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馮雙白對于文學的熱愛并不亞于舞蹈，而種種的機緣巧合成就了一個“文舞雙全”的馮雙白，讓他能夠在抽象的舞蹈世界里，不失人類心靈深處對于光明的信仰和追求。

馮雙白簡介：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團委員、中國舞蹈家協會主席。舞蹈理論家和評論家、編劇、大型晚會策劃人和撰稿人。先后創作了《咕哩美》《媽勒訪天邊》《水滸》《玉鳥》《風中少林》《花木蘭》《水月洛神》《大禹》等多部舞劇、舞蹈詩作品。其中，《咕哩美》獲得文化部“文華獎”和中宣部“五個一精神文明建設獎”，《媽勒訪天邊》獲首屆中國舞蹈“荷花獎”舞劇比賽金獎及“曹禹戲劇獎”“文華獎”“五個一精神文明建設獎”和中國藝術節“優秀劇目獎”。總計發表學術研究和舞蹈評論、舞蹈創作200余篇、200余萬字，發表學術著作7部。

這個人物故事有點意思：從一個為耍紅纓刀槍而去學舞蹈的7歲少年，到中國舞蹈家協會的主席，馮雙白與舞蹈“糾纏”了半個多世紀。

說“糾纏”是因為馮雙白曾幾度有心離開舞蹈，然而，命運總是將他拉回來，與舞蹈“綁”在一處———

十幾歲的時候，因為帶近視鏡造成眼睛迷離散神而在跳舞時受到嘲笑，決定棄舞從文，考取了北大中文系，畢業后卻被分配到北京舞蹈學院任教；正準備報考復旦現代文學專業研究生，卻在火車上偶然結識著名舞蹈研究學者宋鐵錚，相談甚歡，被勸說考一考中國藝術研究院第一屆舞蹈系的碩士研究生；無奈剛剛錯過報名截止日期，卻遇到愛才惜才的舞蹈史學大家董錫玖老師，拿到了用糨糊黏在墻上的招生樣表……

其實，馮雙白對于文學的熱愛并不亞于舞蹈，而種種的機緣巧合成就了一個“文舞雙全”的馮雙白，讓他能夠在抽象的舞蹈世界里，不失人類心靈深處對于光明的信仰和追求。

現在的馮雙白與舞為伴，千金不換。

“全心全意為孩子們著想”

馮雙白是一個容易被感動的人。

采訪當天，馮雙白講了一個“距離”的故事：“十幾年間，曾三次到甘肅酒泉玉門小金灣小學，每一次，學生家長和我的距離都會發生微妙變化。第一次，家長們在校門外看著孩子們在校園里跳舞，離我有50米遠；第二次，家長們走進校園在大樹旁看孩子們跳舞，距我15米遠，我想上前跟他們聊聊天，他們立刻跑出了學校；最后一次是2016年，無數家長就在我身旁，一位懷里抱著嬰兒的媽媽站在我身后，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指著操場上一個跳舞的孩子說‘看，那是我家老大，等小的長大了我也讓他學跳舞。’三個距離，讓我心生無數感動。”

馮雙白三次前往都出于同一個目的———推廣中國舞協“新農村少兒舞蹈美育工程”。

2007年12月7日，“新農村少兒舞蹈美育工程”在人民大會堂正式啟動；2017年2月28日，中宣部、中央文明辦為這個工程頒發了“最佳志愿服務項目”獎。

十年間，“新農村少兒舞蹈美育工程”在全國各地開辦了近200個教師培訓班、培養了6000余名教師，受惠的孩子超過上千萬。

作為“新農村少兒舞蹈美育工程”的發起者，馮雙白的初衷是“窮什么不能窮孩子”。如何讓農村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一樣，享受平等的藝術素質教育，是馮雙白反復思考的問題，“藝術對孩子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也是一輩子的，這事情難做，但哪怕改變一個孩子也是好的。”

