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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鄉土小說是中國新文學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中國新小說中名家輩出、流派紛呈的文體重鎮。如果從魯迅鄉土小說開始算起，中國鄉土小說至今已有百余年的發展歷史。與之形影不離的中國鄉土小說批評與研究，也有百年的發展歷史。百年來，伴隨著中國鄉土小說的萌生、發展、繁盛、蛻變、斷裂、復歸到再度新變的復雜而曲折的歷史演進，（1）中國鄉土小說批評與研究也歷經初創、中興、轉向、畸變、復興、繁榮、分流與深化的復雜而曲折的遞嬗過程。在百年滄桑歲月中，中國鄉土小說得到了幾代批評家和學者的長期關注與深入研究，有關研究論文和著作，真可謂汗牛充棟。但遺憾的是，百年中國鄉土小說批評與研究自身，卻沒有受到應有的關注與研究，還是一片亟待開墾的學術荒地。開墾這片學術荒地，梳理中國鄉土小說研究自身的百年發展歷史，總結其經驗得失，辨識其學術價值，推進其發展，正是中國鄉土小說研究之研究的中心任務與目的。

中國鄉土小說研究之研究，首先要明確的是中國鄉土小說研究的對象與范圍，亦即要明確鄉土小說之所指，從而確定研究之研究的對象與范圍。中國鄉土小說研究中的“鄉土小說”，在百年中國鄉土小說批評與研究中，其概念與所指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是不同的。20世紀最初的30年間，中國新文學界先后出現了“鄉土文學”、“鄉土藝術”、“農民藝術”、“農民文藝”、“農民文學”、“鄉土小說”等概念。20世紀30年代中后期，魯迅和茅盾對“鄉土文學”概念的界定和使用，產生了持久而廣泛的影響，“鄉土文學”成為批評界普遍使用的概念。20世紀40年代，“鄉土文學”、“農民文學”、“農村文學”等概念被不同區域不同批評者分別使用或者混用。在解放區，“農民文學”取代“鄉土文學”概念，一統天下。20世紀50到70年代中期，中國大陸批評界僅使用“農村題材文學”、“農村題材小說”概念。“文革”后，“鄉土文學”、“鄉土小說”等批評概念再度得到批評界和學術界的廣泛使用，“鄉村小說”概念也有部分研究者使用。這些概念，盡管其外延大小有別，如“鄉土文學”大于“鄉土小說”，從邏輯層面上來說它們是種屬關系；內涵意味有別，如“鄉土小說”偏重文化，“農村題材小說”偏重政治，但其所指的文學藝術，不論是小說還是其他文類，均以農民、農村和農業等為表現對象。因此，凡是將以農民、農村、農業為敘事對象的小說作為對象的批評與研究，不論研究者使用“鄉土文學”、“鄉土小說”、“農民文學”、“農村題材小說”、“鄉村小說”中的哪個概念，都是中國鄉土小說研究之研究的對象。

