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以城市為敘事背景的就是城市文學嗎？還是小說中的人物以城中人為主體，哪些審美意象是專屬于城市的符號？城市文學和地域文學有什么區別？更多的時候，我們只是大致上贊同城市文學等同于一種“現代思維”，但這種現代思維是在什么樣的文化與社會結構中生成，它是否已經構成了一種新的人格類型，乃至影響到現代白話文的又一次轉折，這些問題將我們引向的是從理論與方法上對城市文學做一次新的定義。

在我們這個時代，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城市文學與城市寫作。什么是城市文學？對于一個以農耕文明為幾千年立國之基的國家來說，仍然是一個嶄新的問題，而這個問題正在變得越來越重要。設想一部21世紀的文學史，城市文學將不再是其中的一個分支，而將成為一種重要的結構，或者基本的問題意識。但今天我們對城市文學的定義仍然是充滿歧義的。以城市為敘事背景的就是城市文學嗎？還是小說中的人物以城中人為主體，哪些審美意象是專屬于城市的符號？城市文學和地域文學有什么區別？更多的時候，我們只是大致上贊同城市文學等同于一種“現代思維”，但這種現代思維是在什么樣的文化與社會結構中生成，它是否已經構成了一種新的人格類型，乃至影響到現代白話文的又一次轉折，（與“鄉土氣”的語言相對照的是一種怎樣的城市“雅痞”的語言），這些問題將我們引向的是從理論與方法上對城市文學做一次新的定義。

我想討論的是文學空間的問題。這個問題由三個部分構成，第一，什么是空間？第二，城市中的文學空間是否存在，它的機制是什么？第三，城市文學能否由空間來定義？

空間的概念現在已多為人所熟知，也在各種場合被廣泛使用，在文化政治的意義上對空間概念有基本認知的人，都應該知道它不僅僅是一個消費品，就像房地產廣告的媚俗使用法那樣，它是一個生產與再生產意義上的非自然的場域。原本現代時間是現代性的一部分，它并非均質的，所謂世界時間的同一，既是一種總體化的參照系，也是一種假象，因為世界各地的時間恰恰是在獲得了統一的參照系之后，才顯示出差異和不對等，在這種差異和不對等的意義上產生了空間概念。所以，空間是由歷史的不同階段與不同屬性所構成的，一種生產政治、經濟和文化意義的場域，它總是與意義的生產相關聯。為什么在城市中這種意義生產的過程顯得格外重要，以至于空間已經成為城市研究的一種必由路徑呢？那是因為現代城市總是由錯綜復雜的歷史所構成，每一個感性的瞬間，每一種風景、景觀和每一樣式的人際關系，都帶有無窮的史前史，城市在不斷地擴張，時間的落差被不斷擴張的空間關系所吸收，造成了城市看似巨大的穩定性，但這種穩定性隨時可能被打破。正如空間地理學學者大衛·哈維所說，空間是一種社會的構造物，而我們認識城市，必須從這種構造的動因、過程和結果出發，形成一種合適的對空間的概念。

空間的概念有助于我們打破原來過于僵化的城/鄉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尤其是在中國現代歷史發生的過程中，城市和鄉村原本就是同一種現代社會邏輯的生成過程中的一體兩面，互相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早期的城市文學沒法以任何穩定成熟的城市社會結構為依據，即使是上海這樣的城市，在半殖民地的背景下，城市現代性也是在一種極不均質、極不完整的情景下展開的：鄉土的時間、現代民族的時間和殖民地時間等多種時間線索的并置，使得很難在單一時間概念上解釋其中出現的種種混雜的文化和社會現象，因此，在早期城市文學的生長過程中，空間就成為了更加有效的方法。比如，茅盾的《春蠶》等小說，寫的完全是鄉村故事，卻在很大程度上關聯著城市的金融資本的運作，而他的《子夜》最終隱去了更加詳細的農村暴動和革命等內容，也與城市里的種種“新感覺”的表現構成互文的關系。當代城市文學仍然沿襲這樣的空間互文關系，王安憶的《富萍》《上種紅菱下種藕》乃至《長恨歌》里所提到的篇幅不多的近郊和鄉村場景也可以這樣來看待。而在語言的問題上，一個比較明顯的問題是，城市文學的語言常常容易落入到套路中，或者說，人們容易去想象、生造一種本質化的城市的語言（在這方面，賈平凹的《廢都》、《高興》等作品有較明顯的突破），但實際上，“城中村”、城市中的地區差等現象，表現出城市自身混雜的文化構成，設想某種單一的語言來表現城市，本身就是對城市空間的誤讀。總體來說，20世紀90年代以后，消費文化和城市表述的關系越來越密切，這是社會轉型期人們獲得的感覺結構，也是城市文學一方面在形成，一方面已經開始趨于空洞的原因，雖然當下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在走出消費文化符號的誤區，這些符號曾經喚起的“震驚”已漸漸變為麻木，但這些符號沒有完全消退，仍然在復制大量話語和敘事，甚至主導著城市文化想象。