大人總是很容易被孩子打動。每次到農村，馮雙白最難忘的都是孩子們渴望文化渴望藝術的眼神。“20多年前的一個冬天，去河北衡水一個村子慰問演出。當天下起大雪，很多孩子為了坐在前排，早上6點多就到了現場，帽子上、腳面上都積了厚厚的一層雪。”“中國舞協曾做過一個2000份的問卷調查，出乎意料，最受農村孩子歡迎的不是數鴨子、趕毛驢、放羊等舞蹈，而是‘媽媽送我一個音樂盒’，孩子們說聽到音樂就會想起在外打工的媽媽。”……

久而久之，馮雙白想為農村的孩子做些事情的心越來越迫切。2005年中央發出關于建設新農村的號召后，馮雙白終于找到了一個契機，發起了“新農村少兒舞蹈美育工程”。

從編創教材到推廣，再到不斷完善，馮雙白和同事們多次深入基層調研，不停奔走著，行動著：在零下二十幾攝氏度的大興安嶺，踩著厚厚的冰碴，為孩子排練指導；在延安安塞，頂著39攝氏度的高溫，扛著攝像機站在屋頂，記錄孩子們的舞姿；為了看看舞蹈受不受歡迎，驅車6個小時到甘肅玉門，站在大風凜冽的操場……

因為所去之處基本是偏遠農村，所以日程緊任務重，馮雙白有時只能在趕路的車上打個盹兒。雖然疲憊不堪，但一談到工作就會興奮并且兩眼放光的馮雙白，被同事稱為“馮鐵人”。

很多人問過馮雙白10多年堅持推廣“新農村少兒舞蹈美育工程”的動力。他的回答就是：“讓貧困地區特別是偏遠少數民族地區的農村孩子，公平地享受到中國改革開放的陽光雨露。”

變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正是因為“距離”那般的親身經歷，讓馮雙白的干勁兒更足了。

成為全國政協委員之后，馮雙白提交的第一件提案就與美育工作有關，且在他履職的過程中，持續呼吁“美育是心靈的教育，是審美價值的鑒定，是關于情感的教育。美是在真和善之間搭建的一個橋梁，能夠讓人從無知走向有知，從人格的幼稚走向人格的成熟完善。”“心靈的貧困比自然貧困更可怕，只有心定了，才能真正促進人們脫貧致富。”“我們必須高度重視扶貧攻堅戰中文化的力量！”

在馮雙白眼里，對農村孩子的藝術啟蒙教育是一場“革命”。這場“革命”的受益者是孩子，也是家庭，更是社會。

因為舞蹈的魅力并不僅僅在于它帶給孩子的藝術修養，更重要的是，對孩子心理、行動等產生的一系列影響。小金灣小學的馬家龍就是一個例子。他從一個“淘氣包”變成全校的紀律標兵，僅僅是從馮雙白在全校師生面前指導跳舞時一句“動作非常到位”的表揚開始。

孩子們的變化，老師們、家長們也看在心里，中國舞協光收到的錦旗就有百余面。一名叫白雪的老師曾到重慶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縣的一個村子教孩子跳舞，一開始孩子們的眼神是陌生的，有防范的，而當她離開的時候，孩子們都在村口擁抱了她，哭喊著“老師你別走”，當她拒絕了所有人送的土特產時，有一位老奶奶說，“真不要啊，紅軍回來了！”

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能得到老百姓如此高的評價。馮雙白的回答很樸實，“全心全意為孩子們著想，多么難也要堅持做下去！”

“生活再苦也不能放棄理想”

人們常說，做公益的人，大多是有情懷的人。馮雙白就是這樣。

馮雙白的父親是長春電影制片廠導演，母親從事電影剪輯工作。馮雙白，這個名字很特別，追問源頭，他說：“父親一直很喜歡兩個歷史人物———瞿秋白與白求恩，曾想將他們的故事拍成電影，我的名字寄寓了父親的夢想。”