中國鄉土小說研究中的研究，在不加區分的一般用法中，其所指實際涵蓋三個方面：一是鄉土小說理論，二是鄉土小說批評，三是鄉土小說歷史研究。中國鄉土小說的理論建設，始自20世紀第一個10年，（2）周作人、魯迅、茅盾等先驅關于“鄉土文學”的經典言說，是后來中國鄉土小說批評與研究最重要的理論思想資源。自此之后的一百多年來，關于“鄉土文學”和“鄉土小說”的理論探索一直沒有停止過。中國鄉土小說批評，最初是圍繞魯迅鄉土小說進行的。從20世紀20年代到現在，鄉土小說批評緊緊追隨著中國鄉土小說創作的時代腳步，在每個歷史時期都產出大量批評文章，從而成為中國鄉土小說研究中文獻最多、時代性最強的組成部分。中國鄉土小說的歷史研究，最早可以從胡適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說起。在這篇文學史論性的文章中，胡適肯定了魯迅的短篇小說，認為“從四年前的《狂人日記》到最近的《阿Q正傳》，雖然不多，差不多沒有不好的”。（3）雖然胡適在文章中只是提到而沒有從“鄉土文學”角度考察，《阿Q正傳》也算是早早地及時“入史”了。最早也最有影響的中國鄉土小說史論，可以從魯迅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開始說起。魯迅的這篇序言，雖說是導言，但也是關于五四鄉土小說最權威的歷史描述和闡釋。這類關于鄉土小說的學術研究文章也是海量的，鄉土小說史之類的學術著作也很多。有些論者認為，鄉土小說批評與鄉土小說研究是不同的，批評有很強的主觀色彩，是即時性的，很多批評文章時過境遷就失去了意義；而研究是客觀的，是長效的，不會隨著時代的改變而失掉其學術價值。因此，二者不能混為一談。從理論上講，這樣的觀點不是沒有道理。但實踐中的鄉土小說批評與鄉土小說研究之間，并沒有清晰的界限，二者很難截然分開，一些批評文章，具有無可爭辯的“研究”色彩；而一些研究文章，具有無可爭辯的“批評”色彩。因此，將百年來的中國鄉土小說理論、鄉土小說批評與鄉土小說研究，納入中國鄉土小說研究的范疇之中，都作為中國鄉土小說研究之研究的對象，也就不是沒有道理的。

中國鄉土小說研究所涵蓋的鄉土小說理論、批評與研究，在中國社會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變化，呈現出非常鮮明的階段性特征。依據中國鄉土小說研究的階段性變化，大致可將中國鄉土小說研究的百年歷史劃分為初創與中興（1910-1942）、轉向與畸變（1943-1978）、復興與繁榮（1979-1999）、分流與深化（2000-2014）等既有內在連續性又有顯著差異的四個發展階段。

中國鄉土小說研究的初創，是從鄉土小說的理論建設開始的，周作人在寫于1910年的《黃薔薇序》中提到了“鄉土文學”，在沒有找到更早更新的資料之前，這個命名可視為一個“偉大的開始”。自此至1942年的中國鄉土小說研究，其歷史流變與特征依次有：第一，“鄉土文學”的引介與倡導。周作人是“鄉土文學”最重要的引介者與倡導者，他的《地方與文藝》等是鄉土文學理論初創期最重要的理論文獻。第二，魯迅鄉土小說批評與研究。魯迅是中國鄉土小說的開創者，伴隨《風波》《故鄉》《阿Q正傳》等傳世名作的誕生，鄉土小說批評也在上世紀20年代初出現，茅盾、周作人、張定璜等是最早的發起者。至上世紀30年代，魯迅研究走向繁榮，出現諸多變化。第三，五四鄉土小說批評與研究。魯迅、茅盾、葉圣陶、傅雷、蘇雪林等對王魯彥、許欽文、許杰、蹇先艾等作家鄉土小說的批評，雖然其中有些批評并非自覺的鄉土小說批評，但都起到了擴大五四鄉土作家群影響的作用，推動鄉土小說創作走向成熟和繁榮。第四，“京派”鄉土小說批評與研究，不僅指對廢名、沈從文等創作的鄉土小說的批評與研究，如周作人對廢名鄉土小說的批評；而且也指持有自由主義文藝觀的沈從文、朱光潛、劉西渭（李健吾）、李長之等“京派”作家和批評家的鄉土小說批評與研究，如沈從文的《沫沫集》、劉西渭的《咀華集》等都是這個時期有名的批評著作。這些“京派”作家、批評家的理論建構、批評實踐與文藝論爭，如“京派”、“海派”之爭，都極大地推動了20世紀30年代鄉土小說批評與研究繁榮局面的生成。第五，左翼鄉土小說批評與研究，不僅指對“革命小說”、“社會剖析派”鄉土小說、“東北作家群”的鄉土小說、“七月派”的鄉土小說等左翼鄉土小說或具有左翼傾向的鄉土小說的批評與研究，亦指持有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的瞿秋白、茅盾、周揚、錢杏邨、馮雪峰、胡風等左翼作家和批評家的鄉土小說批評與研究。左翼鄉土小說批評與研究，不僅極一時之盛，擴大了左翼鄉土小說的聲勢與影響，而且對后來的中國鄉土小說理論、批評與創作都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第六，《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編纂與出版，不僅有中國新文學“史料”的建設意義，更有中國新文學“史”的建構意義，是一部規模龐大的實體化的中國新文學第一個10年的“斷代史”與“流派史”。魯迅、茅盾等編選的“小說卷”收入大量鄉土小說，他們在各自撰寫的“導論”（序）中再次提出“鄉土小說”、“鄉土文學”概念，厘定其內涵與外延，圈畫出鄉土小說的流派、團體，從而形成中國鄉土小說批評與研究的一個高峰。這對以后的中國新文學史、中國鄉土小說史的編撰，對一些鄉土作家作品的經典化，都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第七，抗戰時期不同區域的鄉土小說批評與研究。20世紀30年代末到40年代，淪陷區、國統區和解放區的異常區隔，迫使不同區域出現不同的鄉土小說作家群落，如“東北作家群”、“七月派”、解放區作家群等。不同區域的鄉土小說批評和研究也隨之有了較為明顯的區別，不同區域間由此形成相異與互補的局面。總體上看，本階段依次出現的鄉土小說批評與研究，不論其秉持的社會政治文化思想、文藝觀念、鄉土文學理論、批評與研究方法，還是價值取向，都呈現出多元共存的局面，具有后世難以企及或復現的豐富性、復雜性和多樣性。