那么，應該如何看待城市文學成為一種能指符號，我們今天面對它猶如面對我們自身的焦慮，即身處在某一特定的環境中，卻不知道自己與這個環境的關系是什么，如何在這個環境中定義自身。城市最大的特點是，人離開了土地，不種不收，通過貿易和市場的分工來存活，后工業時代的城市更是虛擬貿易和金融市場大行其道，另一方面，鋼筋水泥的叢林卻使得身體的實存感和不適感加強。虛擬和寫實，本來都是文學的特性，而現在成為了人們基本生存的維度。因此，可以說，有多少種對于這樣的虛擬與現實的感應，就有多少種城市文學的可能性，城市文學因此是一種新的現代感的文學。

這樣說并不是要將城市文學的定義無限地擴大，恰恰相反，需要從一種限定性的角度來談論它，正因為它表征了時代的精神狀況，對我們來說，搞清楚它的生產機制和核心狀態，能夠創造出對現代社會以及人的理解，更重要的是，現代文化是一種不斷自我更新的文化，我們創造一種什么樣的文學，相當于我們在一個亙古未有的時代里如何創造自身，在這個意義上，城市文學是一種“新人”的文學，不光具有代際更新的特點，也同樣有著我們自身蛻變的內容，在我看來，城市文學的先鋒特征恰恰在于此。人在城市中的生存境遇越來越分裂，每個人都在各種沖突的意義系統中形成自我認同，能夠形成的每一種合理的表達就是意義生產的空間。

除此以外，我們還可以借用布爾迪厄的文學場概念來描述這樣一個兼顧社會功能、歷史前提，以及文學藝術的自主性的權力話語場，在后發現代化國家的城市中，往往存在著各種各樣的“歷史的余數”，使得這一權力話語場域的情況更加復雜，不同的歷史場景背后是不同的歷史和現代性的階段。空間是最能表征這一歷史與政治極差的概念。共和國時期“時間開始了”的新時間觀十分引人矚目，而如果我們把空間的生產性加諸其上，就會捕捉到大規模的城市改造活動中所蘊藏的巨大的文學性，這與十七年期間文學場的產生有著很大的關聯。

今天，我們在社會空間、政治空間、城市空間之外，應該再提出文學空間這樣一個概念。應該進一步指出的是，隨著新媒體等的發展，傳統的文學構造已經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文學本身變成了一種需要反思的產物，尤其是以城市為主題，城市中的文學不應再被想象為某種崇高客體，更合適的方式是將之看作主體生成中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人們對新媒體社交的依賴程度，使得傳播和接受訊息的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種新的“大眾寫作”的時代，隨著自媒體的流行，以及城市中的人群的交往方式而發生，文學空間因此變得重要起來，在某種程度上，替代了以往的階層、族裔和性別等區分人群的方式。大城市的精神生活中的陌生化和原子主義，現在被各種各樣的空間聚合所吸收、重組，倘若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待問題，就會發現人們對文學的依賴不是越來越少了，而是越來越多了，這也有助于我們重新思考文學的存在方式以及文學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