自清文學鑒賞觀念的建構具有優先決定性。如果朱自清對于英國批評的汲取只是在某種隱性選擇過程后的產物，那么這一西方理論對于朱自清解詩學乃至其整個文學鑒賞觀念的構建而言，是否還是根本性的？由此，這個問題就產生了一種全新理解的可能性：朱自清選擇這種而不是那種西方理論進行文學鑒賞觀念建構，原因不在于西方理論本身的合理性，而在于這種選擇或許是基于另一種隱而不現的合理性。那么，這一合理性又會是什么呢？

要解開這個問題，朱自清與朱光潛之間的一場討論就特別值得注意。1935年12月，朱光潛發表了《說“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一文，答復夏丏尊的一個提問：這兩句詩“究竟好在何處”“有什么理由可說”？朱光潛說，自己曾在《談美》中對此句詩就早有過探討，認為它所呈現出的是情感與意象的“調協”。“江上數峰青”這句“所傳出的意象”是“物景”，而整句詩“原來都是著重人事”，“人事”中插入“物景”卻不使人感覺“不倫不類”的緣由是“它們在情感上是諧和的”。但現在要強調的是，“個人各時各地的經驗，學問和心性不同，對于某一首詩所見到的也自然不能一致。”自己“此時此地”愛這兩句詩，“多少是因為它對于我啟示了一種哲學的意蘊”，即所謂“消逝之中有永恒”的道理以及含韻其中的“靜穆”之“風味”（8：35-39）。

在讀到朱光潛的文章后，朱自清有感寫了《再論“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作為回應。朱自清指出，詩題《湘靈鼓瑟》典出《楚辭·遠游》篇，歷來對錢起此詩的評語不外兩端，一是切題，一是“遠神”。古人常以“湘靈”為“湘夫人”，洪興祖補注《楚辭》方才指出湘靈實為湘水之神，而錢起遠在洪興祖之前，應是將湘靈視為了湘夫人，因此這兩句詩實是說“人雖不見，卻可想像她們在那九嶷山或‘洞庭之山’里”。但朱自清認為，這只是解釋了“切題”，還不足“稱為絕唱”，亦即這個解釋不能說明這首詩到底“好”在哪兒。朱自清援引了沈德潛“遠神不盡”的評價，認為這個說法才說明了詩“好”在哪兒。所謂“遠”和“不盡”，朱自清指出了兩個意思：一是“曲終而馀音不絕”，一是“詞氣不竭”。他認為，前者是就詩所詠對象而言，后者是就詩本身而言。從前者看，這句詩脫化自《列子·湯問》中“馀音繞梁”和“響遏行云”兩個關于聲音的典故，說的是“曲調高遠，裊裊于江上青峰之間，久而不絕”，但意境全新，“所以可喜”。從后者看，這句詩是“落句”，它“不說盡”且“留下了一個新境界給人想”，“所以為勝”（8：262-65）。

從這場討論中，不難看出：朱光潛的兩次解釋都是依托西方美學理論資源而作出的，第一次依托的是審美經驗理論中情感與意象的“調協”，第二次依托的是溫克爾曼關于古希臘藝術闡釋的“靜穆說”，隱藏在情感與意象、短暫與永恒、熱烈與寂寞諸闡釋背后的，是以主客體對立（心與物）為核心的西方哲學思維。相較之下，朱自清的解釋則遵循了中國古典注詩的“事”與“義”的傳統：所謂“事”，“重在舉出處”，所謂“義”，重在“切合與否”。古典注詩，以“詳密為貴”。詳即細致，密即切合（3：5）。經過比較，不難發現朱光潛偏于西方和朱自清偏于中國的鑒賞方式差異，但如果思考不止于表面，深入這個差異的內部，一個更有意思的問題就會顯露出來：在面對同為西方鑒賞理論重要資源的語義學分析和審美經驗分析兩個傳統之間，朱自清為何會更多地傾向于實踐瑞恰慈、燕卜遜的“多義”與“細讀”的鑒賞方式，而不是實踐西方心理美學的那種心物之辯的討論方式？這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朱自清始終“并未忘記中國”。在朱自清的理解中，“借鏡西方”的基礎就是“不要忘記自己本來面目”，兩者的關系并非并列，而是始終以“本來面目”作為“西方借鏡”的接受基體。就此而論，朱自清的現代解詩學乃至整體鑒賞觀念，從根本上是以更深厚的本土古典解詩傳統作為基體，以“事”與“義” “詳”與“密”等中國方法作為基本接受視野與西學東來的“細讀”“含混”“多義”進行理論互啟的結果。

