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狂飆》

《兄弟姐妹》

《關漢卿》

《酗酒者莫非》

對中國話劇來說，2017年是作品和話題相當豐富的一年。除了在創作、交流上保持近年來積極的態勢，借助中國話劇誕生110周年的重要歷史時刻，眾多戲劇人都以話劇形式結繩記事，嘗試在時間的沙盤上留下自己的刻痕。總體看，原創作品層出不窮，引進劇目異彩紛呈，戲劇節、邀請展四面八方，大劇院、小劇場燈火輝煌。中國話劇發展進入了一個好時代。

原創話劇創演市場繁榮

2017年，原創話劇的創演可謂有聲有色。一方面政府相關部門繼續加大扶植力度，另一方面國有院團和民間劇團也表現出活躍的參與姿態。

除了一些院團的日常演出，“第三屆中國原創話劇邀請展”成為原創作品最為集中的展演平臺，推出31部原創作品。年終歲尾，首屆“全國話劇優秀新劇目展演季”也以18部作品壯大了原創的聲威。這兩次大規模展演滿蘊著主辦方鼓勵原創、激活原創、推動原創的良苦用心，也的確展現了原創的成果、挖掘了原創的力量，表現出堅守的姿態。尤其中國國家話劇院主辦的“中國原創話劇邀請展”，到2017年已經連續舉辦三年。雖然作品質量參差，但表現出主辦方作為國有大院團持續關注原創的責任擔當，這種關注與堅持本身就是最為可貴的價值。“全國話劇優秀新劇目展演季” 是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政府、北京市文化局、中國話劇協會共同舉辦的活動，該活動預計作為長期運營的戲劇東城戰略的核心項目，今后將每年舉辦一次。如果說中國國家話劇院的姿態令人敬佩，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政府的行為則只有“振奮”二字可表。它讓中國話劇人看到了原創話劇更為廣闊的生存發展空間。應該說，對于2017年的原創話劇，這兩次展演功不可沒。尤其展演中，既有已接受過觀眾評價、專家評判、獎項評比等多種檢驗的《北京法源寺》《從湘江到遵義》《兵者，國之大事》《麻醉師》等當代優秀劇目，又有《人民的名義》《谷文昌》《開爐》《天下糧田》等2017年新創演的作品。既有京味兒濃郁的《炒肝》《皇城根下》《十年》，又有《干字碑》《十八洞》《韓文公》等富于地域特色的作品。這些作品代表著原創的活力和希望。此外，一些獲得國家藝術基金資助的劇目，因為有演出場次的要求，在繁榮話劇演出市場上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政府部門對話劇創演投入加大的同時，民間作為一股生機勃勃的力量更是推動了市場繁榮。僅以由文化烏鎮股份有限公司主辦的烏鎮戲劇節為例，2017年上演的24部大戲包含了10部原創劇，其中《風塵三俠》和《裁·縫》是首演。雖然在整體比例上，引進劇席位更多，但烏鎮戲劇節同樣鼓勵原創、尤其鼓勵青年人的嘗試與競技?！扒嗄旮傃輪卧睂χ袊嗄昃巹?、導演的成長均有所助益。作為中國戲劇人的一場集體狂歡，烏鎮戲劇節最大程度展現了民間活力。2017年，它依然是戲劇的盛典式存在，具有廣泛的業內影響力，并且以極高的票房活躍了演出市場。盡管艱難，“第八屆南鑼鼓巷戲劇節”照舊在2017年6月拉開序幕，除了蓬蒿劇場，還在河北曹妃甸、三星堆戲劇節、合肥青年戲劇節設立分劇場，進行了讓戲劇走進更多城市、走近更多觀眾的實踐。其他如以“獨立策展”為特點的西溪國際藝術節在2017年如期迎來了第三屆，政府與民間合作的2017上海表演藝術新天地開始了它“商業綜合體變身戲劇表演空間”的第二次試水。顯然，2017年，民間資金的融入是話劇創演市場的另一活水源頭。