“雙白”，父母希望馮雙白能成為像瞿秋白與白求恩那樣有信仰有追求的人。

馮雙白沒有辜負父親的期望。他舞劇創作最鮮明的特色就是將時代大命題與藝術家自己的人生體會結合起來，揭示生活中的苦難和悲劇沖突，激發人們對于未來的希望。

其實，這與馮雙白的經歷有關。據他回憶，自己真正開始建立起精神世界的出發點，是在內蒙古的沙海和蘆葦叢中。起步那一年，他15歲。

1969年9月5日，馮雙白坐上了開往內蒙古烏拉特前旗的火車，成為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的一名兵團戰士，踏入了知青的歷史洪流。

火車上，馮雙白背著毛主席語錄，拉著二胡《賽馬》……坐了兩天一夜火車依舊滿腔熱血，“響應毛主席號召，去當知青，是寫了血書才去的。”

當時的馮雙白并沒想到，這段經歷會成為他人生的重大轉折。

一下車，馮雙白心愛的二胡就被擠斷了。接下來，直奔烏梁素海邊一個叫做“壩頭”的小漁村，在大卡車上經過3個多小時的“搓板路”（特指內蒙古地區的鹽堿路），顛簸得“身體已經散架了。”

到了目的地，已經是半夜了。當時正在籌建階段的生產建設兵團還是一片荒蕪，連房子都沒有。食堂是一個大帳篷，馮雙白說那天晚上又冷又餓，吃的面條湯是一輩子最難忘的“大餐”！

接下來，每天要做的事，更是知青們沒想到的———

住的地方是馬棚改造的大棚，蓋房子要從制作土坯開始；

夏天，烏梁素海邊的蚊子和小蟲專叮“城里娃”，一個晚上，身上最多一次被叮了100多個包。冬天，每天走20里地去打蘆葦，任務是2000斤，需要帶3把鐮刀；天寒地凍的冰面上，午餐是用大圍脖卷起來捆在腰上的窩頭和咸菜，用勞動的熱量才能保持溫度，而鐮刀砍下的冰塊，就是午餐的“熱湯”；

為內蒙古180電廠挖1.8米深的大溝，站在大坑里往外揚土，每一鐵鍬的土1/3會再掉下來；

……

對于年輕人的身體和意志來說，這樣的經歷是充滿磨難的，馮雙白坦言是“沒有人敢輕視的、太深的記憶”。

在兵團，馮雙白當過工人、漁民、印刷工人，真正近距離長時間接觸到了基層群眾，這是他之前生活在城市里從來沒有過的經歷。

正是生活的磨難、精神上的迷茫、社會現實與美好夢想的差距，融合為一種非比尋常的艱苦環境，促使馮雙白尋求精神的支撐，思索黑暗與光明。

這段歷史中，知青們對書籍如饑似渴，卻極端匱乏。正是各種中外文學名著、范文瀾的歷史書、艾思奇的哲學著作，幫助馮雙白度過了最難熬的一段歲月，對他的精神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高爾基的《海燕》、雨果的《悲慘世界》、巴爾扎克《人間喜劇》系列里的《高老頭》《歐也妮·葛朗臺》、父親從北京寄來的《世界文學》叢刊等書籍，給了他強大的精神力量，“就像在精神原野上看見了光明的火炬，從此在心里埋下了堅強的種子，教會我怎樣面對苦難；：精神上的滋養助我度過艱難歲月，找到了精神的原點。”

“白天勞動了一天，晚上回去還沒電”，想要看書的話只能靠蠟燭。馮雙白每個月5塊錢的津貼主要支出就：買蠟燭。那時候，看小說：一件太過奢侈的事情，馮雙白為了向其他戰友借書，需要穿過烏梁素海，走40里地。

回憶起那時候大家披著被子，圍著爐子，你一句我一句地讀自己看到的美文，聽年長者講述中國文學典故，馮雙白依然感覺有滋有味。

燭光雖不及燈光明亮，但書中的智慧足以照亮人心。

“生活再苦也不能放棄理想。”這是馮雙白對待生活對待藝術創作的信念。

“當生命老態龍鐘時愿作品還活潑潑奔跑”

經歷過磨難的馮雙白，沒有被生活壓垮，為人有熱度，創作有真情；工作有干勁，對責任有擔當。

2015年11月當選中國舞協主席后，馮雙白的第一反應就是：“只要人民需要我，就算翻著跟頭、跑步前進，也要最快趕到。”

