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文學都不應是作家文學趣味的簡單摹繪和語言技巧的單向度展現，更不應成為蔑視文學本質屬性和基本功能的書寫游戲

■當文學創作成為一種游戲的時候，作家及其作品無疑會在新時代鮮活生動的社會實踐面前閉上眼睛，一切文學構思都在臆想的自我感覺中孕育和生成，把握新時代的脈搏走向和弘揚現實主義精神，也就成為一句無法兌現的空話

■文學界既極力推崇內涵真摯豐贍、形式卓異新穎的精品佳作，也充分鼓勵對藝術創作進行堅持不懈、腳踏實地的探索追求。但是，要提高文學創作的內在品質，憑借自我欣賞的游戲文學肯定是行不通的；相反，必須盡快從如醉如癡的文學游戲實驗中擺脫出來，虔誠地面對生活，真誠地面對時代

時下中國文學在現實生活中的境遇，包括創作的文化影響、社會影響和受眾共鳴，文學家的魚龍混雜和心態浮搖，再度表明文學創作正處于越來越趨于邊緣的位置，而人們也習慣于將嚴肅文學式微的現狀，與社會心理浮躁、市場經濟畸變、時尚文化喧囂和新型媒介突起等因由緊密相連。但在諸多因素中，作為文學創作主體的作家所起的作用，卻經常被文學界和學術界有意識地忽略和淡忘。

“文學花招”貶損了當代文學的形象和品性

事實上，作家對于文學創作的立場和態度直接決定著作品的命運，從而也間接決定著文學在社會生活中的價值和地位。

英國著名文藝理論家約翰?凱里在 《藝術有什么用》一書中認為：“文學不像其他藝術，它能夠進行自我反思和批判，能夠完全否定文學”，并在批評薩特作品的一篇文章中，尖銳地指出“他（薩特）正在用所有的文學花招來否定文學毀滅文學”。反觀近年來我國的文學創作，盡管涌現出一批文質兼美、形神俱佳的優秀作品，甚至不乏可能傳承后世的經典之作，但從整體情勢看，很多作品的形態和狀貌都帶有游戲色彩，如同約翰?凱里所說“明顯的是以一種游戲態度并以一種游戲方式生產出來的”，這不僅體現在社會轉軌變型的過程中，中國當代某些作家在自己創作實踐中，以各種“文學花招”損毀和貶抑現當代文學的光鮮形象和莊重品性，而且，這些“文學花招”也成為影響文學繁榮發展的眾多因素中比較重要的一個方面，因為“文本游戲”（巴赫金語）會使文學創作活動變得詭異虛幻甚至偏離本源。

在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的人文啟蒙和文學崛起后，我國當代作家對于文學的語言技巧已經有了足夠掌握和嫻熟運用，他們在得心應手地表情達意的同時，于敘述策略中越來越多地糅進文字游戲，致使文學作品的藝術魅力大打折扣。作為語言文字藝術，文學固然具有文字語言屬性，更是人生與社會、文化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能夠以文學之思之藝之言反映現實、表現作家的心靈世界，因此，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文學都不應是作家文學趣味的簡單摹繪和語言技巧的單向度展現，更不應成為蔑視文學本質屬性和基本功能的書寫游戲。假如一個作家不看重創作主旨，不注重作品思想內涵，秉持一種消遣心理和游戲心態，把心思和精力全部投放在文字表述和語言技巧上，一味追求策略的后現代和形式的花俏，其最終結果必然是削弱甚至丟棄作品賴以存在的根本。

