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編者按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各種西方理論在中國開始了新的社會實踐之旅，歐美歷史與國內現實語境的錯位與缺席，使得中國學者與西方理論的相遇十分坎坷。本文作者戴錦華帶我們回溯了波伏瓦及女性主義進入中國的源始。西蒙娜·波伏瓦、《第二性》與女性主義理論在中國的顯影，事實上呈現在一個社會現實語境的多重錯位之中。在當時特定的文化景觀下，波伏瓦作為以薩特為主導的“偉大的情侶”角色之一進入建構中的新主流文化視野，同時因對女性主義譯介和話語形態表述的錯位，導致理論的誤讀與思想資源的浪費，這一系列理論實踐的結果成就了波伏瓦與女性主義在1988年的勃興。波伏瓦無疑已在一次漫長而曲折的理論旅行中，成為當代中國文化的內在組成部分，而在不斷更新的歷史環境下，要求著一個新的女性主義的社會實踐，一個更為廣闊而積極的社會實踐。

2018年1月9日是波伏瓦誕辰110周年，文藝批評特推出戴錦華老師的文章，以作紀念！

《第二性》

可以十分清晰地記得，我最早接觸到西蒙娜·波伏瓦和她的《第二性》，是在1979年的某個時候。

最初讀到的是臺灣版的《第二性》的第二卷:關于文學的部分，仍可以憶起閱讀時所感到的震動和親和。曾經讀過并深深地浸淫其間的歐美男性文學大師的名著，第一次在我面前顯影出性別書寫的面向，而那天才也是痛切的窺破：“女人不是天生而成的，而是后天造就的”，初次讀到時，有某種內心深處的驚心動魄之感。它準確地呼應并破解著我在成長年代深深的困惑：盡管生逢“男女都一樣”的時代，盡管少女時代的心路寫滿了英雄、女英雄之夢，但青春歲月的生命，卻屢屢撞痛在無形卻依然強大的性別規定與性別秩序之上。于是，在生為女人、“做女人”等令人困惑的心路與身路間深感彷徨。可以說，憑借《第二性》，我以自己的生命體驗貼近了那時尚不知其名為“女性主義”的表述，而且也似乎是從那時起，女性主義于我，不再是一種“理論”，盡管它早已和“語言學轉型”之后任何一種理論一樣博大艱深，而是一種與我的人生體驗彼此滲透、融合的“自我表達”。

時至今日，我已經記不清那本《第二性》的來路——可以肯定的是，書并非來自書店、圖書館等“正常渠道”，只記得書已經破舊，似乎已被無數人傳閱——這在當時并非特例，而是“文革”年代的余韻：一本書，尤其是西方文學或哲學著作的譯本，常常擁有無數讀者；“文革”歲月中，一本書一經借出，便大多黃鶴杳然，那書自此踏上了它奇妙的“奧德賽”，將經過無數人的手并被閱讀。來自高層的“內參書”或來自港臺的譯本與海外中國學著作尤其如此，那些書大都在它的漫長漂流中漸次殘破。想來可笑，上世紀七十年代，不時是這些殘破不全的譯本們，為人們提供著思想資源，并釀造著潛行中的文化潮流和運動。而八十年代，許多著名的思想和文化潮汐，所“依據”的不如說作為某種“借口”或“引子”的，仍大多是某些西方理論、海外華人著作的“斷篇殘簡”、或“道聽途說”。作如是說，固然是指經過三十余年的拒絕與隔絕之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對二十世紀歐美理論的介紹盡管來勢兇猛，但遠非系統而有序；而且由于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建構力量，以及當代中國歷史與歐美歷史間的錯位，使得類似理論的中國傳播，大多懸浮、游離于其產生的歷史、社會語境與思想和學院脈絡之外。歐美歷史與現實語境的錯位與缺席，使這些作為中國現實的、抗衡性的思想資源的介入，具有了某種“絕對真理”的面目和價值。同時，為彼時彼地的人們所難于意識到的一個文化事實是，正是社會主義的歷史及社會主義制度下的龐大而有效的理論(其本意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翻譯介紹與出版機構，“喂養”了當代中國幾代憑借譯本而非通過原文、原作而觸及并進入歐美思想、文化、文學史的巨大的讀者群落。于是，作為七八十年代之交“思想解放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歐美理論與作品涌入，不僅經過了“專業”外語、翻譯人員的先期與不無偶然性的選擇，而且由于冷戰格局所建構的社會主義中國與歐美戰后歷史的現實錯位及潛在而多元文化沖突，對諸多歐美理論的引入，大都經過了少數專業外語人員的曲折或變形式的轉譯與片片段段的引述。

