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阿 來， 著名作家，四川省作家協會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主席團委員；代表作有詩集《阿來的詩》，小說集《舊年的血跡》《月光下的銀匠》《行刑人爾依》《少年詩篇》《奔馬似的群山》《三只蟲草》，長篇小說《塵埃落定》《空山》《格薩爾王》，長篇非虛構作品《瞻對》《大地的階梯》，散文集《阿來散文》《草木的理想國》等；《塵埃落定》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

對我來說，世界上從來沒有一個地方，那樣反復閱讀在心，又從未身臨其境。不是沒有機會，而總是覺得要再做準備，再做些準備。這次前去還是沒有做好準備。好多地方，都是叫自己早些去，早些去吧。偏偏這個地方，總對自己說，還是知道再多一點，再多一點。

這個地方，就是敦煌。

中國境內的絲綢之路沿線，好些地方都去過不止一次。只有今年，就去過吐魯番，看高昌和交河。又入天山，去伊犁河谷。不久前，再去武威，為我向導的作家朋友葉舟已經做了從武威穿河西走廊直上敦煌的安排，但我還是取消行程，飛回了四川。

這次卻因為不能推辭的活動，不得不上路了。

其實，有時候自己也不知道這到底是因為什么？唯一的理由，似乎是因為這地方的文化遺存如此豐富。豐富的另一種表達，就是復雜。豐富或復雜，正是頭緒繁多的深遠歷史決定的。總在紙上讀歷史。以前讀過的不算。今年又重讀唐代的邊塞詩與涼州詞，讀斯坦因和伯希和的考古記錄，讀林則徐和謝彬的西行日記。其間敦煌這個地名，都是最吸引我的字眼。當然，還有那些傳法和求法路上中西僧人的行跡。這個地方，法顯去過，鳩摩羅什來過，后來，唐玄奘去過，也來過。

還有那么多不同民族的身影在這條曾經的國際大通道上出現過，那么多不同的語言在這個時空中響起過。他們彼此刀兵相向，用那些語言嘶喊；他們交易，用那些語言討價還價；他們和親通婚，用那些語言歌唱。這些人血緣駁雜而精神健旺。他們傳播并接納彼此的文化，用不同的語言講述儒家和道家的經典；講述襖教、景教和佛教的教義；他們從不同的方向彼此走近，用不同的語言彼此打探互為遠方的消息：國家、人民、信仰，風習、工具、衣冠，以及物產。

命名了絲綢之路的李希霍芬談到張騫通西域這段歷史時，不是只注意軍事與政治的角力。他說：“張騫建立了關系，使得其后幾年里能把栽培的植物傳到中國來。”

有記載說，張騫通西域發現中亞的汗血寶馬時，發現這種馬嗜食的草料是中國沒有的苜蓿。于是，他從大宛國帶回了苜蓿種子。漢武帝命人在皇宮旁的空地上遍植此草。這樣的歷史細節，中國史書中也有記載。比如創作于六世紀的《述異記》還記有此草由來：“張騫苜蓿園在今洛中，苜蓿本胡中菜，騫始于西國得之。”

后來，這種本是牧草的植物還進入了中國人的食譜。南北朝時期的陶弘景留下了這樣的文字記錄：“長安中有苜蓿園，北人甚重之，江南不甚食之。”

張騫從中亞帶回的植物還有如今廣泛種植的葡萄。

這些植物已然改變了中國大地的面貌，也改變了中國人的生活。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

人是飲了葡萄酒的人，馬是食了苜蓿草的馬，何況還有琵琶！

“涼州七里十萬戶，胡人半解彈琵琶。”

琵琶就是敦煌石窟飛天女手里的那個琵琶。樂音響起時，苜蓿花已經在中國原野開放，葡萄藤正在中國田園的籬架上攀爬。這些植物都曾和攜帶他們的遠行者一起，經過了敦煌。

飛機下降，敦煌在望，在機翼前方。我從舷窗俯瞰，看見過去稱為南山的祁連，積雪的山峰，綿延的山脈。融雪水順著清晰的溝岔流下。有些流進了綠洲，有些還未及滋潤出一點綠色，一叢草，一根樹，一個村莊，就在赭紅色的荒漠中消失不見。