這次任命距北京文藝座談會的召開有一年多時間，作為那次座談會的參加者，馮雙白備感榮幸，也更有壓力，“習近平總書記在座談會上指出文藝創作有高原缺高峰，要有高峰，就需要提高自己的本領，其中如何處理創作與‘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關系可能最重要。”

上任后，馮雙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抓創作”。

“一段時間里，舞蹈家和編導們常常沉醉在自己的象牙塔里，關注現實題材不足，脫離群眾生活。”近幾年，馮雙白很忙，為帶領大家打磨人民大眾的精品，他花了大量時間采風，有朋友調侃他一年比一年黑了。

西藏是馮雙白采風最常去的地方之一。2017年8月，馮雙白又一次帶領中國舞協采風團奔赴西藏拉薩。9天時間里，從海拔3800米到4600米，600多公里路，途中遇到了雨天翻車、多次陷入泥潭、冰雹等困境，幾乎挑戰了身體的極限。

但這并沒有阻止編導們的創作熱情。演出看不夠，還要跟隨當地的演員們到山上去看。馮雙白很欣慰，這些年輕的編導們一路下來，對轉山、青稞等創作主題有了新的認識，那些坎坷也成為他們眼中創作的寶貴財富。

編導們說，幾年來舞蹈界的采風真的變了！有一段時間是“采風采風，觀花過程；抓點動作，夠用就行”，是只取動作不見靈魂的“掠取式”過程。這幾年，大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真正是在攀登“精神高地”。

作為中國舞蹈界作品成功率極高的編劇家和策劃人，馮雙白的多部作品擁有長久的上演記錄和良好口碑。“中國舞劇產量世界第一，但淘汰率也世界第一。力爭作品穿越時空的考驗而留在歷史冊頁上，創造藝術的經典，是我的終身夢想和追求”，馮雙白這樣說，他的不少作品也正是如此追求所得。《媽勒訪天邊》《風中少林》等舞劇不僅獲獎無數，而且也都演出超過15年，至今好評如潮。

大型舞蹈詩《咕哩美》上演整整20年了，是馮雙白作品中演出時間最長的一部。“咕哩”在廣西方言里是“臭苦力”的意思，用來形容長期出海的漁民。

馮雙白和導演鄧銳斌尋找作品創作靈感的過程可謂驚心動魄。他們在廣西北海采風，深夜恰遇暴風雨。兩人佇立海邊一個多小時，面對只有閃電瞬間照亮的滔滔黑浪。“我們都等著對方先說撤”，馮雙白笑言，其實兩人內心都充滿恐懼，當朝著岸邊的燈火狂跑時，那心情就好像是死里逃生。

也是這樣的體驗，讓馮雙白找到了這部作品的三個經典意象：“燈”，漁燈從漁婦手中送到船夫們的手上，掛在桅桿上，落在船夫們的懷里，照耀在海中人和岸上人的心上；“網”，以漁網為繩，為結，為線，為連接，勾連起海邊生活的方方面面；“帆”，以掛帆、揚帆、萬帆齊發等著眼點來觀照北海的發展，觀照整個時代。

《咕哩美》受歡迎是因為它展現了北海人的細膩情感、雄渾氣魄和開拓精神，真正跳出了老百姓的舞步。

馮雙白坦言，采風前和采風后的創意有時會完全不同，而這種顛覆就是在與當地百姓接觸的過程中產生的。他為維吾爾族的刀郎人創作的《永恒的刀郎》就經歷了這一過程。

創作伊始，馮雙白是拒絕使用胡楊意象的，因為有太多作品使用過了。但真正深入新疆喀什地區麥蓋提縣后，得知刀郎人與沙漠的抗爭過程，馮雙白被刀郎人堅毅的性格所打動，“麥蓋提縣幾乎全被沙漠包圍著，極其缺水，種植樹苗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但刀郎人仍樂觀面對大自然的考驗，如今麥蓋提周圍的層層綠化帶，都是他們堅持了幾十年的成果。”