中國鄉土小說研究的轉向，是指由偏重文化轉向偏重政治，其過程始于20世紀20年代末，盛于20世紀30年代，至1942年后由偏重政治轉變為首重乃至唯重政治，“鄉土小說”概念逐漸被“農村題材小說”概念所取代。至“文革”，“文學批評”畸變為“革命大批判”。1942年至1978年間的中國鄉土小說批評與研究，其歷史流變與特征依次有：第一，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發表，是中國鄉土小說批評與研究的重要轉折點。關于文學理論批評標準亦即政治標準與藝術標準誰為第一的論爭，進一步擴大并強化了《講話》的影響，確立了《講話》的權威話語地位。“階級”話語成為文藝批評與研究的主導話語，對趙樹理、丁玲、周立波、孫犁等解放區作家的鄉土小說的批評與研究，也首先是基于“階級”話語的政治性評判，其次才是藝術批評。這種鄉土小說批評與研究，不僅與“京派”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們的鄉土小說批評與研究判然有別，而且與魯迅等的啟蒙主義的鄉土小說批評與研究也有了漸行漸遠的思想距離。這種階級論的批評觀，自解放區文藝直到整個“十七年”、“文革”時期都依然占據批評話語的中心位置。第二，“民族形式”的倡導與論爭，對20世紀40年代的鄉土小說創作、批評與研究也有重大影響。“民族形式”的倡導者是毛澤東。1938年，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作《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的報告中提出“民族形式”口號；1940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又再次提出“民族的形式”問題。毛澤東的倡導，直接推動了“民族形式”問題的討論。向林冰的《論“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葛一虹的《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在所謂“民間形式”嗎？》、郭沫若的《“民族形式”商兌》、茅盾的《舊形式、民間形式與民族形式》、胡風的《論民族形式問題的提出和重點》等是本次論爭的重要文獻。論爭中出現的被視為“正確”的文學觀念與審美觀點，轉變成鄉土小說創作的藝術要求及鄉土小說批評與研究的審美評價標準，如對趙樹理鄉土小說予以肯定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其對民族形式、民間形式的傳承、改造與創新；對丁玲、周立波鄉土小說藝術缺陷的批評，就是認為他們小說中的歐化色彩重了，民族形式、民間形式的東西少了。第三，20世紀50年代的“現代文學”學科的建立與“中國新文學史”的編撰，依照中共政治意識形態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原則，重新審視和評價中國現代鄉土小說的創作、批評與研究。具有不同政治、文化、思想和社會背景的鄉土作家、流派和社團，受到了不同的學術對待。魯迅鄉土小說、五四鄉土小說，包括“革命小說”、“社會剖析派”鄉土小說、“東北作家群”鄉土小說、“七月派”鄉土小說和解放區鄉土小說在內的左翼鄉土小說等，都受到較多的肯定評價，被賦予較高的文學史地位。與之相反，自由主義作家和流派，其他社會政治文化思想背景的作家、流派和社團的鄉土小說創作，或遭到貶抑，如沈從文鄉土小說；或被遮蔽，如張愛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戀》。第四，“十七年”時期，“農村題材小說”的創作，“無論是作家人數，還是作品數量，在小說創作中都居首位”。（4）對趙樹理、周立波、柳青、李準等創作的以“土改”、“合作化”等為題材的小說的批評與論爭，是本時期大陸鄉土小說批評與研究的主要內容。中國大陸農村社會土地制度的劇烈變革、頻繁發生的政治批判運動、文學理論界的文藝思想觀念紛爭，如“創作方法”論爭、“題材問題”、典型問題、“寫真實”論、“寫中間人物”論、“現實主義深化”論等，這些都直接影響到鄉土作家的創作與批評界的批評。對鄉土作家作品的褒貶，批評家的人生沉浮，無不與中國當代社會的政治大氣候有關。第五，“文革”時期的鄉土小說批評與研究畸變為“革命大批判”。趙樹理的《三里灣》、周立波的《山鄉巨變》、柳青的《創業史》等享譽“十七年”時期的作品都遭到了“大批判”，羅織的罪名與罪狀都是政治化的，如給《山鄉巨變》定的罪狀就是“宣揚階級斗爭熄滅論”、“丑化農村共產黨員”、“鼓吹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周立波本人也被“監護審查”；再如趙樹理的《三里灣》被打成“大毒草”，趙樹理本人也被折磨致死。本時期，被樹立為小說“樣板”的僅有浩然的《艷陽天》《金光大道》等不多的幾部“農村題材小說”，其被樹立為“樣板”的理由也是政治化的。“文革”時期，中國大陸真正意義上的學理化鄉土小說批評與研究已經死亡。總體上看，中國鄉土小說研究自1942年至1978年間的轉向與畸變，其體現出的高度一體化和政治化特征，是“歷史之惡”的結果。