毫無疑問，波伏瓦和《第二性》“抵達”中國，意味著歐美女性主義理論之先聲的到來，而且這“半部紅樓”，無疑以今日難于想象的力度，介入并助推了中國女性主義、尤其是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出現、形成與潮汐漲落。但不無荒誕的是，波伏瓦的先期到達與持續風靡,卻并非女性主義之功，而是搭乘著存在主義，準確地說是搭乘著薩特這只大船登岸的。事實上，伴隨著1976年“文革”的結束，與經過短暫的過渡之后，成為中國“新時期”的文化標識之一的是“突然”迸發的外國哲學、尤其是文學作品的翻譯介紹熱。盡管在這一出版的熱潮中，占絕大多數的，仍是文藝復興到十九世紀的歐美哲學、文學作品的翻譯、增補、再版與重印，但作為筆者曾稱之為“中國再度遭遇(歐美)世界”之歷史情境的一部分，是二十世紀歐美理論與文學文本的浮出水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對所謂“西方現代派”文學的譯介。存在主義哲學與薩特，便是伴隨著中國文化這一特定的“班次”而“抵達”中國。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薩特與存在主義哲學率先在經由大學校園的流行和傳播，成為歐美哲學文化思潮沖擊并裂解當代中國文化的第一浪(在文化表象的層面上，它更多地呈現為席卷整個社會的思想解放運動中的間或涌上地面的暗河之一)，而且作為六十年代中國文化的特例與個案之一，薩特是鳳毛麟角地通過主流文化系統獲得翻譯介紹的二十世紀、并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家、文學家之一。因此，以薩特指稱并標識的存在主義哲學的進入，不僅被直接用作現實抗衡的思想資源，而且事實上成為連接其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國社會、文化斷裂的“浮橋”之一。

作為彼時一種特定的文化景觀，是文學所呈現的空前繁榮與文學成為超級載體的事實。一度，“文學”是社會政治抗議手段，是新意識形態的闡釋者與建構者，是最為流行的文化形態。因此，除了其他遠為繁復而深刻的社會思想原因，存在主義之為二十世紀歐美哲學、思想沖擊中國的第一浪，正是由于薩特(西蒙娜·波伏瓦)之為“現代派”文學家與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的身份(其拒領文學獎的“美談”，被剝去了六十年代的歐洲歷史脈絡，只用于增加薩特的“人格”高度)。首先獲得大量翻譯介紹的，正是薩特/波伏瓦的文學作品。于是,作為貫串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并在九十年代余音裊裊的存在主義哲學，其代表人物及其著作進入、甚或風靡中國的“順序”，依次為：薩特/西蒙娜·波伏瓦、加繆、里爾克、海德格(作為最為持續而影響甚巨的一位)、克爾凱郭爾、雅斯貝斯。因此，盡管西蒙娜·波伏瓦的進入，事實上伴隨著女權主義/女性主義于中國的再度命名；但不無反諷的是，她卻更多地作為薩特的“終身伴侶”、“偉人之妻”(除了“法語界”、法國文學的專業研究者，最早的關于薩特的介紹材料中，波伏瓦確乎被稱為“薩特的妻子”)〔1〕，一個“偉大的男人身后的女人”，而進入建構中的新主流文化視野。盡管波伏瓦的作品同樣以相當規模在彼時極為風行的外國文學期刊、雜志上獲得翻譯介紹，但相對于薩特所引發的狂熱、流行與激烈論爭，西蒙娜·波伏瓦所顯現的，只是某種“紅袖添香”的風雅逸事的味道。如果說，波伏瓦曾由于其為女人、為“妻子”的身份，于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國新主流文化的建構過程中，在某種“重寫性別秩序”的文化潛流中，顯現為某種次要、陪襯的元素；那么以其文學創作為先聲和楔子，薩特的哲學論文、著作的大量翻譯介紹，則在八十年代中國的某種“十九世紀”的知識譜系與文化格局中，使得波伏瓦作為低于哲學家“等級”的文學家，而再度屈居次等。