耽于文字游戲，使作品在現實面前閉上了眼睛

我們知道，游戲是人類的一種具有本能性質的娛樂活動，其具有摒棄外界現實因素干擾的社會屬性。一個喜樂貪玩的稚子孩童，當他全神貫注地陷入他所制造的極為誘人的娛樂游戲中時，他的神情將是非常專注、非常超然的，他對外界所發生的一切不予理睬，他的心神、心緒和心境處于一種高度自由的狀態，此時他的生命也成為游戲的一部分，那種癡迷、那種執著、那種漠視一切的極端投入，往往令成年人感到詫異和驚奇。當下的中國文壇，已經和正在高速并海量地生產如同稚子游戲般的游戲文學，這種游戲文學完全基于作家自身的喜好和樂趣，基本不考慮讀者的精神需求、審美習慣、鑒賞心理和文化素養，特別是創作者們游戲得十分超然和陶醉，以致于游戲文學已內化為游戲者的創作心態與生活方式。由兒童的娛樂游戲引申開去，我們不難猜測和推斷，當文學創作僅僅成為一種游戲的時候，作家及其作品無疑會在新時代鮮活生動的社會實踐面前閉上眼睛，一切文學構思都在臆想的自我感覺中孕育和生成，把握新時代的脈搏走向和弘揚現實主義精神，也就成為一句無法兌現的空話。

游戲文學的主要特點是，文學形式被極端個人化，文字成為魔術師手中的道具被隨意變換花樣，語言表達技巧置換并替代了作家的人生經驗、智慧和情趣，語言不再是實現目的的手段而成為目的本身，成為作家自我表現的代名詞。尤其要清醒地看到，這種文學游戲目前已陷入自我重復之中，袒露出疲態和窘狀――聰明的讀者拱手揖別、敬而遠之，癡心的批評家們被語言折磨得叫苦不迭、退避三舍，這也從反面印證了文學游戲的日暮途窮和游戲道具的陳舊鈍拙。即便出現了某種轉機，偏偏還有少數作家依舊標榜文學游戲是在“玩真格兒”，依然宣稱文學游戲是“憑感覺的真實”，某些評論家也隨聲附和：文學游戲家們透過游戲表象所展示的是邏輯和理性，是對歷史和人生的深度思考，是在內外宇宙間對生命真諦的深刻探尋，這種謀妄逐虛的詭辯和煞有介事的配合，如同空中樓閣沒有堅實大地作依附一樣，缺少信服感和說服力。

不排斥語言的創新豐贍，卻應警惕無邊的游戲與虛無

一直以來，文學界既極力推崇內涵真摯豐贍、形式卓異新穎的精品佳作，也充分鼓勵對藝術創作進行堅持不懈、腳踏實地的探索追求。但是，要提高文學創作的內在品質，憑借自我欣賞的游戲文學肯定是行不通的；相反，必須盡快從如醉如癡的文學游戲實驗中擺脫出來，虔誠地面對生活，真誠地面對時代。

我們從不否認語言是文學敘事的基本工具，任何一位作家都是通過語言這一手段來達到敘事目的的，因而完全有必要從語言表述形式的新異化、陌生化和藝術化的角度出發，打破某些傳統的語法修辭規范，通過簡約繁復的語式開啟點繪審美者的藝術思維，達到生面別開的審美效果。但目前問題的癥結在于，很多作家把社會吁求、讀者反應和外界評價全部拒之門外，迷戀自己天馬行空、腦洞大開的文學游戲，加之長期不聞世事的閉隘生活，導致其作品陷入自我閉環，難以在現實中找到文化知音、形成社會共鳴。也許此刻仍有一些批評家戚戚然憤憤然，似有為游戲文學打抱不平的凜然姿態，意欲義正辭嚴地指出不在于文學游戲作品難懂與否，而在于讀者審美素養較低、鑒賞水平不高等等，殊不知，讀者閱讀作品不是逼使和強迫出來的，而是一種主動選擇和自覺行為，艱深晦澀的文學游戲不僅造成了文學作品與廣大讀者的精神疏離，而且無法承負提高讀者藝術鑒賞素質的人文重任，更何況文學本來就是要為人服務的。

文學的游戲式作品只睜開個人價值的一只眼睛，忽略了大眾是新時代社會實踐的主體力量，也忽略了社會現實的真實性、復雜性與不斷發展變化的可能性，如果任其滋長蔓延，其后果必然是極端個人主義和虛無主義的泛濫，不僅表現出對社會對讀者極不負責的狂妄，而且會誘導讀者迷茫困惑于現實，這就是文學成為“游戲”之后的必然結果，對此，我們應進行檢省和反思，并保持警惕和戒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