中國鄉土小說研究的復興，始于“文革”結束之后的“新時期”。在“撥亂反正”、“解放思想”的大形勢下，中國鄉土小說創作復蘇，鄉土小說批評與研究也隨之復興，并很快走向繁榮，儼然成為中國新文學研究里的顯學。“鄉土小說”也取代“農村題材小說”概念，成為最通行的批評用語。1979年至1999年間的中國鄉土小說批評與研究，其歷史流變與特征依次有：第一，鄉土小說（鄉土文學）的重新倡導與開拓。劉紹棠是本時期倡導鄉土文學并身體力行的重要作家。劉紹棠與孫犁關于鄉土文學的有無之爭，（5）雷達與劉紹棠的《關于鄉土文學的通信》、蹇先艾的《我所理解的鄉土文學》、汪曾祺的《談談風俗畫》等，都對推動“新時期”鄉土文學創作與批評研究的復興產生了影響。第二，鄉土小說批評與創作的共同繁榮。隨著“傷痕小說”、“反思小說”、“尋根小說”、“先鋒小說”、“新歷史主義小說”、“新寫實小說”等小說創作思潮的不斷涌現，一批以鄉土小說批評與研究為志業的批評家和學者，即時跟蹤批評研究，出產了一大批方法新穎、觀點新銳的批評文章與學術著述。由此，鄉土小說批評與研究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第三，鄉土小說“大家”的“重評熱”。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20世紀中國文學”、“重寫文學史”、“新文學整體觀”等成為學術熱點。在這樣的學術思潮中，魯迅、茅盾、沈從文、趙樹理、丁玲等極具重評價值的鄉土作家，成為一些論者的重評對象。重評者們受美籍華裔學者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啟發，高張審美大旗，以“去政治化”為策略，提高沈從文、張愛玲的文學史地位；分析茅盾的“矛盾”，將其排除在“大師”之外；肯定丁玲的早期創作，否定她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否定趙樹理小說的審美價值，降低其文學史地位，等等。這樣的重評，也受到了“急于成名”、“學術炒作”、“‘去政治化’也是政治”、“挾洋自重”、“不尊重歷史”等不同聲音的批評。第四，鄉土小說流派、文學社團、地域文化與地域作家群研究興起。五四鄉土小說派、“京派”、“社會剖析派”、“七月派”、“山藥蛋派”、“荷花淀派”、“茶子花派”等都受到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與研究，較早產生學術影響的論著有嚴家炎的《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其對鄉土小說流派的界定和討論，推動了鄉土小說流派、社團的研究。20世紀80年代中期，“尋根文學”與地域文化、地域作家群成為研究熱點，如朱曉進的《“山藥蛋派”和三晉文化》、劉洪濤的《湖南鄉土文學與湘楚文化》、逄增玉的《黑土地文化與東北作家群》等，這些著述的出版又推動了地域文化、地域作家群研究。第五，中國鄉土小說史的編撰。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出版了一批鄉土小說史著作，如丁帆的《中國鄉土小說史論》、陳繼會的《理性的消長——中國鄉土小說綜論》《中國鄉土小說史》等。這些史論著作，是中國鄉土小說百年研究的學術積累與集中爆發的結果，同時又進一步推動了鄉土文學發展的“史”的研究。第六，中國鄉土小說的史料建設，中國鄉土小說史上有成就有影響的作家，如魯迅、茅盾、沈從文、趙樹理、丁玲、周立波、柳青、孫犁、劉紹棠、浩然等，都有“全集”、“文集”和“選集”等整理出版，也都有專門的研究資料的搜集整理與出版。這些史料建設，為中國鄉土小說研究，奠定了雄厚而堅實的學術基礎。總體上看，這個時期是中國鄉土小說百年研究史上最為繁榮、也最有成就的時期。不論其秉持的社會文化思想、文藝觀念、鄉土文學理論、批評方法、研究方法還是價值取向，都紛繁駁雜，重現出中國鄉土小說研究初創與中興時期曾經有過的多元共存的局面。

