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合還是提升?
作家是審美價值的創造者,評論家是作家審美創造價值高低的評判者。在精神消費多樣化、文學創作邊緣化、文學批評更加邊緣化的當下,批評文體駁雜、批評問題意識薄弱、批評的有效性普遍缺失。受作家出版社邀約,我的《批評家的左手和右手》論文集忝列《剜爛蘋果·銳批判文叢》系列,應該說,這套叢書是提升文學批評有效性的重要嘗試,以個人從事文學評論二十年的經歷,我認為批評家應該充分行使兩支手的功用:批評家的左手,應該面向文本和文本創造,以人性和審美含量為尺度,指出作家的描寫特點包括缺點,幫助提升文本的創作水平;批評家的右手,應該面向廣大讀者,指導和提升讀者的審美趣味。批評家不是作家和讀者的附和者應聲蟲,而是審美世界的評判員!
當下文壇,評論家與作家的比例是極不對稱的,中國各級會員作家約十萬以上,而為圈內外稱得上評論家的不超過數百人。職業評論家稀缺,批評家隊伍質量高低不平是不爭的事實。這也加大了各界對批評現狀的不滿。
2015年,在擔任第九屆茅盾文學獎評委時,為了解對入圍長篇小說的批評情況,我搜集查閱了數百篇相關評論。這些評論對作品題材內容和社會含量的分析花費了主要的筆墨,但對作品的藝術創造和審美缺憾卻用力甚少,能夠融合理性思辨力與文學感悟力、充分評判作品的審美價值的出色評論實不多見。
我認為專門“剜爛蘋果”這一類批評,就是以指出作家失誤提醒讀者提防失誤的以否定意見為主的批評。針對當下中國文學的實際狀況,創作環境需要更加優化,作家的素養需要全面提升,讀者審美能力也需要不斷提高,有學理有膽識的銳批評特別可貴。魯迅曾說過“批評必須壞處說壞,好處說好,才于作家有益”。凈化批評環境,形成敢言直言的批評風氣、壯大批評隊伍、提升批評家的素養和學理訓練,強化文學批評的文體意識是切實提高文學批評有效性的途徑。
《批評家的左手和右手》的文稿挑選和出版的過程,亦讓我有機會回顧十多年前直言批評某些作家的的經過,這里面呈現一種批評史的意味。憑著批評家的良知、藝術感受力和厚積的學識,在發現作家作品的不足之后,批評家必須敢于直言。吳義勤社長剛才說作家和評論家要對話,但我認為中國當代作家大都缺乏對話的能力,他們大都是憑借對生活的積累和感悟來寫作來理解文學,不能像大江健三郎、米蘭.昆德拉和略薩等作家一樣有明確的理性的社會觀、人文觀、文學觀,能夠與評論家和讀者大眾面對面交流的作家少之又少。我最初批評池莉時,她反批評我屬于“酷評”,因與她同在一個城市,卻從未她交流過,便出版了對她的批評專著。依照此說法,難道研究莎士比亞的批評家非要回到英國且穿越時空交流溝通嗎?在八九十年代到新世紀初,通俗文學和傳統純文學的邊界混淆不清時,她的文學作品兩邊均沾,銷量上大受歡迎。但是當現在通俗文學類型化,與純文學的界限越發分明的時候,她的文學作品則優劣自現了。由兩面討好到兩面不討好,這就是池莉近20年的文學道路,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下中國文壇的變化,由純文學一統天下到多樣化的變化,一旦多樣化的局面真正形成,這樣的作家被淘汰是自然而然的,很幸運,我成了世紀初的一個預言者。我當時對池莉的批評,是基于自己對文學的理解以及文學現象的思索,以人性含量和審美含量為價值尺度,展開的嚴肅批評。與王彬彬批評王蒙、李建軍批評賈平凹相呼應,勇于剜爛蘋果,成為世紀初銳批評的較早嘗試。
新世紀文學批評問題依然明顯,借助理論的過度闡釋式批評、借文學現象對社會發言的借此言彼式批評、缺少學理的個人感想式批評隨處可見。批評家應該審慎地思考和表達,以批判的姿態,做好“剜爛蘋果”的工作,清理文學的消極表達,提升大眾的審美水準。在如今的大數據新媒體時代,評論家更要堅守自己的價值尺度,不能夠跟著媒體走,不能夠跟著銷量走,不能夠跟著票房走。為什么在電腦和計算機的統計之外還要有評論家的存在?因為只有批評家才能對作家作品的精神創造高低做一個評判。你的使命不是迎合而是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