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作為具有悠久現實主義傳統和強烈時代性的非虛構文體，報告文學全力聚焦新時代、傾情表現新故事，呈現出在場、前沿和深度之特質。

2017年的報告文學，借著新時代的引力風生水起、躍動多姿，一方面是新時代的種種大觀，激活了報告文學作家書寫生活現實的熱情，另一方面，讀者對于紀實信息獲取的需求，助推著近年來包括報告文學在內的非虛構創作的持續走熱向高。

2017年注定要成為具有標志意義的年份。這一年，中共十九大召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代正式啟航。“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作為具有悠久現實主義傳統和強烈時代性的非虛構文體，報告文學全力聚焦新時代、傾情表現新故事，呈現出在場、前沿和深度之特質。

在場：國家戰略的藝術呈現

王 暉：新時代的文藝創作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就仍然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既是經典文藝的本質特征，也是中國文藝的歷史傳統，更是文藝創作者價值觀的最重要體現。作為具有強烈新聞性和現實性特質的文體，2017年的報告文學創作又一次展現出它的銳利和魅力，在對生態保護、扶貧攻堅等國家戰略的藝術呈現上用力最多，體現出滿滿的“在場感”。

何建明的《那山，那水》以浙北湖州安吉余村這樣一個典型個案為例，形象化地詮釋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社會發展之道，以及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所帶來的成效。歷經12年，余村環境美若仙境，人心向善向美，人與自然和諧共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對以破壞環境為代價的粗放型發展模式的舍棄，而更加注重生態均衡的可持續科學發展。另一個生態文明建設的典范——河北塞罕壩林場，則成為2017年諸位報告文學作家描述的焦點。蔣巍的《中國讀本：塞罕壩》以“金木水火土”為喻書寫塞罕壩的傳奇故事，李青松的《塞罕壩時間》旨在表達“綠是發展方式，也是生活方式，而美是強國的目標”，李春雷的《中國塞罕壩》著力描寫的是塞罕壩人追求綠色生態夢想的頑強與執著，王國平的《好一個大“林子”》則重點寫林場的今昔對比，并從生態思想和精神力量角度挖掘塞罕壩人的內在動力。此外，還有梅潔的《走過東線》寫的是南水北調東線工程先治污后調水的舉措，凸顯東線工程的生態環境保護意識。丁燕的《尼西村的“童話”與“變化”》則表現藏區民眾對大自然的自覺保護。

報告文學對于扶貧攻堅的表現，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有：李朝全的《國家書房》寫作家金興安幫助安徽定遠縣蔣集鎮農民創建全國第一個農家書屋，目的是提高農民文化素質，滿足他們的精神文化需求，金興安的行動正是中國政府為農村建立60萬個農家書屋計劃的一部分；紀紅建的《鄉村國是》通過對貴州、云南、廣西、湖南、陜西、江西和福建等貧困地區202個村莊的田野調查，獲取了大量中國扶貧脫貧的第一手資料，對精準扶貧和產業扶貧的路徑和規律做出形象化敘述；另有李春雷在《妮妮下鄉》里寫省文聯干部王海妮主動請纓到甘肅定西臨洮縣任村第一書記，不遺余力“精準扶貧”的故事。陳崎嶸的《航民：一個共富的村莊》、鄭旺盛的《莊嚴的承諾——蘭考脫貧攻堅紀實》等也各有特色。

丁曉原：2017年的報告文學，借著新時代的引力風生水起、躍動多姿，文壇內外廣為看好，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是一個非虛構的時代。一方面是新時代的種種大觀，激活了報告文學作家書寫生活現實的熱情，另一方面，正像小說家王安憶、賈平凹最近說的，“非虛構的東西好看”，“紀實性的文章看起來特別有味道”。急劇流變的現實生活具有無限的豐富性、復雜性，甚至是戲劇性，遠勝于想象力庸常的虛構作品。讀者閱讀興趣的部分轉移，他們對于紀實信息獲取的需求，助推著近年來包括報告文學在內的非虛構創作的持續走熱向高。2017年是黨的十九大召開之年，砥礪奮進成為今年的主題熱詞，報告文學因此也更具“十九大年”的鮮明特質。關乎這一大的背景，所以，的確如你所說，2017年度有關國家戰略的報告文學成為創作的一大亮點。

王 暉：除了上面所說的兩個方面，對道德模范的關注也成為2017年報告文學的一個聚焦點。李春雷的《初心》和王國平的《當代焦裕祿：廖俊波》都以全國優秀縣委書記廖俊波為描述對象，寫出了一個有情有義、有血有肉、有煙火氣的真實的時代英雄。李鳴生的《德能無量》寫廣州黃埔衛校校長歐陽煥文的“德能教育”，以孝道感恩、弟子規為抓手，將道德教育深入學生生活實際，使學生擁有高尚道德人格。范小青等人合著的《最美江蘇人》描寫近幾年涌現出的江蘇道德模范。任林舉的《此心此念：太行之子吳金印》記錄的是全國優秀鄉鎮黨委書記吳金印，作品以飽蘸深情的筆觸再現這位“情系群眾家長里短的知心人、與時俱進引領群眾發展致富的主心骨”。丁曉平的《鐵漢丹心》寫的是全國“兩學一做”學習教育先進典型、中央企業優秀共產黨員張進的先進事跡。高凱和劉鏡合作的《初心》描述從長工到副省長的李培福如何在毛主席“面向群眾”題詞的激勵下，不忘為人民服務的初心。諶虹穎的《放歌天地間》書寫“時代楷模”閻肅德藝雙馨的藝術人生。我特別看重的是這些作品以生動個案所體現的“國家喚善、社會思善、人民盼善、黨員為善”的現實訴求。