21世紀前10年，中國鄉土小說研究出現分流與深化，其歷史流變與特征依次有：第一，鄉土小說理論的新拓展。“自20世紀90年代伊始，在前現代、現代、后現代多元交混的時代文化語境中，中國鄉土小說的外延和內涵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如何對它的概念和邊界重新予以厘定就成為中國鄉土小說亟待解決的問題。”（6）研究者們對此進行了探索，有的論者提出拓展鄉土小說的“邊界”，將敘述“城市異鄉者”、“進城農民”和“城鄉結合部”的小說納入鄉土小說范疇，這不僅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傳統鄉土小說理論的局限，而且還與所謂的“都市小說”發生了交集。鄉土小說理論研究拓展的另一個方向，就是梳理中國鄉土小說理論思想的歷史流變，探尋其中外思想知識資源。面向現實與面向歷史的鄉土小說理論新探索，這類研究的學術意義是不言而喻的。第二，新世紀鄉土小說創作的跟蹤研究。新世紀的中國鄉村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鄉村，在急遽的現代化中出現了許多“新因素”、“新問題”和“新經驗”。以之為敘事對象和內容的新世紀鄉土小說，從外形到內質都表現出與傳統鄉土小說不同的特征，出現了“轉型”，“轉型研究”也正是這個時期中國鄉土小說研究的熱點之一，如丁帆等的《中國鄉土小說的世紀轉型研究》；熱點之二是對敘述“農民進城”與“鄉土生態”的小說創作現象的批評與研究；熱點之三是對以西部鄉土小說為代表的西部文學的批評與研究，如丁帆等的《中國西部現代文學史》、李興陽的《中國西部當代小說史論（1976-2005）》、趙學勇等的《革命·鄉土·地域——中國當代西部小說史論》等；熱點之四是對所謂“小城鎮敘事”及“底層敘事”、“打工文學”中以農民為表現對象的小說創作的批評與研究。另外，以鄉村各種“老問題”、“新問題”和“新經驗”為敘事對象的“新鄉土小說”也是這個時期追蹤研究的熱點。第三，“20世紀中國鄉土小說”研究的深化。進入21世紀，“20世紀”就成了真正意義上的歷史，對“20世紀中國鄉土小說”進行比較客觀的“歷史研究”，就成了本時期的重要課題與新特點。有些研究者對“20世紀中國鄉土小說”進行宏觀研究，整體把握；有些研究者則進行專題研究，重點深入，如賀仲明的《一種文學與一個階層——中國新文學與農民關系研究》。比較而言，對“20世紀中國鄉土小說”的“歷史研究”遠不如對新世紀鄉土小說的追蹤評論與研究那么熱鬧。第四，中國大陸臺灣鄉土小說及中外鄉土小說的比較研究。對臺灣鄉土小說的研究，20世紀80年代就有研究者取得了很好的研究成果，如武治純的《壓不扁的玫瑰花——臺灣鄉土文學初探》；將中國大陸與臺灣鄉土文學進行比較研究，是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最初10年比較受關注的課題，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丁帆等的《中國大陸與臺灣鄉土小說比較史論》。中外鄉土小說比較研究，是百年中國鄉土小說研究中長盛不衰的領域。進入21世紀，這一研究領域也有新進展。第五，鄉土文學學術史研究。十多年來，鄉土小說研究界對鄉土文學學術史的研究也在逐步推進，一是對鄉土文學學術史的整體研究；二是對鄉土文學史上有影響的作家研究的研究，如對魯迅、茅盾、沈從文、趙樹理等作家的研究史的研究；三是鄉土小說研究資料的建設。這些學術史研究在中國鄉土小說研究史上都具有學術價值和意義。總體上看，新世紀十多年來的中國鄉土小說批評與研究，在都市文化的參照下，研究領域不斷拓展；研究人員日趨增多，研究視域更加寬闊，研究方法更加多樣，跨學科研究的特質也變得更加明顯，認知也更為深入和全面。

