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為了全面貫徹落實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營造講真話、講道理的文學批評氛圍，作家出版社在2017年11月推出“剜爛蘋果?銳批評文叢”，首批推出李建軍、洪治綱等十位批評家的評論集，出版社希望通過這些關注文學現場的評論家敢于講真話的評論，能夠營造“好處說好，壞處說壞”的健康批評生態，破除當代文學批評近年頗流行一味贊歌的“同質化”傾向，意在重構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批評精神和批評維度，愿望良好。其實也是針對當下文學批評亟需解決和構建的一個維度，來設想和舉措的，出版社的舉措既有勇氣又別具慧眼。

洪治綱的《偏見之辭》與李建軍的《超越消極寫作》，在整個文叢當中，格外出類拔萃。洪治綱將評論集命名為“偏見之辭”，評論家自謙和智慧的光芒俱顯?！柏酄€蘋果”、銳批評，如若一味地追求與眾不同的批評語辭，這樣的“銳批評”是行之不遠的，即便一時翩若驚鴻也很快會被大浪淘盡徒剩砂礫，反而會因為時過境遷更顯這種樣式批評的可笑和無知。洪治綱自謙的“偏見”，其實恰恰是敢于對一段時間以來和當下文學批評時弊和沉疴已久的癥結發聲，而且他的發聲既切中肯綮又不偏激，甚至還暗藏智慧、余音繞梁。

在《論新世紀文學的“同質化”傾向》《底層寫作與苦難焦慮癥》《俗世生活的張揚與理想主義的衰微》《畸形“智慧”的迷戀與書寫》等篇中，我們看到了一個一直關注文學現場的評論家的睿見和慧眼獨具?！墩撔率兰o文學的“同質化”傾向》一篇，宏觀與微觀兼具，及時并且深刻指出了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原本流行在商業領域的“同質化”產品現象，業已蔓延到文學創作領域：“它所呈現出來的主要特征是，作家的個人創作，不斷出現內在的自我重復，一些作家對某些現實熱點現象，自覺或不自覺地進行群體追捧，形成模式化的經驗書寫；不少作家對文化消費的嗜好，進行不加甄別的迷戀式表達，導致類同化的審美表達；諸多作家對特殊生存群體的存在境域，進行單一化的經驗處理，等等。”評論家首先意識到了新世紀以來的網絡小說當中這個問題格外明顯，但我們可以進一步思考的是，網文到底是不是文學？另辟一個門類，或許對于網文和文學本身都更好。雖然現在網絡文學的討論會和評獎不勝枚舉，有關網絡文學的評論和研究似乎也在趨熱，但正如有的評論家所指出的，網絡文學已經越來越被狹隘地理解為網文平臺的網文，“文學”被偷換成“IP”之后，也就是網絡文學之“文學”忽然被定義為類型通俗小說之網文時，其實，傳統文學和網絡文學之“網文”的“共識”已經和文學越來越沒有關系了（參見：何平《網絡文學就是網絡文學》，《文藝爭鳴》2017年第6期）。將之追認到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大陸原創通俗文學的復蘇、現代通俗文學的發現和追認、古典文學的“說部”傳統，恐怕都是差強人意的。許多網文當中存在的模式化寫作，具體描寫的整段高頻率復制和粘貼，對歷史人物的過于虛無地改寫已經到瘋狂的地步……網文往往是“三俗”現象最為容易滋生的地帶，網文背后的民間資本力量是龐大和足以讓人懼的、而“文學”性則是堪憂的。打賞機制和網文大神輩出、無須借助紙媒的力量，點擊量、粉絲數、收視率，等等，自成評價和贏利機制。在“IP”時代到來之前，網絡寫手還是希望得到傳統文學期刊的確認，爾后他們幾乎完全形成了自己的審美和評價機制。好的有睿見的批評，啟發我們進一步的思考，洪治綱的批評有這樣的作用。