這時，我想到的不是敦煌那些著名景點，只是專注地眺望著雪山水澆灌的綠洲。最迫切的愿望就是要親手觸摸到融雪水滋潤的綠色，要到綠樹環繞、田疇整飭的綠洲上走走看看。

一下飛機，我就走向綠洲，這很容易，因為敦煌這個城市就置身于綠洲中間。

一條水渠把我引向了田野。

我看到了田野里的葡萄園，看到了剛過花期的苜蓿草。兩千年過去，它們已經從漢代皇家宮苑中種植的西方異草，逸生為尋常的野生植物。我在渠邊的白楊樹下發現了它們，不是很多，但確實是苜蓿。我所以留意于此，是因為法國人伯希和于1908年到達敦煌的時候，也注意這種可作中西交流史證明的植物。他認為，張騫當年是在康居國采集到的苜蓿種子。他在日記中寫道：“在新疆，至處都是苜蓿。”“到達敦煌以來，我們就再也見不到它們了，也可能直到北京都再也見不到它們了。”此前，我曾在走進敦煌南倚的祁連山中時，見到過逸生到野外的苜蓿。伯希和寫這篇日記的時間是2月24日，那時的敦煌還沒有春天的氣息，那些去秋枯萎的植株早就被風沙摧折掃蕩干凈了，所以他才沒有發現吧。

敦煌是有苜蓿的，而且古代敦煌還種植苜蓿。敦煌遺書中有這樣的記載：“五月廿日，粟四斗，壘苜蓿園……”這是說，用了四斗粟，付雇人壘苜蓿園的工錢。苜蓿不止是優良飼草，青嫩的苗尖還可以作為蔬菜食用。最新版的《敦煌市志》對古代敦煌農作物考據詳細。將苜蓿列為古代敦煌主要的八種蔬菜之一。“莖葉嫩時可做蔬菜，苜蓿花可以提取香料。”并引敦煌遺書，某年端午節一位陳姓小吏送上司賀節禮：“香棗花兩盤，苜蓿香兩盤，青木香根兩盤，艾兩盤，酒兩甕。”真是清雅可愛。

敦煌此地，即便不是從復雜的歷史、文化、語言尋找入口，就是從一株野草閑花、一種看似尋常的植物入手，其蘊含也是如此豐富，如此充滿歷史況味。我走過一些麥地、一些瓜田、一些果園，灌溉這片綠洲的渠水在白楊樹陰涼下嘩嘩流淌，在陽光下閃閃發光。

在這里，植物也是我自己的歷史課上的生動材料。

西域的植物經過敦煌東來中國。中國的植物也借由絲綢之路，經過敦煌去往了世界。美國人勞費爾關于物質交流史的著作《伊郎中國編》就說道，中國的桃和杏就是借由這個通道傳到了外國。勞費爾說：“盡管出產野杏樹的地帶從突厥斯坦一直延伸到遜加里亞，蒙古東南部和喜瑪拉雅山，但中國人從古代起就最先種植這種果樹，這卻是一件歷史事實。”

“以前的作者把桃杏向西方移植這件事很公平地看作與中國在張騫出使西域之后和西亞來往密切是有關聯的。”

關于中國的桃樹在印度的出現，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也有記載。印度有一個叫司乞特的王國，一名叫做加膩色迦的國王在朝時，一些甘肅河西的人到了那個王國，這位國王善待這些來自中國的人，分配給他們土地和宅邸。他們居住的地方就叫中國地。這些中國人在中國地上栽種了他們帶來的桃和梨。以后，這個王國的人就把桃叫做“至那你”，意思就是中國桃。而中國梨的名字則叫做“至那羅阇弗旦邏”，意思是中國王子。

唐玄奘去印度求法取經時，經過敦煌時虛心苦身，回來再經敦煌，除了滿心佛學上的正知正見，還從異國帶回了這樣美麗的中國故事。“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那些當年進入印度的中國人的行藏早就無處蹤跡，但桃花卻在異國春天永遠開放。