概觀百年中國鄉土小說研究史，其上述“階段性”特征，與百年中國鄉土小說創作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存在著一定的對應性。這表明，中國鄉土小說研究與中國鄉土小說創作之間，盡管有區別、對峙乃至隔閡，但對話與互動是相互關系的常態。百年中國鄉土小說研究史的“階段性”特征，與近百年來中國社會歷史變遷的“階段性”特征，也是對應的。這表明，中國鄉土小說研究與同步發展的中國新文學一樣，受到近百年來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深刻影響。中國社會在近百年來的追求現代化的道路上，其在每個歷史階段所面臨的社會問題都不一樣，由此而自主生發的或者從西方引入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乃至哲學思想也會有階段性的變化，這些都會投射到中國鄉土小說的創作、批評與研究中，使其在對社會歷史召喚的應答中，發生相應的變化。這種應答性的階段性變化，非常明顯地體現在中國鄉土小說研究中的基本概念、話語體系、價值取向乃至研究方法等的階段性變化之上。中國鄉土小說研究中的“鄉土小說”概念的內涵、外延乃至其“名稱”在不同階段的變化，與其依從的話語體系和價值取向的變化是大體一致的。而中國鄉土小說研究中的話語體系和價值取向是多變的，“啟蒙”話語及其價值取向，最初出現在魯迅鄉土小說和五四鄉土小說的創作、批評與研究中；“二度啟蒙”及其價值取向，出現在“新時期”的部分鄉土小說創作、批評與研究中；至今，“啟蒙”話語及其價值取向，仍然是中國鄉土小說創作、批評與研究中極為重要的一脈。“階級”話語及其價值取向，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左翼鄉土小說創作、批評與研究中占主導地位；至20世紀50到70年代逐漸發展到極端；20世紀80年代，極“左”思潮的“階級”話語逐漸遭到普遍的“唾棄”。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與過去年代的“階級”話語形似而實異的意識形態批評與研究路徑，吸引了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對中國鄉土小說所潛含的政治文化權力、階級、階層、性別、民族、殖民乃至后殖民等等的發掘，成為研究者們“再解讀”的興奮點。“現代性”話語及其價值取向，在中國鄉土小說創作、批評與研究的開創之初即已存在，但成為主導性話語還是近20年的事情。何為“現代性”，不同時期不同研究者們的認識并不一致，因而“現代性”話語在中國鄉土小說批評與研究中的運用，存在“人云亦云”和“各說各話”的情況。不同的話語體系和價值取向，對中國鄉土小說的藝術形態及其審美要求，也有很大的差別。但不論差別有多大，風景畫、風俗畫、風情畫、地方色彩、異域情調等，通常被看成是鄉土小說有別于其他小說類型的形態特征與審美要求。簡言之，整體把握百年中國鄉土小說研究史，從中可以發現其內在演變規律，也可以看到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避免的問題。