深入生活，最難的還是“心入”“情入”。成為經典，恰恰靠的是舞蹈走入人心。馮雙白認為，“文藝工作者應是時代風氣的先覺者、先行者、先倡者，應把創作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作品當作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

“好的創作應該是一個不斷磨礪的過程。”馮雙白回憶過去幾年，舞蹈藝術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足跡遍及了大江南北，走進了老少邊窮地區和革命老區，走入農村、廠礦和部隊營房，深入火熱的改革建設前沿，在生活中錘煉自己，在人民大眾中發掘題材和靈感。“藝術創作的道路有千條萬條，但道聽途說的東西永遠代替不了實際生活中體驗到的東西。”

“用作品關照現實，展現時代的精神風貌。”馮雙白眼中最幸福的事就是，“跟著作品慢慢變老，當生命老態龍鐘時愿作品還活潑潑奔跑。”

“舞蹈會離人民大眾越來越近”

馮雙白沒有架子，待人客客氣氣，而真正熟悉他的同事都知道他“犀利”的一面。

對“荷花獎”評獎制度的改革就是個鮮明的例子。“荷花獎”是中國舞蹈界最高獎項，其獎項權威性與“中國電影金雞百花獎”“中國戲劇梅花獎”等獎項屬同一級別。

做過10年中國舞協分黨組書記的馮雙白，在任期內帶領協會大刀闊斧改革“荷花獎”評獎制度，推出系列回避制度，設立評委庫制，實行大評委團評分、公開亮分、現場監審、現場提問、電視網絡播出等一系列促進公平、公正、公開的措施，繁榮創作，推出新人。

“評獎不是面子工程”，馮雙白看不慣一些制作單位或個人“跑跑獎”“做做工作”的做法，他知道選手最渴望的就是公平公正。

2016年兩會期間，馮雙白曾表示，評獎的腐敗與錯誤的政績觀有很大關系，特別是一些國家級權威獎項，成為了地方領導政績考核的內容，有人甚至上演了赤裸裸的權錢交易。他在提案和小組發言中多次呼吁建立更加公開透明的評獎制度，特別是要有觀眾或讀者參與。

實際工作中馮雙白也是這么做的。他很大膽地在“荷花獎”比賽現場設立了監審團。監審團有權利對亮分評委問責，要求其現場給出打最高分、最低分的理由，也負責篩選現場觀眾“遞條子”提出的問題向評委提問。

馮雙白很欣慰，“荷花獎”的評委可以在比賽結束后依然坐在臺上，與選手與觀眾交流體會，因為他們的評分對得起自己的職業操守，更對得起良心。

參加全國政協的調研和會議也是這樣，馮雙白說問題從來不留面子。

有一次隨全國政協領導去南方調研新型城鎮化中的傳統文化保護，當地安排到一個擺滿木質楹聯和匾額的傳統文化特色園考察。考察后的座談會上，馮雙白發出尖銳的“質問”：“一個小時的時間里，工作人員只介紹了這塊木頭是金絲楠的，那塊木頭是黃花梨的，卻一句也沒說，這些木頭上寫了什么字，代表什么意義，原來是在什么地方的。”馮雙白認為這樣的做法阻斷了對傳統文化的保護。

“好的方面是主流，所以更應該把不好的方面找出來，去解決。”馮雙白的眼里容不得沙子，不失批判精神。

敢于發聲，緣于責任感和使命感。在各行各業迅速發展的今天，馮雙白明顯感覺到舞蹈藝術進程還是太慢了。“舞蹈藝術需要創造，但是愿為舞蹈投資的人太少……”馮雙白期待有人為舞蹈注入更多科技的力量。“現在的AR（增強現實）技術，虛擬技術完善以后，就可以把舞蹈場景生動地呈現出來，就像隨身聽帶給音樂的新生命一樣，AR技術也會給舞蹈帶來全新的發展。”

馮雙白相信，“舞蹈是人類文明最古老的藝術之一，也是當代中國的未來之星。只要我們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心存真誠，永不放棄，舞蹈會離人民大眾越來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