仿佛是對波伏瓦之“第二性”論述的一闋不無諷刺意味的印證和回聲，波伏瓦之于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新主流的“精英”思想、文化界，其命名的過程同時呈現為匿名。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二十年間，為人們津津樂道、反復講述并譯介的，是薩特、波伏瓦這對“偉大的情侶”的“不朽愛情”與“終生不渝的忠誠”。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對“偉大的情侶”，幾乎成了八十年代精英知識界的“神話”之一，而同樣由于中國知識界對歐美文化的“知識”，始終以專業外語人員為中介，間或由于某種心照不宣的“為尊者諱”的傳統，同時由于八十年代中國特有的某種“反道德的道德主義”文化氛圍，筆者看來，無疑亦由于某種性別秩序的表述與訴求，關于薩特與眾多青年女子的糾葛、波伏瓦在其間的微妙角色；那些成功或失敗的“三人行”，波伏瓦生命中的“第三者”，直到九十年代末年方始遲到地被中國知識界所獲知〔2〕。但此時，不論作為存在主義者，存在主義哲學或文學，或波伏瓦作為女性主義先驅的意味，都已于中國文化的主要景觀中“淡出”；類似出版物，不僅已無法“詆毀”或置換那則既成的愛情與忠誠的“神話”(作為那一神話重述的出版物的數量和規模仍遠勝于前者〔3〕)，而且仍只是在急劇變遷之后的中國社會語境中，顯現為某種不無風雅、饒有興味的名人逸事。其中波伏瓦個人生命中的、對女性主義的倡導與其在性別角色與秩序間繁復掙扎與曖昧，卻甚或為大部分將波伏瓦作為女性主義先驅而熱愛的中國女性主義者所忽略。

薩特和波伏娃

如果說，波伏瓦昭然的文學成就，使得她不可能僅僅作為薩特光環上的一個亮點，那么，西蒙娜·波伏瓦與薩特作為“不朽的情侶”的神話，則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特定語境中“柔化”了波伏瓦的形象，使她成為重構中的“新”性別秩序中的“理想女性”——所謂家庭、至少是愛情與事業兩全的現代女性。于是,頗為有趣的，西蒙娜·波伏瓦成了另一個始自三十年代，并貫串整個新中國性別文化的“浮橋”式人物：居里夫人(同樣略去了她和居里“美滿婚姻”中的陰影與其后的“丑聞”)的“續篇”——不是現代社會中兩性間的雙重標準的曝光，而是再度被用作一份成功的遮蔽。

然而，這并非西蒙娜·波伏瓦“遠渡”中國的全部。如果說，在主流文化脈絡間，波伏瓦的名字更多是作為“讓-保羅·薩特的終身伴侶”，作為一個創作頗豐的存在主義文學家，一個在當代中國充分浪漫化了的法國的女性知識分子，她的小說和劇作不時出現在紛紛復刊與創刊中的外國文學雜志和外國文學的最新譯著中〔4〕，那么，她作為女性主義之于“新時期”中國的先聲，則有著迥異的接受脈絡。從某種意義上說，女性主義/女權主義，是最早(再度)進入當代中國的歐美理論之一，《第二性》成了其中的第一聲。盡管在筆者的推測中，我曾經讀到的臺灣譯本(事實上也是唯一的中文節譯本)至少曾在北京等大城市的女性知識分子間廣泛流傳，但一如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進入中國的大部分二十世紀歐美理論，對彼時中國再度萌動中的性別意識與性別立場而言，《第二性》與其說是作為一部學術著作而影響、助推了這一進程，不如說，它更多地是作為出現在中國文學雜志上對西蒙娜·波伏瓦及其女性主義理論的介紹、甚至僅僅是作為“女性/第二性”這一稱謂、命名，而呼應著、指認著一種事實上迥異于歐美社會現實的女性社會性別生存的匿名體驗。

