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2017年的《民族文學》雜志一如既往，為散文保留了充足的篇幅，全年12期中有11期都設置了專門的“散文”欄目。此外，還在“卷首語”、“本刊新人”、“中國報告”征文、“多民族作家陵水行”、“賀州多民族作家”、“迎接黨的十九大”、“慶祝內蒙古自治區成立70周年”、“遼寧行”等常設欄目和臨時專輯中，容納了部分散文作品。盤點起來，一年間共有25個民族的70余位作者從《民族文學》上發表了超過80篇的散文新作。并且，這80多篇散文里的絕大多數，都出自少數民族作者之手，題材也與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生活和文化直接相關。

明確標示作者的民族身份，推重民族題材和民族風格的作品，這是《民族文學》一貫的特色。惟因如此，即便是同一篇作品，登載在《民族文學》的版面上和排印在其他書刊冊頁中，展示出的文本氣象和文脈背景也會多少有所不同。《民族文學》著力凸顯民族大家庭格局的編刊通例，為每一篇作品生發所自、依托所在的獨特民族文化景深，都提供了同等清晰、同等深切的表現機會。換到讀者的角度來看，這就使得作品深植其中的民族文化土壤和作品自身構造中的民族精神的肌理和根系，比在別處更容易明辨、更見完整鮮活。甚至連漢族作家的作品，一經亮相在《民族文學》，也自然會帶上一層從多民族文化的豐富譜系中映襯出來的特殊光暈和特殊神采。

從這個意義上講，“民族文學”不僅僅是一個刊名，更是一個主題、一種氛圍、一片場域。它貫通、彌漫、延展在文學創作、文學傳播和文學接受的各環節，烘托、強化著具體的文本與特定的民族文化元素之間的關聯，召喚著尊重和正視這一關聯的闡釋、理解與評價作品的合理方式。尤其是作為《民族文學》主刊的漢語版，對于包括漢語在內的各民族文化精神和生活經驗向中華民族共同的文學話語形態的持續轉化、不斷提升和全面匯聚，更具無可替代的平臺支撐作用。

正像阿來在2017年第8期《民族文學》的“卷首語”《母語與漢語》中所說：“隨著社會的變化，社會現實變得越來越復雜，每一種經驗和表達不可能都靠一種語言來創造。很多時候我們需要從別的語言當中借用一些東西，或者從別的語言中獲得表達和命名事物的啟發，使自己的語言越來越豐富，同時，我們也通過翻譯將自己語言當中特別好的修辭和經驗傳遞到別的語言當中。”“每一種語言當中都包含著自己獨特的經驗，甚至是獨特的價值觀。這種經驗和價值觀，即便變成另外一種語言也不會丟失。有人說只要用漢語寫作，就是對漢語的簡單的歸化。我不這樣認為。少數民族作家參與漢語寫作，既擴張了漢語的表達功能，又帶來了新的價值觀、新的感受。這種感受，這種異質的審美，改造和豐富了漢語的面貌。”在語言世界里，真正深刻的對立差異和辯證轉化，永遠是發生在規范化、書面化、普遍化的書面表達和具體化、生活化、個別化的經驗言說之間。書面形態的漢語文學寫作，無論是相對于少數民族語言，還是相對于漢語本身，都屬公共性質的話語規約范式。要進入其中，不分哪個民族，所有的寫作者都同樣得經歷克服、提煉和重構自己日常生活經驗中的語言感受和語言習慣的過程。

而這一過程，在以往流行的很多說法里，常被有意無意地模糊和曲解成朝向漢語的片面歸化。阿來的這番話，凝聚著他長期穿行于母語寫作和漢語寫作的切身體會，第一次這么透徹地揭示了漢語和少數民族語言完全可能在寫作實踐中達成交互共生效應的道理。如果再延伸一步，那么，還應該承認：盡管漢語書面文學已經歷史地確立為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學共同體形式，但這一文學共同體最初的成型和后續的發展，都建立在包括漢族和漢語在內的各民族生活語言和生活經驗合力構筑的基礎上，各民族的生活語言、生活經驗和文學寫作，也因此獲得了超出各自原生范疇的審美力量和社會價值。反過來講，是否能夠以及具體在多大程度和哪些層面上對中華民族的文學共同體有所補足、有所增益、有所拓展？這正是今天我們在民族文化的景深中看待和評價散文等各體文學的創作個案和潮流傾向時，應當秉持的基本尺度。

