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1世紀以來,中國大眾文化和網絡文學迅猛發展,使傳統文學從生產、流通到接受的整個過程發生巨大變化,尤其是網絡文學所具有的多媒體性、超鏈接性、跨界性等特性使得原有的分析話語和理論失效。20世紀西方學界針對純文學或嚴肅文學研究所采取的現代性理論和方法多從前現代(性)、現代(性)或后現代(性)等角度去探究文學的發展態勢,在上述種種新的社會和文化現象面前漸漸顯得有些力不從心,即使在其本土也已經不時地出現“失語”現象。40余年來,將其移植于中國的話語實踐更加表明,這種西方線性式的理論并不如人意。因此,中國全新的社會文化現象亟須一種可以超越西方現代性文論范式的、更具融合性和生長性的新型文學理論建構。

概括研究復雜社會文化現象

面對新的文化和文學現象,加拿大后現代理論家哈欽提出了后現代主義反諷理論,并指出后現代主義之后需要一個新的標簽,但是她并沒有真正加以命名。她用“后現代主義反諷”一詞試圖給一般所認為的那種后現代主義附加上某些充滿張力的意味,已經表現出后現代之后學術話語真正創新的艱巨性。另外,利波維茨基提出了“超現代”(hypermodern)來代替后現代;阿蘭·科比以數字現代主義(digimodernism)或偽現代主義(pseudomodernism)來概括當下電子時代的文化范式;塞繆斯提出當今是自動現代主義(automodernism)時代;波瑞奧德主張另類現代主義(altermodernism),認為這是現代主義與后殖民主義的合成,怪異、玄幻、全球化感覺是其特征。另外有復現代主義(remodernisim)、重構主義(reconstructivism)等。總之,新的文化范式或文論形態在這個世紀之交出現了,體現為新型的文本性,其典型特征是前向性、無序性、易逝性、技術自動性與人的自主性的關聯性。然而,這些新造術語都存在著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即帶有片面性或單一性,遠遠不能滿足對當代文化和文學思潮之超級復雜性的描述需要。因此,尋求新的話語和理論來對此進行命名和研究勢在必行。我們嘗試著用中國既有的“元意識”、“元思維”、“元話語”、“元理論”來探索新的概念或話語理論,同時結合西方學者的研究,提出以“元現代性”和“元現代主義”來概括和研究這種超級復雜的文化和文學現象。

首先,“元”(meta-)有兩種意思,一為“在……之后”、“超越……”、“帶著……一起”;一為“總體”、“綜合”、“基礎性”。它與某一學科相連所構成的名詞,就意味著一種更高級的邏輯形式。具體說來又分為兩層含義:一是指這種邏輯形式具有超驗的、思辨的性質,探討的是超經驗世界本體的終極原理;二是這種更高一級的邏輯形式,以一種批判的姿態來審視原來學科的性質、結構及其他種種表現特征。

其次,探究“元現代”一詞。元現代即是在各種現代性包括前現代性和后現代性之后,帶有超越和綜合兩種方式的新型現代性,或者說是融合了諸種現代性的新型現代性。但這種融合不是簡單地拼湊和拼貼,也不是徹底摒棄前現代、現代和后現代的既有文化/文學理論成果,而是恰恰相反,即需要充分承繼這些人類所積淀下來的文明成果,滿懷自信地前行,在批判的基礎上來重構文論的性質、結構及特征。

再次,“元現代主義”(metamodernism)是體現出元現代性的一種新型文論形態或文化思潮,源于荷蘭學者佛牟倫和埃克于2010年提出吸收并超越現代主義熱情和后現代主義反諷的元現代主義新思想。他們認為,元現代主義開始重新懷抱希望和真誠,但拒絕無條件地虔信未來或信奉某種絕對真理。而作為一種情感結構或文化藝術風格,元現代主義具有海納百川的包蘊性、柔韌性、生成性和自反性。這種自反性(自我反思性)體現了阿多諾所說的“只有一種方式美學在今天有望理解藝術,即通過批判性的自我反思”。他的這一關于先鋒藝術的看法,如果加以改造并豐富之,則可用來理解后現代之后的中國當代文化和文學現象。