中國鄉土小說研究之研究，是一種學術史研究，也就是一種特殊的歷史研究。研究歷史的“史學”，首先是“史料學”。全面搜尋和占有中國鄉土小說研究的各種史料，對有疑問的或者重要的史料進行考訂，無疑是必要的，是研究工作展開的第一步。科學的或者實證主義的史料工作與“小心求證”不是唯一的，“史學”也是“心靈之學”，沒有研究主體的介入，“史學”就會成為“抽取了靈魂的材料堆砌”。（7）中國鄉土小說研究之研究，在充分掌握和考訂研究史料的基礎上，也會依據我們認為是正確的學術思想和價值觀念，進行“史的闡釋”，“以史帶論”和“史論結合”仍然是中國鄉土小說研究之研究的基本方法。

黃修己在《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中說：“中國新文學史雖然只是文學學科中的一個小部門，一只小麻雀，但如果解剖得好，也有可能找到歷史科學和文學研究的某些特性、某些規律。畢竟中國新文學史的研究、編纂也已有八十多年的歷史了，可以考慮下我們的小學科如何對現代學術的發展、進步做大一點的貢獻。”（8）中國鄉土小說研究之研究，亦可作如是觀。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中國鄉村社會的現代轉型還是一個比較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國鄉土小說創作、批評與研究還將持續很長的歷史時間。因而，我們所作的中國鄉土小說研究之研究，就不是沒有意義的。

注釋：

（1）丁帆等：《中國鄉土小說史》，第1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2）1910年，周作人在《黃薔薇序》中稱自己所翻譯的匈牙利作家約卡伊?莫爾（周作人譯為匈加利育珂摩耳）的中篇小說《黃薔薇》，為“近世鄉土文學之杰作”。《黃薔薇序》是迄今為止所發現的最早提到“鄉土文學”概念的文章。詳見周作人：《苦雨齋序跋文》，第12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3）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第263頁，《胡適文集》（3），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4）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第100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5）劉紹棠在《北京文學》1981年第1期上發表《建立北京的鄉土文學》，倡導鄉土文學；孫犁在《北京文學》1981年第5期上發表《關于“鄉土文學”》，認為不存在“鄉土文學”。二人的意見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6）丁帆等：《中國鄉土小說史》，第18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7）丁帆：《關于建構百年文學史的幾點意見和設想》，《文學評論》2010年第1期。

（8）黃修己：《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第10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