彼時彼地，盡管一個深刻的社會變革已然肇始，但包括婦女在內的中國城市、城鎮居民的生存狀況尚未遭到直接沖擊和改變。換言之，彼時的中國城市女性，尚置身于社會主義體制所造就的女性于政治、經濟、法律層面上的男女平等之中。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對于彼時的中國城市女性、事實上是知識女性群體說來，她們所面臨的，不是公然的性別歧視或針對女性的社會放逐，而是絕對平等表象之下的微妙的雙重標準，是雙重角色：社會層面上的男性標準和個人家庭層面上的“賢妻良母”的匿名規定中的現實重負。于是，充滿了“錯位”與誤讀地，波伏瓦對“女性/第二性”的命名，對應著中國知識女性對這一歷史生存現實的指認與批判。也是通過相近的途徑和方式——筆者所謂的“斷篇殘簡”和“道聽途說”，引文式的對朱麗婭·克利斯特娃的著作《關于中國婦女》中所謂現代女性生存的“花木蘭境況”的譯介、以及弗吉尼婭·伍爾芙所謂的“自己的一間屋”與“第二性”這一稱謂一起，成了當代中國婦女、準確地說,是城市女性掙脫新的、社會生存的無名無語狀態的開端與第一踏板。

有趣的是，對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以及整個八十年代的中國說來，其性別意識的萌動與蘇醒、女性主義思潮的涌動，并非以爭取社會平等，而是揭示、顯露性別差異為起點。在筆者的視域中，七八十年代之交，那一沖刷并深刻地顛覆、改變著中國社會的“思想解放運動”,潛在地包含著性別秩序的重建、準確地說是男性群體的“復權”；于是，同樣作為“思想解放”的一部而進入中國大陸的歐美女性主義理論，便在懵懂與不期然之間，既加入了那一“重寫性別”的文化進程，以女性群體的名義試圖揭示當時社會現實所遮蔽的“女性/第二性”的現實，又深刻而內在地成為對新的、建構中的性別本質主義表述的反抗。一如七八十年代之交，第一部頗具社會影響的、帶有鮮明性別立場的女性劇作《風雨故人來》，以一句臺詞成為二十年來頻頻重述的“口號”：“女人不是月亮，不靠反射男人的光輝來照亮自己。”作為女性爭取自身的群體命名，并同樣挪用彼時精英知識界“反道德的道德主義”作為一種抗衡策略，波伏瓦與薩特之為“終身情侶”而非夫妻、波伏瓦以較之薩特更高的名次進入巴黎高師、以及波伏瓦曾經質疑何以波伏瓦只能被稱作“薩特的伴侶”而非相反的事實，或曰趣聞，波伏瓦所謂：“女性”并非天生而成，而是后天造就的名言，便成為被八十年代部分女性知識分子津津樂道并不斷引證以支持其駁論的依據。

在歷史回瞻的視野中，不難看出，西蒙娜·波伏瓦、《第二性》與女性主義理論的中國顯影，事實上呈現在一個社會現實語境的多重錯位之中。彼時彼地置身于一次極為深刻的社會變更的序幕之中，人們尚且無法預料。換言之，女性主義作為新的、抗衡的思想資源的意義遠未獲得真實的顯現。在彼時人們的社會想象中，未來，一個更為理想、和諧而完美的社會，卻是以今日社會結構為基礎的、“合理”的修訂版。因此,西蒙娜·波伏瓦、“第二性”或女性主義，僅僅被指認為、事實上也的確充當著城市知識女性的一種文化資源與文化行為，一種話語形態與表述。此間一個突出的錯位，在于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女性主義者借助“女性/第二性”的說法，與其說是用以凸現性別本質主義表述的荒謬，不如說首先并用來標識性別差異的存在，藉此突圍于“男女都一樣”的時代女性生存的無名狀態。盡管顯然出自偶然：臺灣版的《第二性》，只節譯了原作的第二卷關于女性與文學的部分，但卻必然地呼應并進一步構造著當代中國女性主義的最初取向：那僅僅是一種文化的而非政治的立場、話語與訴求；一如人們引證弗吉尼婭·伍爾芙的時候，僅僅凸現其“自己的一間屋”或“成為自己”，而略去或無從感知伍爾芙所謂“自己的支票簿”的意義。因為身處政治、法律、經濟意義上的男女平等的社會體制之中，(城市)婦女經濟獨立、男女同工同酬被多數女性視為某種天經地義的事實，其歷史脈絡及這一事實與世界其它地方女性生存現實的落差，幾乎未曾進入彼時知識女性的思考與觀察的視野之中。