晚上，在酒店吃著醒酒的瓜，又想起這些汁液甘甜的果實的來歷，想起它們對不同自然條件與文化習慣的適應，想起因此而起的品種改良與增加。更想起它們的流布，敦煌都是一個繞不開的中轉站。

這里是一個國際性的文明集散地、文化中轉站。

這里發生的故事，不止有不同族群間的流血沖突，不止是不同文化在生存競爭中一較高下，還有交往、交流、交融。交融是最終的結果。即便最初的形式，文明的競爭以流血開始，最后的結果還是相互融合。即便是失敗的一方，也還向勝利的一方輸送了某些生命基因與生存的智慧和經驗。在我們這個國度，大多數人的歷史觀的養成靠那些演義體的小說或小說體的歷史書。網絡時代了，這種歷史觀反倒得以更方便地蔓延。在這種歷史觀的籠罩下，民族間的歷史就是戰爭故事。每個人心中都是一部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簡潔版攻伐史與謀略史。隨便哪朝哪代都是某朝“那些事”，而真正的歷史應該是一部文明成長史。

在敦煌這個地方，如果愿意做一個求知者，而不是一個滿足于到此一游的游客，確實可以學到很多東西。因為時時處處，文明史都在這里現身說法。

第一個敦煌之夜，我把一些涌入腦海的零碎想法記在紙上，由此想到關于中國紙流傳到西域的文字。

馬可波羅曾經寫下他在中國見到的造紙方法：“……取下某一種樹的皮，其實就是桑樹，葉子是喂蠶用的——這種樹非常多，到處都是，所取下來的是樹里面的木質與外面厚皮之間的白色薄皮，把這薄皮制成很像紙張的東西，但卻是黑色的。紙張造好了時，便裁成大小不同的塊。”馬可.波羅記載的紙，不是普通的紙，而是用于制造紙幣的紙。美國學者勞費爾說：“盡人皆知中國人是鈔票創造者。元朝統治者最早在1294年就把紙幣傳到波斯。這些紙幣完全摹仿忽必烈的紙幣，連中國字都照抄下來作為票面上圖案的一部分……關于這件事最有趣的一點是，在那一年中國的木版印刷第一次在塔不利思用來印這些鈔票。”

其實在更早的唐代，敦煌這個地方就開始造紙了。敦煌文書里就有多則涉及到造紙匠人的記載。特別是從唐末到宋初的歸義軍統治時期，敦煌地區大部分時候與內地隔絕，但此地因為佛教的昌盛而對紙張有大量的需求。那個時代表達信仰、營造石窟當然是上上功德，但那窟可不是隨便一個人就可以造得起的。退而求其次就是寫經，繪制菩薩像，都需要消耗大量紙張。于是，敦煌本地的造紙業也就發達起來。造紙除了技術，還有原材料問題，敦煌造紙不像內地有楮與竹一類的廣布資源。敦煌是完全的灌溉農業，造紙原料主要是麻。麻在古代是重要的農作物，中國雖然以盛產絲綢聞名于世，但大多數老百姓，日常與勞作中的穿著，還是布，即麻布。麻籽更是重要的油料來源。古代的油除了食用，還有一個重要用途就是照明。為了造出品質更好數量更多的紙張，必然帶動種植業的進步。造出更好品質的紙不止是技術問題，很多時候原料的品質更是關鍵。歸義軍時期，敦煌有很多造紙作坊，由以經商才能聞名于世的粟特人開辦經營。如此看來，粟特人不僅全民族投入古絲綢之路的商貿流通，也在從事著節節轉遞先進技術的工作。

1907年，斯坦因就在敦煌地區的漢長城遺址中發掘出了漢代的紙。他的《西域考古史》有一章《沿著古代中國長城發現的東西》，有一段這樣說：“我已經說過不能在此處把有趣味的發現品一一說到，但是有一件我要說一說，我在這段長城一座烽燧塵封堆積的室中發現了八封干干凈凈用古窣利文字體寫在紙上的書函……其中有些找到時外面用絹包裹，有些只用繩纏住。這種字體因為過于彎曲以及其它緣故，極難認識。現在知道這是中亞一帶商人到中國以后發回的私人通信。”