丁曉原：新時代是先進模范輩出的時代。在他們身上體現出的中國精神和中華民族的風采，是報告文學書寫的重要內容。2017年這類作品發表出版較多，其中有不少作品所寫人物洋溢著鮮明的時代精神，展示了卓然崇高的人格力量，讀來尤為感人。除了你提到的這些作品外，還有徐富敏的《永遠的李保國》，吳晶、陳聰的《大地之子黃大年》，李萬軍的《因為信仰》等作品也值得我們關注。《永遠的李保國》寫的是一位尋常的科技工作者，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了太行山。讓李保國“永遠”的是人物身上所體現的鮮明的時代精神和卓異高尚的個體人格。作者用一系列具體的有表現力的故事和細節，將人物真實真切而感人地推置讀者面前。李保國為了他的事業，把自己變成農民，把農民變成專家。這里的敘述沒有高大上的形容詞，有的只是簡單的記寫，但靜默的文字卻將李保國這位當代太行山上的新愚公形象樹立了起來。吳晶、陳聰的《大地之子黃大年》主人公是吉林大學地球探測科學與技術學院的教授。“當人們含著熱淚傳頌這個名字的時候，他已經永遠閉上了雙眼”，“有人說他是大地的兒子，因為他一生與地球物探相連。有人說他是璀璨的流星，那燃燒的生命之火，仍在大地深處，漫散熾熱”。讀著這樣的文字，我們無不為之動容致敬。《因為信仰》讓讀者知道了信仰的力量和意義。作品所寫的人物王新法曾經受到誣陷鋃鐺入獄，丟了公職。因為信仰自主創業，精忠報國；因為信仰，致富后不忘扶貧幫困，成為“全國脫貧攻堅模范”。

前沿：中國經驗的形象表達

王 暉：習近平總書記說，我們有責任寫出中華民族的新史詩。而“史詩”是昭示民族和國家偉力的傳奇。在新時代，通過對當代中國科技創新成就的生動描述，報告文學作家為我們顯現出標示中國經驗和中國智慧的新史詩。陳啟文的《袁隆平的世界》敘寫科學家袁隆平及其中國超級雜交稻，既寫出了袁隆平解決國計民生問題的愛國之情和攻堅克難的頑強意志，也對事關中國人舌尖安危的糧食安全問題亮出自己的反思。寧肯的《中關村筆記》以柳傳志、王選、馮康、吳甘沙、馮軍、程維等代表人物為個案描述，再現作為“中國硅谷”的中關村的發展歷程，展現大國崛起的艱辛與豪情。王鴻鵬和馬娜的《中國機器人》描述以蔣新松、王天然等為代表的中國科技人員圍繞“中國制造2025”戰略目標，打造具有世界影響的機器人品牌，實現中國從機器人制造大國向強國邁進的歷史性跨越。葉梅的《強國重器》寫中國高能物理發展的里程碑——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項目的研制和成功。陳芳和余曉潔的《中國創新之問》書寫中國科技成就及其存在的問題。周艷麗的《衣被天下中國棉》寫位于河南安陽的中國農科院棉花研究所培育新品種、創新中國棉的故事。此外，王雄的《中國速度：中國高鐵發展紀實》、陳啟文的《西藏之路——林拉高等級公路拉薩段追蹤》、哲夫的《國家高速——京新高速明哈段紀實》將筆觸指向中國高鐵和高原地區高速公路建設。黃傳會的《遼寧艦，五歲了》、李忠效的《一個中國公民的航母夢——中國第一艘航母“遼寧艦”的前世今生》從不同視角表現中國航母的誕生。這些再現對象和描述角度各異的作品，都顯示了改革開放近40年中國的強大精神動能，以及在這種動能的導引下由中國制造轉向中國智造，再到中國創造的“史詩”般傳奇歷程。

丁曉原：你的閱讀視野比較開闊，我還想作一點補充。徐錦庚是一位優秀的報告文學作家，從2014年的《“懶漢”治村》到2017年的《芝麻開門》，他的許多作品都使我們眼前一亮。《芝麻開門》中，給山東丁樓村民“芝麻開門”的是“淘寶”。文中說到，“在丁樓村轉悠時，墻上一句話，引我生共鳴：網絡改變生活，知識改變命運。”如果說“淘寶村”是中國經驗，那徐錦庚具有個人特質的書寫就是所謂的形象表達了。我以為，現在的報告文學寫作不缺乏中國經驗，而是少了文學表達。寫“淘寶”之類題材的作品已有不少，但像《芝麻開門》這樣寫得凝練有致、質樸有料又活色生鮮的作品卻不多見的。此外，書寫中國經驗值得一評的作品還有鄭彥英的《龍行亞歐》和黃立軒的《筑夢大海》。“一帶一路”是我國提出的重大發展戰略，它符合國際社會的根本利益，也彰顯著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愿景。僅從這一點來看，《龍行亞歐》涉及“陸上絲綢之路”，是中國第一部全方位表現中歐班列運營的長篇紀實文學，《筑夢大海》直接正面以“海上絲綢之路”為題，都是具有重要的題材價值的。無疑，這也是2017年中國報告文學創作的一種新的收獲。