同時，西蒙娜·波伏瓦與《第二性》(第二卷)，成為女性主義之于當代中國的第一聲，同時對應并呼應著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直至整個八十年代，女作家群落及其創作在中國的勃興。從某種意義上說，蔚為壯觀的女作家、女藝術家群體的浮現，是社會主義歷史與當代中國婦女解放的直接結果，同時是對這一尚未獲得指認的“遺產”的一次不自知間的豪放揮霍。此間一個十分有趣的事實是，于七八十年代之交登臨中國文化舞臺的女作家、女藝術家群體，盡管無疑表現了漸次清晰的性別立場，并且以不同的方式和角度呈現不同社會建構中的當代中國女性的第二性式生存于隱秘；但她們中的絕大多數、尤其是幾乎其中所有的皎皎者，都曾明確拒絕女性主義者或女性主義文學/藝術家的標簽或稱謂。于是，女性主義在中國的浮現到勃興，盡管緊密的聯系著女作家、女藝術家群落的涌現，卻更多地呈現為另一個與之彼此交錯、間或平行的文化脈絡。與女作家群及其創作漸趨繁榮的事實相平行，七八十年代之交到八十年代中期，關于女性主義，基本上仍是中國的“外語界”(以英語或英美文學研究為中心)對歐美女性文學和女性主義理論的譯介為主部，繼而，八十年代中后期，女性主義開始成為本土女性學、女性文學研究和批評者的一種重要的話語方式和批評實踐路徑。

如上所述，正是由于“外語/英語界”中介和轉述者角色，由于其傳播的“斷篇殘簡”、“道聽途說”的方式，上世紀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大部，作為絕對真理、至少是“先進知識”而進入中國的歐美理論，大都夾雜著大量必要或致命的誤讀與變形，并經常迅速地為眾多無法直接閱讀歐洲理論、文學原著的本土知識分子所傳播、重述并運用于中國社會、文化、文學批評。類似過程不時成就著某一歐美理論的、間或與原脈絡相距甚遠的“中國版”，而對原作(中文中一個有趣的對應詞匯:全譯本)的翻譯，常常姍姍來遲。及至某一歐美理論的“原貌”于是出現在中國文化視野之中的時候，這一理論大都已喪失了它的新鮮和熱度。西蒙娜·波伏瓦的“中國之旅”亦如此。七八十年代之交，西蒙娜·波伏瓦的名字和“第二性”的字樣已經頻頻開始出現在中國女性學者、尤其是女性的文學研究者的文中筆下；但直到1988年,《第二性》方才出版了三種不同名目的節譯本，而且大都是原作的第二卷、或更為簡單的節譯本。而距此十年之后，一個完整的譯本才終于在中國面世。同樣,盡管八十年代人們因不同的訴求和目的，對波伏瓦(薩特)的生平津津樂道，但直到1992年波伏瓦回憶錄的全譯本方才從英文版譯出，但這精裝版的四卷六冊的《西蒙·波娃回憶錄》，只發行了二千套，在人口基數如此之大的中國，這大約只相當于某種收藏版。同樣是在1992年，出版了《西蒙娜·德·波伏瓦研究》。作為八十年代特有的、一種集作家生平資料、作品選譯和歐美相關研究于一身的“厚書”，較之于1980年出版的同一類型《薩特研究》，它的確是來得太遲了。甚至在這部譯文集的序言中，選編者仍寫著：“無論從肯定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個人作用，還是從了解讓-保羅·薩特的目的出發，波伏瓦的一生著作都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5〕