其實,在中國文學思想中已經有了大量豐富的理論資源。如關于章回體小說中的超級敘述者理論,寫實與巫幻相結合的中國古代小說敘述方法與理論,繪畫當中的散點透視理論與當代小說敘述理論的結合,當代先鋒小說敘述中的自反式元敘事技巧理論,以喜寫悲、以幽默來化僵硬為柔軟的小說審美基調的調整與創新理論,等等。如此,元現代主義就深刻地打上了中國文化和文學理論的烙印。

構建與轉型時代相適應的文論話語

20世紀以來,中國文論建設中出現的前現代性、現代性及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等為元現代主義打下了基礎。前現代文論重視理性、自然之維,重視打破主體與客體二分的西方現代性認識論窠臼,重視在新的語境中以本土傳統資源中的儒釋道互補思想理論,來修正西方前現代信仰的偏執性、現代性的科層化特別是后現代的解構一切的虛無主義。前現代的信仰、倫理體系在經過現代化或現代性洗禮之后,也可化為元現代主義的有機要素,可以為當代文化和文學理論提供必要的建設根基。現代主義對文學中所體現的人類精神和復雜性進行了深層開掘,專注于對人類深層心理世界的解剖;后現代主義則對文學中的灑脫姿態進行了多元化的探索,強調在解構中充分挖掘語言的欺騙性、不確定性,并由之產生了世界乃平面化和碎片化存在的觀點。但兩者也帶來新的弊端:都有犧牲倫理學而成全美學的沖動,即感性和非理性壓倒道德和理性。現代主義有意地忽略了正面的、光明的人類意識和精神層面,陷入片面性當中;而消極的后現代主義認為鏟平鴻溝、消解等級、祛除真理、恣意狂歡,便可獲得自由,從而陷入了隨意性和虛無性當中而不能自拔。

元現代主義是在吸收上述思潮理論的經驗和教訓的前提下,努力構建一種足以與當下復雜的文化和文學現象相適應的文論話語。正因為“元”有“在……之后”、“超越”、“綜合”等意,正如馬克思所說的“人體解剖對于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低等動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動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動物本身已被認識之后才能理解”。元現代主義可謂具有了“人體解剖”的后發優勢,可以吸納、融合、統領、超越前現代主義、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等,并營構出既具有擔當精神,同時又具有灑脫氣質的新型文論,并可將其運用于文學批評。

新時期以來,中國本土文論建設也逐漸出現了元現代主義因素,如莫言文學思想和文學世界就帶有明顯的元現代主義色彩,雖被認為泥沙俱下,但又自由自在,其實是一種汲取了中國傳統文學資源和道德資源中的元敘述理論,又吸納了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元現代敘述”或元現代主義。其他當代作家如劉震云、殘雪、畢飛宇、趙德發、遲子建等的創作與文學思想亦然。

再者,中國當代文學理論家和批評家的理論和批評實踐也孕育了元現代主義的本土話語。如姚文放的“文化政治學”研究,其新作《從形式主義到歷史主義:晚近文學理論“向外轉”的內在機理探究》,較為全面地研究了西方和中國近百年尤其是近三四十年來文學理論向文化研究或文化政治學的演變情況,其中不乏把基于傳統的甚至前現代時期的經典理論及其論爭,現代時期的審美主義、形式主義、結構主義,以及后現代時期的解構主義、文化研究等引向創建文化政治學的康莊大道。我們不妨把這種新觀點、新理論、新思維視作元現代主義的體現,因為其目的在于極力打通或融合前現代、現代和后現代的諸種文化元素,打通或融合前現代主義、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打通或融合文學理論和文化研究,打通或融合經典文學與大眾文化。

上述新的理論建構的努力帶有了元現代性的性質,它包容、融合一切既有的文化與文學現象、話語、理論,但是又趨向于在這種融匯中產生新知和創造。元現代性不是混沌一片,而是在經過了各種文化范式不斷交織與轉型,再加之近代以來東西方文化的不斷碰撞、交匯、融合,在文學理論如何建構的新情勢下出現的關于文論新話語、新觀點的構想。這一構想不是臆想,而是從豐富多彩的、活生生的文化和文學現實和理論中提煉出來的新理論。中西當代文化研究和文學理論的互滲、融合的結果便是既超越西方后現代主義又超越中國以往“夾生飯”式的文學理論或文化產業理論,具有理論建構性、生長性、交互式的元現代主義。

(本文系2018年度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晚近文論的元現代傾向研究”(18NDJC267YB)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 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江南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