原創作品的多樣面貌與自我培育

從取材和主題角度看，反腐是2017年話劇的一個關鍵詞。無論關注現實還是凝視歷史，無論直接反腐還是歌頌“清官”，正風肅紀、警世醒世都成為舞臺焦點之一。2017年3月，中國國家話劇院以《人民的名義》拉開了反腐話劇的序幕，這部直面人性黑洞的作品表現出相當的敏銳和力量；幾乎同時，國家話劇院又推出了大戲《谷文昌》，樹立共產黨員好干部形象。4月，天津人民藝術劇院開春大戲《天下糧田》展現了劉統勛以法護田、以律治田的堅定和英勇。上海話劇藝術中心復演去年大戲《大清相國》，一個有公心、恤民情的大清相國陳廷敬形象重返舞臺，并于三個月后站在了首都劇場舞臺上。5月，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年度戲《大訟師》也將“為官之道”作為關注點，表現的是為官者“不忘初心”的艱難與可敬。年底，廣東省話劇院的《韓文公》、遼寧人民藝術劇院的《干字碑》、湖南省話劇團的《十八洞》等首次進京演出的作品，也從不同角度將清廉、實干的“官員”作為正面主人公加以表現。

如果說上述作品是獻給為官者的箴言，《家客》《雨夜》《兩只螞蟻在路上》等作品就是唱給普通人的歌。喻榮軍編劇、周小倩導演的《家客》是上海話劇藝術中心新作，這部著眼于個人家庭生活的三個人的小戲，以風趣的形式探討了退休生活、知識分子責任、人生的可能性等諸多大話題，假想式結構和開放式結局展現了“佳構劇”的精致與精巧。沈陽話劇團新作《雨夜》由李寶群編劇、吳曉江導演，關注普通人的成長和際遇，人物定位表達了編創者的志趣。李寶群編劇、王根導演的《兩只螞蟻在路上》也以底層視角反映現實冷暖。此外，一些表現歷史人物的作品，如北京人藝重排的《關漢卿》、上海話劇藝術中心重排的《商鞅》、河北話劇團的《詹天佑》、北京東城區政府支持的《留取丹心》等，也在2017年話劇舞臺上留下了印跡。還有一些致敬經典的劇目，如李六乙導演的《李爾王》和四川話版《茶館》、方旭改編和導演的《二馬》等，借助經典的高度顯示出了獨特魅力。

從舞臺呈現角度看，2017年話劇對傳統戲曲舞臺意象情有獨鐘。羅懷臻編劇、王曉鷹導演的《蘭陵王》用“中國式的舞臺意象”，講述了一個“關于靈魂與面具”的現代寓言，是編創者在當代舞臺體現傳統戲劇美學意韻的一次嘗試。田沁鑫重排《狂飆》，雖然使用的是現代高科技手段，完成了舞臺上真人表演與即時影像的無縫對接，但敘事過程中依然使用了中國戲曲、日本能劇等傳統美學符號。2016年年底首演的《羅剎國》更是直接將京劇、皮影、儺戲等借用到現代舞臺，作為自己的表意工具，并且受到來自各方面的好評。

不難發現，2017年各種類型的展演、戲劇節中，新創劇目數量并不多，舞臺上多的是舊戲重演或新演。事實上，這正是原創作品不斷接受舞臺檢驗，接受遴選和培育，逐漸產生成熟的、留得住的過程。以往，很多原創話劇完成一輪公演后便被封存。國有院團的作品尤其如此。很多國有院團為完成年度任務，會追趕下一個創作排演計劃，而將上一個作品束之高閣。這導致很多作品是一次性的，沒有在舞臺上延續生長和留存的可能。投入大量資金、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排演的很多作品，并沒有產生相應的社會效益和影響。而今，活躍的市場對作品有了大量需求，一些可能被封存的作品迅速獲得了再次經受舞臺檢驗的機會。專家評價、觀眾反應、票房數據等，會自然淘汰一些沒有生命力的作品，而將另一些具有延續性價值的作品遴選和保留下來。像永遠不缺少觀眾的《茶館》《窩頭會館》等作品，就是檢驗的選擇。而這個大浪淘沙的過程，就是中國原創話劇自我經典化的過程。

當然，我們不能以此躲避2017年原創話劇創新能力不足的問題。第一，2017年舞臺上的原創作品多、但新作品少，這是不爭的事實。第二，那些關注現實的作品，只關注最切近、最流行的社會現實或表面化的社會問題，整體看還缺乏精神深度，極易陷入“假、干、淺”的窠臼。第三，一些作品主題先行的痕跡嚴重。為主題找生活，而非因生活立主題，存在主題大于形象、大于故事的弊端。第四，小劇場活力下降，大多作品缺乏實驗與創新精神。除了極小眾的王翀的《茶館2.0》、李亦男的《水滸傳》等有限的作品以浸沒式或文獻劇的新鮮方式，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其他作品多為空間上“小”的劇場里上演的小劇場話劇。精神叛逆與藝術創新特征多不明顯。這些問題給熱鬧的2017年話劇平添了寂寞。