二

追溯往昔、回望鄉土，從時間和空間雙重維度返歸原點、尋根憶舊，是中華散文自古及今長盛不衰的一脈傳統。2017年《民族文學》刊出的散文，篇目數量的最高比重也恰好落在這里。濃郁的民族風情和獨特的地方鄉俗，一向給少數民族作者寫的這類散文帶來一種易受讀者矚目的優勢。衍生自古老史傳的寫實品格和敘事基因，不僅仍然有力地約束著當今散文創作的生發機制，而且也同樣有力地影響和支配著今天的讀者在面對散文時，總是把更多的期待不由自主地集中于增長見聞、獲取知識。在漢語文化情境中，少數民族地區的自然和人文風貌，越是偏遠古舊，就越顯得富于新知奇聞色彩。

這種把散文僅僅當成新知書或異聞錄的寫作和閱讀方式，雖然帶著強大的歷史慣性，但實質上已經嚴重地落伍。近現代文學史上業已完成的文體分蘗和更開闊范圍內的社會文化分工的持續細化，早把散文從“拼知識”、“拼見聞”的老路上剝離了出來。特別是在人人皆備自媒體、信息播撒全天候的當前，安頓在文學田園里專營或兼營散文的寫作者，誰都無法再獨占發現和傳布某種知識、見聞的先機，更無法僅通過文學書寫來證明自己是掌握這些知識和見聞的可靠權威。當傳布一種知識和見聞的可靠性難以確保之時，這種傳布方式本身的意義和價值也就瀕臨耗散殆盡之際。換句話說，時代的變遷、社會的發展，已將如今的文學寫作推移出了直接指涉客觀的話語場，過去在這一話語場中長駐久扎的散文，現在必須帶著自己與生俱來的寫實品格和敘事基因，轉移到主客觀交界的邊際經驗和邊際話語地帶重新立足。站穩自己能站住的位置，管起自己能管住的地盤，然后才會有活路、有活力，對任何一種文體、任何一類話語方式，這都是在變局中長葆生機的不變之道。

立足在主客觀交界經驗中的散文寫作，顯露在語篇情態上的突出特點，是敘述、刻畫和思悟三重筆墨的穿插糅合，哪一重筆墨都避免過分濃稠、過分綿密，都只在相互引導和相互激發中綻露自己的一線光彩。這樣的作品，給讀者留下的感覺既不是單擺浮擱的講故事、傳異聞或談理念，又不是生貼硬捏在某個標簽式主題詞之下的幾個事件、幾樣風物和幾點想法的組合套裝，而是貫穿、牽連、滲透于一系列事態、物態和意態之中的一種整體經驗，其中有敘述和刻畫造成的對于特定的事與物的客觀感知，也有從思辨、體悟中展開的主觀意識，但這些事、物、意的呈現，都只到能夠觸發出相互關聯的一種主客觀體驗的程度為止，并不需要盡顯全程、全貌和整體，因而都只能算是它們各自的一種片斷化和瞬時化樣態。

只有在這樣的作品中，結構而不是內容才能提升為重心。因為一系列事態、物態、意態的剪裁取舍和經驗化整合，都由它們在作品中的出現順序和彼此交織的結構安排所決定。一定的結構對應著一定的作品形態和作品蘊涵。借用常與這類尋根憶舊的散文緊密相關的一個熟詞——“鄉愁”，或許可以說，輪到今天的散文來承載和表現的鄉愁，必須是新的，而所謂新，并不在事物、景物、風物和人物心情單方面孤立的新，而在所有這些方面協同觸發的一種共感、共振、共鳴之新。這樣的新鄉愁，在《民族文學》2017年推出的若干散文作品中已展露分明。