文學鑒賞，在朱自清的理解中，絕非“為詩而鑒賞”，亦非“為知識而鑒賞”，更非為追慕西方新潮而鑒賞。朱自清之倡導文學鑒賞，實質還是為現代中國的人生和生活，而要達致對“現代生活”的理解，又不能不對“歷史生活”有相當把握。文學鑒賞往哪里尋找資源，同時能夠“為中國”又“為現代”呢？就此，重新理解、選擇可資依托的中國傳統資源就顯得異常重要。而中國古典解詩傳統恰恰不只有顧隨式的那種自我興會與獨賞趣味的一路，還有并重“事”與“義”、講得清、道得明的另一路，這個意義上來看，中國古典解詩傳統本身也是異質化的。朱自清選擇立足的恰恰是并重“事”與“義”，亦即兼容了詩歌美學維度與歷史維度雙重可能性的一種中國式傳統鑒賞。其中“事”的考究注重出處，亦即隱藏了向現代鑒賞中歷史分析轉變的可能性，而“義”的辨析注重切合，亦即隱藏了向現代鑒賞中美學分析轉變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是中國文學傳統內部本來就具有的知識化、學科化的合理性傾向，而朱自清正是對這種源自傳統內部的知識化合理性傾向有著相當深入的理解。再來看英國的語義學批評，盡管它注重細讀和多義的“分析”，但是這種“分析”本身其實具有濃厚的“非歷史化”的解釋傾向，而若以中國的“事義”傳統作為接受基質，那么經過“事義”糅合的語義學分析最終也還是可以為歷史分析和審美分析同時服務的。相較而言，西方審美經驗理論則注重的主要是伴隨現代性歷史社會變遷而來的個體主義式的主體經驗，它的“非歷史化”傾向不僅難以和中國傳統的“重在舉出處”的“事”的傳統找到契合點，就是與“切合與否”的“義”的闡釋傳統也存在有相當的距離。朱光潛自己不都這樣承認了嗎：“個人各時各地的經驗，學問和心性不同，對于某一首詩所見到的也自然不能一致”（8：36-37）。如若這樣，即便能夠得出一二新見，但此美學主觀經驗主義的闡釋方式終究是“非歷史化”的，最終也終將會是“去中國化”的，這其實也正是朱光潛日后反思自我早年美學思想的非歷史化問題的一個先兆癥候。

因此，只有從中國文化主體性自覺的問題意識中，只有從貼合歷史脈絡與社會結構的知識感覺、觀念感覺的梳理中，我們才能真正發現朱自清現代文學鑒賞觀念的本來面目。朱自清最終選擇汲取語義學的方法而非審美經驗的方法，其隱藏的深層旨趣正是在于能夠找到一種將古典中國對歷史與審美的雙重關注加以現代化、知識化乃至大眾化的有效途徑，這種雙重關注的目的就在于通過文學認識真實的生活，而不是止步于“為藝術而藝術”的主觀審美體悟。因此，朱自清的文學鑒賞觀念，說到底，既是“為現代”的，也是“為中國”的，更是“為人生”的。這個“人生”，不是個人主義式的主觀人生，而是能夠融匯進入歷史、時代與社會的大寫的“人生”。這才是朱自清探索文學鑒賞作為“教育”的真正意義所在。

注 釋

?①許紀霖：“朱自清與現代中國的民粹主義”，《學人》第13輯（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年）237-63。

?②朱自清自1921年夏從北京大學哲學門畢業至1925年八月入職清華學校大學部前，數年間輾轉任教于杭州、揚州、上海等地中學。參見姜建、吳為公：《朱自清年譜》（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25—64。

③后來到了40年代，朱自清更是主張：“我們覺得欣賞與批評跟創作沒有有機的關聯，前兩者和后者是分得開的。”“與其分力創作，不如專力閱讀。”參朱自清：“部頒大學中國文學系科目表商榷”，《朱自清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12。

④朱自清的這一看法與黑格爾對于藝術哲學的肯定頗有異曲同工之妙。黑格爾曾指出：“藝術的科學在今日比往日更加需要，往日單是藝術本身就完全可以使人滿足。今日藝術卻邀請我們對它進行思考，目的不在把它再現出來，而在用科學的方式去認識它究竟是什么。”可見，兩者同屬于藝術知識的理性化和去神秘化的這一現代性過程的產物。參黑格爾：《美學》第1卷，朱光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15。

引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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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Guoqiu. How did Literature Become Knowledge.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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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 Jianqing. University Education and Literary Production in Peking: 1928-1937.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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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振聲：“紀念朱自清先生”，《新路周刊》1.16（1948）。

[Yang, Zhensheng. “Memory on Mr. Zhu Ziqing.” New Road Weekly 16(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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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 Guangqian. The Complete Works of Zhu Guangqian (New Edition). Beijing: Chinese Press, 2012.]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

[Zhu, Ziqing. The Complete Works of Zhu Ziqing. Hefei: Anhui Education Press,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