中外交流進一步深化

2017年，中外交流熱度持續，不但千姿百態的引進劇目不斷突破中國觀眾的期待視野，而且在藝術實踐層面產生了國外導演與中國演員合作的作品。

“第七屆林兆華戲劇邀請展”依然是最為重要的平臺，帶來了一些必將留在2017年中外戲劇交流史上的重要作品。長達8小時的俄羅斯導演列夫·朵金的《兄弟姐妹》對戰爭、政治、人性的反思達到了相當深度，展現了一個民族面對自身歷史的勇氣，也證實了現實主義的生命力。英國作家薩拉·凱恩編劇、波蘭導演格熱戈日·亞日那執導的《4·48精神崩潰》近乎獨角戲，表現的是一個人自殺前夕不斷滑向自己精神深淵的過程。比利時導演盧克·帕西瓦爾帶來的俄羅斯圣彼得堡波羅的海之家劇院的《麥克白》，不以故事為重點，在一小時的演出時間主要依賴演員的情緒狀態完成麥克白心理形象。意大利導演羅密歐·卡斯特魯奇的德國邵賓納劇院版《俄狄浦斯》，可以說是形式美學的極端產品，黑白二色為主的舞美、燈光、服裝幾乎構成了無可挑剔的視覺美學效果。德國導演托馬斯·奧斯特瑪雅作品《瑪利亞的婚后生活》一反這位新銳導演的一貫風格，以相對中規中矩的設計出人意料。12小時的長河式作品《2666》無疑是2017年的重要話題劇。這部由法國導演朱利安·戈瑟蘭根據智利作家羅貝托·波拉尼奧同名長篇小說改編的劇作，在對本能、暴力、罪惡等的詮釋中，作品極盡舞臺之能事，同步影像、現場樂隊、伸縮舞臺等讓形式本身即成為了內容。“林兆華戲劇邀請展”之外，立陶宛VWT國立劇院的《母親》，也以樸素的現實主義風格讓觀眾對這個小國家的話劇肅然起敬。2017年，立陶宛是中外交流中出現頻率頗高的國家。烏鎮戲劇節上，立陶宛導演里馬斯·圖米納斯與俄羅斯瓦赫坦戈夫劇院合作的《葉普蓋尼·奧涅金》、立陶宛導演奧斯卡·科爾蘇諾夫為立陶宛OKT劇團執導的《海鷗》等作品，也贏得了觀眾好評。此外，英國/德國“大嘴突擊隊”的作品《西方社會》、德國導演赫伯特·弗里奇的作品《他她它》或因形式詼諧或因戲劇語匯豐富，也都成為2017年觀眾議論較多的劇作。

不難發現，跨國藝術合作在2017年引進劇中相當普遍，而“國外導演+中國作品+中國演員“合作模式則是2017中外交流深化的成果。波蘭導演陸帕執導的由史鐵生作品改編的《酗酒者莫非》、波蘭導演格熱戈日·亞日執導的魯迅作品《鑄劍》、立陶宛導演拉姆尼·庫茲馬奈特執導的萬方編劇的《新原野》等，就是這一現象的代表。其中，《酗酒者莫非》引起的關注最多，評價也分為兩極?！缎锞普吣恰犯木幾允疯F生作品《關于一部以電影作舞臺背景的戲劇之設想》，以電影熒屏為舞臺背景，借一個白日夢游的醉鬼之口，探討了關于人的孤獨、虛偽、人生的無奈與虛無等命題。兩輪演出后，文學界、文化界、戲劇界對這部作品的兩極化評價，顯示了不同領域的接受者對于戲劇的不同期待和要求。論爭無關是非對錯，重要的是中國話劇與國際導演合作模式的建立所產生的影響力。其實，無論原版引進還是中外合作，國外戲劇的“劇場藝術”理念，技術參與程度、表演的分寸感等，都給中國話劇帶來了諸多啟示。

轉瞬，2017年已成過去。在話劇在中國落地生根110周年的這個重要年份，因為作品和話題的豐富，我們獲得了對中國話劇的進一步觀察。如何繼續激發原創的活力？如何讓中國話劇有更廣闊的舞臺？“劇場藝術”固然是一條可以嘗試的途徑，但那些僅屬于劇場的精彩如節日煙花，盛放之后依然是寂寞的灰燼。要想創作出精品乃至經典，不負話劇的好時代，“劇本藝術”仍然具有重要地位。田本相先生在紀念中國話劇誕辰110周年學術研討會上提出的“中國話劇的詩化傳統”，恐怕是2018年話劇人應該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