苗族作家句芒云路的《在苗巫的大地上》以逾萬字的篇幅和扇屏式的框架，描摹民間禁忌，重溫母愛親情，穿梭遞進的流暢敘述和細膩刻畫中散滿繁星似的點點省思，但始終都保持著止于審美體悟、不作理性妄斷的節制。布朗族作家李俊玲的《故土之上》，在記述隨父回鄉祭祖探親的敘事鏈上，橫截出鄉居舊景消逝、故土習俗衰微的一幅幅斷面，連綴起一個山村的三代人滿懷“后進民族對于知識的渴盼、對于文明的向往”，步步前行而又步步回頭的心路歷程。壯族作家陸祥紅的《寒冬里的那場大火》篇制不長，載重卻大，從回眸聚焦三十多年前大火毀家、舉村相助的一樁親歷往事的情境再現式的追憶中，為愈是遠去而愈見其寶貴的舊時光里的鄉情民風和庭訓家教，譜寫了一支贊歌和挽歌迭唱的招魂曲。滿族前輩作家趙大年的《鹿回頭》，洗練疏簡，以輕搏重，與《寒冬里的那場大火》有異曲同工的韻致，表面上似乎只是在“想當年”，實質上更著意于“看今朝”。從它撫今追昔的漫話中，不難感觸到一層引而未發的深義：勤儉持家在公德和私德領域同步并行的去而復返、退而復興，并不僅是世風流轉的一種現象，更是社會價值抉擇和文化力量博弈的一個結果。

三

生態書寫，在近年漢語散文創作中，已成蔚為大觀的一股潮流。跨出漢語文學和中國文學的疆域，向外尋訪，與我們眼前的生態散文相似的寫作形式并不鮮見。不過，用散文來表達生態主題，對人與自然的關系進行深描細畫，固然是必需必備，但最關鍵之處，還是應該放在錘煉作品中想要和讀者分享什么樣的生態觀這一點上。只有在這一點上嚴加斟酌、妥為處理，我們從當下出發的散文寫作，才能真正成為對得住和擔得起實際生態問題的、有意義和有價值的寫作。否則，我們的這類寫作就完全可以被過去和遠方早已存在的某些文本代替。能否提出一種富有現實針對性的生態觀，恰似一條紅線，把散文世界里從傳統中沿襲下來的鄉愁書寫，和直擊當代現實的生態書寫，徹底區隔開來。

依此縱觀，2017年《民族文學》的生態散文類作品中，蒙古族著名作家鮑爾吉·原野的《土離我們還有多遠》、裕固族作家鐵穆爾的《這些古松應該如何生活》、侗族作家龍章輝的《進山遇到神》，都各有較為獨到的可觀之處。其中，《土離我們還有多遠》進一步延續了作者堅持多年的長調式寫作，以舒緩的敷陳、精細的描繪、沉靜的參悟，從容演繹循著與大自然的微妙律動相隨相應的專注而散淡的生活作派。《這些古松應該如何生活》素樸無華，以選摘、拼接牧人寫作者車凌敦多布的筆記、日記、書信及他跟朋友A·杰奇互通的手機短信的奇特形式而成篇，在看似零散、粗礪的句段中，原汁原味地展現了綿延輾轉于寒暑輪回、晝夜更迭之間的草原人與城市客生龍活虎而又溫存細膩精氣神。筆法和結構都極像小說的《進山遇到神》，則經由深居烏雞山的老玉既以打獵為生、也以打獵為能和為趣的大半輩子故事，把護生惜命的仁心慈念人人皆有、處處皆在的信念，欲揚先抑、反中見正地標舉到了逸出梅山文化的巫祝底色和地域邊界的高度。

靈動、誠摯的筆觸，足以讓亙古不絕的鄉愁書寫永遠不老，讓總是迫在近前的生態問題時時翻新，但從期待挑戰性和開拓性的創作實驗的角度著眼，想必任何一位作者和讀者，都不甘愿自己正面對的一篇作品充其量只配嚴絲合縫地落入某種確定的套路或模式，而絕無在新的方向上和新的可能中釋放活力和求得理解的可能。《民族文學》2017年度作品隊列里的如下散文篇目，或多或少地迸發著一股試圖沖擊通行套路、突破固化模式的銳氣。

