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調到山西省作家協會工作10年來，常有人問我：作協是干什么的？早些年，我的回答是：作協是黨群口的群團組織，正廳級建制，“聯絡、服務、協調”全省作家，推進山西文學創作和批評的繁榮發展。這就是說，作協既不是行政職能單位，也不是一般的社會協會，它是省委領導下的服務于文學創作的專門機構。這樣講，基本上就把問題回答清楚了。但是，近幾年，尤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之后，我經常會不由得拿這個問題來問自己：在作協工作，我們應該干什么？

我想，在新時代，作家協會應該是開門三件事：講政治，談文學，搞創作。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進行的，無論在哪一個發展階段，我們的文學都是社會主義文學，作家也要講政治，講政治是作品思想性的保證。講政治就是要始終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因此，在作協黨組的領導下，加強全省作家對黨的十九大精神等政治學習是非常必要的。同時我還認為，作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作家的講政治還包括愛國主義，一個偉大的作家，他屬于全人類，但他同時也是熱愛著自己的國家和民族的，比如被恩格斯譽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小說《戰爭與和平》，托爾斯泰在這部小說中提到俄國軍隊的時候，用的是“我軍”，他是站在鮮明的愛國立場上的；比如雨果，一生都在為法國和人民而親身參與革命，哪怕為此而流亡；比如博爾赫斯，為阿根廷的人文歷史、風土人情、自然風物，為鄰居大媽，也為好漢惡棍寫下了卷帙浩繁的田野調查筆記；比如為了拯救中國人的精神而棄醫從文的魯迅先生。文學不應該被拿來丑化自己的國家和人民，愛國主義，是人的基本情感，更是作家的基本情感。

講政治的同時，作協是一個為了文學的繁榮發展而存在的機構，文學工作是它的中心工作，應該形成和保持濃厚的文學氛圍，不但作家要談文學，文學刊物編輯要談文學，在作協工作的機關干部同樣應該談文學。山西作協的各個歷史階段都是具有濃厚的文學氛圍的，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后“山藥蛋派”五老時代，到改革開放初期的“晉軍崛起”，作協小院進進出出的都是享譽全國的大作家，“小院大作家”，小機關大文學，是山西文學成為全國文學重鎮的時代特色。新時代以來，山西新銳作家群以合理的代際機構和雄厚的創作實力在國內外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我們要繼承和發揚山西作協“談文學”的優良傳統，營造更好的文學空氣，把作協真正辦成作家之家，充分發揮作協“聯絡、服務、協調”的作用，重振山西文學的輝煌。

趙樹理在談到他的創作理念時說：“政治上起作用，老百姓看得懂。”說一千道一萬，作協工作的終極目的就是搞創作、出精品。為了寫出反映國家發展、人民心聲的好作品，老一輩山西作家摸索出很多靈活有效的工作方式，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走出機關，走出辦公室，走到廣大的人民群眾和火熱的勞動建設一線去，走到農村炕頭和田間地頭去。從趙樹理、馬烽、西戎到韓石山、成一，他們都曾為了創作出精品力作而長期掛職到縣鄉村，他們篤信“生活是創作的唯一源泉”，他們是新中國文學“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最早踐行者，是當之無愧的人民作家。文學不是象牙塔里的事業，也不是辦公室里的事業，文學不是靠著無休無止的研討會繁榮起來的，文學是用“腳”走出來的，有情懷的作家都應該像人民作家張平那樣關心社會發展進步，關心人民喜怒哀樂。我現在辦公所在的二層小樓，就是上個世紀80年代省作協為了方便青年作家來修改作品時吃住而專門蓋的“改稿樓”，那個時候為了一部幾千字的短篇小說的修改，作家們會在這里住上一個月甚至半年，“晉軍崛起”一代作家以及后來的山西“60后”新生代作家，幾乎都在這座樓里住過，沒日沒夜地和作協的主席們、刊物編輯們討論作品的修改。與此同時，作協的工作人員長年累月在基層辦讀書班、改稿會，組織作家們走出書齋到農村和廠礦采訪采風。那是山西文學的黃金時代。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次文代會、九次作代會開幕式上發表的重要講話中說，文運同國運相牽，文脈同國脈相連。他還做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發展繁榮為條件的重要論斷。新時代，作協系統在中華文化的繁榮發展中要有時代使命和責任擔當，圍繞培養作家隊伍，推出精品力作，講政治、談文學、搞創作，塑造出“郁郁乎文哉”的良好文學生態，真正把山西建成全國文學大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