《底層寫作與苦難焦慮癥》，從本哈德?施林克的《朗讀者》、卡德勒?胡賽尼的《追風箏的人》、西格弗里德?倫茨的《德語課》等國外小說，在書寫底層生存苦難時，能在敘事話語中始終洋溢著某種寬廣而溫暖的人性，來反思我們的底層寫作，帶給讀者的，常常是驚怵、絕望、凄迷和無奈，間或還有些墮落式的玩味和暴力化的戲謔。評論家提出了這種有關底層苦難的書寫，是一種應該反思的敘事陷阱。我對此深以為然。這個問題已經嚴重到在一些知名的、底層寫作的代表性作家那里，其審美意味和寫作倫理都是值得反思的，不止寫暗娼之類的小說“缺乏真誠、真實而又深刻、有效的悲劇表現力”，而且其他題材的底層寫作中，也同樣存在著這類問題，甚至往往對農村道德的崩落持一種玩味的態度。洪治綱的發現是及時的、準確的和非常具有針砭創作時弊的意義和價值的。我們看新時期以來的鄉土文學寫作，寫出“鄉村的失落”的多，寫出鄉村傳統倫理價值依然存續的少；寫出鄉村人性畸變和各種苦難的多，寫出鄉村在社會轉型當中依然不乏人性溫暖的作品少。鄉村的失落是新時期以來尤其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鄉土小說一直在反復申說的主題。包括像賈平凹在《高老莊》《秦腔》《帶燈》《極花》等小說，也是對這一主題持續而深刻地揭示，作家對中國傳統鄉村日漸消逝的表現，是滿懷五四以來作家作為受苦先知、意圖拯救鄉村和對鄉村未來抱有來自知識者的期許的文學理想。我們在鄉土文學中幾乎看不到鄉村生命力的時候，反而是在一直扎根鄉村的基層作家譬如四川作家賀享雍那里，能看到久違的內置的鄉村視點和鄉村傳統倫理價值依然存續的可能性。在眾多或者通過帶有濃重社會問題性質的事件書寫“中國最后的農村”，或者滿懷對鄉土中國面臨現代性社會轉型所遭遇的經濟亟速發展乃至無數畸形現實的深刻思考和危機感書寫正在經歷巨變和社會轉型的鄉村，再或者是書寫鄉村文化傳統是如何在文化消費主義面前不堪一擊的鄉土小說當中，反而是曾務農四十載的、一個基層作家在能夠兼具文學性的同時，書寫了傳統鄉村倫理當下依然存續以及新的可能性，小說呈現“新鄉土中國”的整體性審美書寫向度。這不能不引發我們嚴肅和認真的思考。從這個意義上講，洪治綱所提出的問題，很有價值而且意義重大。

《俗世生活的張揚與理想主義的衰微》《畸形“智慧”的迷戀與書寫》等篇無不是這樣針砭創作時弊和總結一段時間以來一類創作或者多數創作當中潛隱的弊病。這種針對文學現場的發聲，不是空穴來風，皆有創作的文本和事實為依據，很有說服力。如果能夠反作用于創作、反向投射到文學現場，不啻有著治病救人的功效。洪治綱的評論當中，對于文學現場的關注和及時發聲，是一個顯著的特點，但也都是有著深厚的學養、理論基礎和學理性支撐的，與所謂的“酷評”天然拉開了距離。我非常欣賞他在《短篇小說，或一些問題》《陷阱中的寫作——論新世紀初期的長篇小說創作》《先鋒主義與形式主義的迷障》《論非虛構寫作》等篇當中所呈現的理論素養、學養和學理性支撐的批評維度?！抖唐≌f，或一些問題》，中所提出的問題和思考，其實對于作家短篇小說的寫作很有反思和指導意義?！皻W?亨利式的短篇，或一種包袱”“辛格式的短篇，或一種游離”“卡爾維諾式的短篇，或一種寓言”，讀來讓人信服。《論非虛構寫作》一篇，批評的睿見和學理性兼具，我在做此文的責編時，就深刻地感受到了這一點，在眾說紛紜的評價非虛構寫作的評論文章中，這篇文章不乏睿見，又以學理性顯著特色為標識。洪治綱認為，“非虛構寫作”作為中國文壇近年來備受關注的創作熱潮，“它以鮮明的介入性寫作姿態，在直面現實或還原歷史的過程中，呈現出創作主體的在場性、親歷性和反思性等敘事特征，折射了當代作家試圖重建‘真實信念’的寫作倫理?！迸c此同時，他也反思了非虛構寫作容易罹患的文學性欠缺的問題。

洪治綱的文學評論是很有批評的勇氣的，而這勇氣是建立在睿見和良好的批評眼光的基礎上的。《困頓中的掙扎——賈平凹論》等篇，就明確顯示了這一點。而李建軍《超越消極寫作》評論集，我們同樣可見批評家的眼光，慧眼獨具，勇氣可嘉和批評的睿見，很好地詮釋了“批評何為”及其當下的可能性。我個人尤為欣賞李建軍《超越消極寫作》中第一輯——有關莫言獲得諾獎的整體性評論，不應只聽到贊美，“好處說好，壞處說壞”可能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批評尤為需要構建的批評精神和批評維度。但是，與此同時，我也深深地不同意缺乏文本分析支持的、缺少學理性支撐的“酷評”和一味挑刺之作，我認為這樣的批評，對于自己的評論和作家的創作都是極其不負責任的。據已了解，的確曾經有一些成長中的作家乃至已經成名的作家幾乎被“棒殺”的現象，“捧殺”不可取，“棒殺”同樣可怕。讓我們通過有標桿和示范意義的評論家的評論，重新呼喚良好的批評精神，重建批評的應然維度，重構健康正常的批評倫理。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文學評論》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