這之中，藏族作家雍措的《凹村紀實》最值得關注。與雍措本人在同年另一期《民族文學》上發表的《月亮村的記憶》相比，《凹村紀實》也明顯更勝一籌。《凹村紀實》的三題中，尤以第一題《朵嘎》的構制最為精湛：一部電話，一位不起眼的鄉親，一次次飛越在家鄉和“我”所居城市之間的拉家常、談瑣事的電話長聊，連接起藏區農村物質生活條件與時俱進的全方位改善所成就的“今”和滯留在“我”記憶中的故鄉生活場景的“昔”，也連接起同一時代里分隔在差異日益加深的兩個生活空間和兩個社會階層的舊鄉鄰。《朵嘎》的框架和細節，既渾然天成似地爽利，又匠心十足地含蓄。很多意思和情緒，它明明沒有說透，但又確確實實地充溢在字里行間，迎接著讀者，等待著感應。這證明它的整個文本已成了一種能夠吸引讀者投入自我儲備、接續創造進程的知情意的激發裝置。

回族作家阿慧的《大地的云朵》，雖從“中國報告”征文欄目登場，其外在的面目——第一人稱視角覆蓋始終、作者本色之“我”的敘述腔調和意識活動牢牢掌控文中一切，卻顯然可以讓我們毫不猶豫地把它歸作散文。這篇兩萬多字的作品，論形式和內容上的體量，都稱得起是2017年《民族文學》散文方面的壓卷之作。通讀全文，看得出這是一篇與尋常浮光掠影、走馬觀花的采風游記截然不同的實打實的“深扎”報告。在近年機械化采棉普及之前，每逢秋冬時節內地數十萬農民赴新疆從事采棉勞動的現象，早經視像藝術和新聞紀實多番關注。對此，文學寫作又能有怎樣獨辟蹊徑的深入把握？《大地的云朵》所作的回答是：把焦點對準一個個拾棉工，由點及面、由今溯往，從近距離共處交談的見聞觀感與直錄或轉陳的人物自述兩相交迭的脈絡中，舒展開細致軌跡各有不同、酸甜苦辣風雨兼程的總體況味卻如出一轍的平凡人生畫卷。濃縮《大地的云朵》的讀后感觸，得到的是小人物苦樂相和、悲欣交集的血汗淚水。它們遠沒有河海那么深廣、山川那么壯美，但至少在文學的天地里，它們絕非微不足道的無聊瑣屑。和許多VIP人物的豐功偉業一樣，這些俗世凡人的心血汗淚也在真切地折射著、有力地支撐著大時代的繁榮和全社會的進步。

同是以寫人為經、以寫時代和社會為緯的篇什中，布依族作家悟空的《離媽媽最遠的孩子（外二篇）》中的《父親的謙虛》、畬族作家朝顏的《逃離》、回族作家馬慧娟的《雨在天堂》，也都別具一格。在血緣至親、鄉邦族群的不同情境中，它們對家庭和村落素常生活的世代差異、倫理歧變、人性糾結，給予了飽含溫情、善意和悲憫的觀照與表現。文中投注的筆墨情思濃淡不一、力度深度各異，但都沒有陷入以簡單化的道德裁判封頂、用標簽化的價值評價蓋棺的濫調俗套。瑤族作家紀塵的《冬天，在百萬人的村莊》，把這類散文的選材擴大到了域外。作者旅居德國的親身經歷被納入作品，用以構成屬于“別人”的歐洲文化和屬于“自己”的瑤鄉文化在實感和憶念中交疊并置的繁復背景，進而為尋索個人當下生存的精神依據的文思理路，襯托出更緊繃、更錯雜的張力。

借有限的篇幅和時間，在通盤細讀和再三慎思之后，匆促歸結2017全年《民族文學》奉獻給讀者的80余篇散文藝術品質和社會意義上的得失，明知疏漏難免，卻又不能不確鑿斷言。因為創作實踐雖向來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個中甘苦越是精微之處就越是不足為外人道、也不必由外人道，但理論批評若真想盡到為有高遠追求的創作推波助瀾之責，首先就得遠避“以己昏昏使人昭昭”的誤區，保證自身的澄澈透亮。至于創作者，在參考過理論批評以后重返創作一線時，當然還是要拿得起、放得下，輕裝上陣，抱虛而進。誠望來年《民族文學》的散文作者群繼續深耕廣拓、收獲累累，為中華文學共同體增添更多從各民族絢麗悠遠的歷史文化景深中而來的精品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