斯坦因說，這些中亞商人“顯然很喜歡用新發明的紙作書寫材料”。

斯坦因把這些紙帶回歐洲請造紙史權威進行了研究，“證明這些書函的材料是現在所知道的最古的紙，制法是把麻織物弄成漿，然后由漿以造紙，正同中國史書所記載西元105年紙初發明的方法一樣。”想想，那時紙才發明出來不久，就有來到中國從事貿易的外國商人用異國的文字在上面書寫了。

造紙術在敦煌繁盛的時期，紡織業也在這一地區得到發展。除了傳統中國麻的紡織、絲的紡織，更有意味的是棉紡織業在敦煌的出現與發展。棉花也是一種外來植物。中國史書就記載了與敦煌近鄰的高昌（今新疆吐魯番）種植棉花的情況：“（高昌）多草木，草實如繭，草中線如絲纑，名為白疊子，國人多取織以為布。”用棉花織出來的布，不僅自用，還用于市場交易。“布甚軟白，交市用焉。”

敦煌與高昌在地理上是近鄰，自然條件相似，受其影響，學得植棉紡棉的技術有著優越條件。

敦煌遺書中就多有關于棉布的記載。那時，把棉布叫做“緤”。而且也甚為珍重。人死了，所遺財物中緤是重要物品。一個叫孔員信的人死了，其子女為分遺產鬧糾紛，狀子遞到官府，所爭之物中就有“安西緤二丈”和“立機一疋”。“疋”，同匹。“立機”，是剛下織機未經洗染的生棉布。一個名叫楊將頭的人死后，留與小妻的遺物清單中也有“白緤襖子”。一個人的母親去世，在寺廟“設齋施舍回向”，施舍的重頭也是棉布：“施細緤一匹，粗緤二匹，布一匹。”

歸義軍時期，官方稅收也有棉布。敦煌遺書中有《官布籍》數件，其中就規定了具體的征收標準：每250畝地征收官布一匹。

考古學證實，棉花是由南北兩路向中國傳播。南路是印度的亞洲棉，經東南亞傳入海南和兩廣，再漸次傳入福建、兩湖與四川等地。北路則是非洲棉經西亞傳入新疆和河西走廊，再傳入陜西渭水流域一帶。這個傳播時間非常漫長，到達陜西渭水流域時，已經是十三世紀了。這也說明，敦煌不止是一個貿易的中轉站，也是一個技術的中轉站。

短暫的兩天多時間，我要離開敦煌了。下午四點，飛機起飛。這一回，和來時不同，我沒有眺望南山和南山上的千年雪，沒有去看南山的融雪水如何到達敦煌綠洲，或者未能到達便消失于茫茫戈壁。這一回，我只看著那片綠洲，那些蓬勃生長的樹；那些圍繞著村莊的田疇，水渠和道路將田野擘劃出規則的圖案。飛機越飛越高，越飛越遠。飛機向東飛去，而太陽正在沉向西方的地平線，終于，地面的綠色消失了，消失在西斜的太陽放出的萬道金光中。

如此，敦煌在我心中已是一個綠意蔥蘢的具體存在。再見敦煌！

在與中原隔絕的歸義軍時期，為表達對故國的忠心與向化，敦煌常遣人向唐，向五代諸國，向宋進獻美玉。那時用的一個關于玉的計量單位是團。公元924年，“沙州曹議金進玉三團”。932年“沙州進玉三十六團”。965年，“甘州回鶻可汗，于闐國王及瓜州皆遣使朝宋，獻玉五百團”。

是的，當敦煌漸漸從視線中消失，我已經開始回憶。

我依然注視著綠洲上的綠，任憑那綠意越來越模糊、越來越遙遠。這時的敦煌，在我眼前幻化成一塊美玉，綠意漾動，懸掛在黝黑、赤紅、金黃的色塊相互交織的大戈壁胸前。有一個聲音在高聲誦念：“美玉一團！”“美玉一團！”

再見！敦煌。

敦煌就是那些東來西去的植物染綠的最美的美玉一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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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青年作家》雜志2018年第1期

轉載自《青年作家》官方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