深度：社會民生的持續關注

王 暉：“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需要歡樂著人民的歡樂、憂患著人民的憂患。“人民”并非抽象的所指，而是一個個鮮活的具體所在。在我看來，2017年的報告文學作家沒有忘記這一文體關注社會民生的“初心”，在多個方面予以獨具深度的表現。丁捷的《追問》及時而鮮明地回應了中國老百姓熱切關注的反腐敗斗爭。作品以8名落馬高官的口述實錄真實呈現其腐敗墮落的前因后果，以及對黨和人民事業所造成的危害。李英的《第三種權力》寫的是浙江武義縣后陳村成立中國第一個村務監督委員會，表現農村分權制衡、民主監督的民主政治建設進程。長江的《直面北京大城市病》是一篇問題報告文學，主要紀錄了作為國際大都市的北京目前所存在的人口膨脹、交通擁堵、資源短缺、環境惡化、住房緊張等城市“病癥”。胡啟明的《生命的禮物》反思當下中國遺體和器官捐獻的緊急現狀。方格子的《我在人間一百年——麻風病人口述實錄》和普玄等的《五十四種孤單：中國孤宿人群口述實錄》分別指向兩類特殊人群。前者通過對5個麻風病人的口述實錄，在真實揭示這一特殊弱勢群體隱秘而痛苦的生存現狀之時，呼吁全社會給予其充分的關愛。后者以湖北和河南福利院的幾十位孤寡老人講述各自生活的方式，表現孤宿人群封閉、奇異的生活狀態。李燕燕的《山城不可見的故事》聚焦重慶山城里的女老板、鐘點工和打工仔等人群。此外，范小青等人合著的《兩岸家園》所描述的22位來江蘇投資創業的臺灣企業家、李迪在《天網難逃》里再現的徐州公安干警、張仲全《穿越子午線的日子》里的國際化學武器核查中的中國專家羅華政、李延國和許晨的《無銜將軍》對軍轉干部王福波的描述、徐錦庚《大器晚成》里敘寫的傳記文學作家陳明福、許晨在《一個男人的海洋》里對中國航海家郭川的再現等都各具風采。這些鮮活的形象呈現出多層次和多元化特點，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直觀中國的有效窗口。

丁曉原：我想從另外的角度說說2017年一些作品所達到的深度。作品的深度就是作者思想的深度，沒有這樣的深度，不足以言談作品的優秀。生態文學書寫是本年度的一個亮點。過往的此類作品，大多是反映生態問題的，而《那山，那水》寫的是新時代生態的新氣象，作品不是一般簡單地講說生態建設的美麗故事，而是將其置于新時代新發展的高度，彰顯其中的深意；同時，將縮寫對象的生態建設實踐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邏輯地關聯了起來，以前者的成就充分闡釋新時代新思想的重大意義，由此達成了當代生態文學書寫的新時代高度。王宏甲的《塘約道路》7萬字，是中篇規模，其思想的分量遠重于許多“空心”的長篇。貴州的塘約曾經是一個貧困村，但這篇作品正如作者自言，“不僅僅是一個迅速脫貧的故事”。作者的立意在于，“一個好社會，不是有多少富豪，而是沒有窮人”，尋常的話語中蘊含著深刻的主旨——這才是點亮“道路”的火炬。余艷的《守望初心》寫的是紅嫂的傳奇。這類傳奇此前已有書寫，余艷自己也發表有《板橋絕唱》。2017年尾推出的長篇，以湖南桑植紅嫂群體為主人公，她們送走了男人，又送走了兒女。“守望的紅嫂，會用怎樣的堅韌熬過幾十年漫長歲月？英勇的紅軍，會蹚過多少坎坷持一顆初心走向勝利？”可歌可敬的紅色傳奇與新時代“不忘初心”這一精神主題，在這部作品中有了內在的邏輯關聯，作品敘事的意義有了新的增殖。還有一種深度是由紀紅建《鄉村國是》所體現出來的報告文學寫作精神。作者走過包括新疆、西藏、寧夏、甘肅、云南和湖南在內的14個省市自治區的39個縣市區，足跡印在202個村莊的土地上。從某種角度上說，對于已經具有良好寫作能力的報告文學作家而言，有了好的寫作題材，作者的寫作態度大致就決定了作品的質量。《鄉村國是》是青年報告文學作家紀紅建艱苦行走的饋贈。作者身入、心到、情切，因而作品獲得廣泛好評就是很自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