對于西蒙娜·波伏瓦和女性主義理論的中國旅行而言，中國1988年成為一個重要的年頭。這一年,不僅為人們耳熟能詳、卻難于謀面的《第二性》終于出現了三個節譯本，而且另外兩本早期女性主義的英語著作弗里丹的《女性的困惑》、多麗絲·萊辛的《金色筆記》的譯本也同時問世。耐人尋味的是，此前一年——1987年，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進程進入了一個新的、微妙的階段。“思想解放”所引發的似乎無休止的“突破禁區”的進軍，終于測繪出新秩序的疆界；眾聲喧嘩的“文化熱”開始降溫;；于八十年代前期始終隱形狀態的經濟體制改革，此時迸發為沖擊著中國社會、首現于文化市場的商業化大潮；而吁請、醞釀中的政治體制改革的訴求，此時尚且是奔突中尋找出口的潛流。于風起云涌、劇目常新的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我們間或可以將1988年稱之為一個延宕的時段，一個“幕間休息”的年頭。而歐美女性主義理論和本土女性學、尤其是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這個年頭浮出水面，向我們揭示出女性主義甚或作為一種歐美“新理論”，于八十年代所處的邊緣和曖昧的位置。從某種意義上說，女性主義于八十年代中國，并未遭遇正面狙擊和官方禁止。這首先由于，倡導并實踐婦女解放，原本是新中國重要而基本的社會政策之一，于是，女性主義似乎并無太多的異己色彩。而八十年代，中國對歐美早期女性主義著作的譯介，尚未顯現出女性主義的激進政治色彩。其次，盡管八十年代潛在地成為男權中心的性別秩序的重建過程，但對于呼喚“解放”、倡導“進步”的男性精英知識分子群體說來，某種“道德感”與廉恥心尚阻止著他們對女性主義表達公然的敵意和拒絕。第三，女性主義作為二十世紀歐美理論的一部，其“天然”的權威性與真理性，也在八十年代中國“西方主義”的文化景觀中，為女性主義提供了某種保護色。因此，波伏瓦與女性主義在1988年浮出水面，毫無疑問，是近十年來對歐美女性主義理論、實踐(尤其是文學實踐)大量譯介、討論和嘗試運用的結果，同時顯影出它在整個八十年代所身處的邊角、點綴或補白性質；而從另一角度上看，女性主義于1988年浮出水面，無疑是對當代中國漸次可見的男權文化“復權”的實踐的一種正面反饋與回擊。1989年，除卻第一本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英文論文集翻譯出版〔6〕外，作為波伏瓦之《第二性》與女性主義之中國本土化、同時也是機構化進程的一個重要標識，是《上海文論》首先開辟了“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專欄，用于刊載基本由青年女學者撰寫的、主要是討論當代女作家作品的文學評論文章或專題論文。同年，中國女性學的拓荒者李小江主編的《婦女研究叢書》問世，第一批十本，其中絕大多數是對女性文學的研究或基于女性立場的文學研究。至此,除了歐美女性主義理論與文化實踐的譯介者們，中國開始出現了女性主義研究、尤其是女作家研究的專業學者，大學中文系開始開設女性主義或女性文學的課程，越來越多的關于女性主義、女性主義文學、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碩士、博士論文問世。

從某種意義上說，以西蒙娜·波伏瓦為旗幟和標識，女性主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曲折、片段、甚至是破碎的傳播過程，揭開了當代中國女性主義實踐的第一幕，并為將在九十年代出現的女性研究機構和部分NGO組織集聚了力量。以1995年世界婦女大會召開為契機，女性主義開始在中國社會的不同層面廣泛傳播，同時如同激變中的中國社會一樣，開始呈現出極為繁復豐富的格局。西蒙娜·波伏瓦，無疑已在一次漫長而曲折的理論旅行中，成為當代中國文化的內在組成部分。而一個不同的歷史與現實，則要求著一個新的女性主義的社會實踐，一個更為廣闊而積極的社會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