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當代文學的發展與演進，除去依照文學自身的規律自然運行之外，越來越與現實生活聯系密切，與時代潮流互動頻仍。而在2017年，廣大文學工作者在習近平文藝思想的強烈感召與巨大激勵下，在貼近生活、貼近時代、貼近人民上更加自覺，在以自己的眼光看取生活，以自己的方式講述故事，使得2017年的文學創作，因創作的連獲豐收，作品的生氣貫注，整體上呈現出植根現實生活、緊跟時代潮動的蓬勃景象。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重要講話中，特別強調了“讀懂社會”對于文藝創作的要義。他指出，社會是一本大書，只有真正讀懂、讀透了這本大書，才能創作出優秀作品。讀懂社會、讀透社會，決定著藝術創作的視野廣度、精神力度、思想深度。這樣的論述與要求，有力地啟迪作家們充分認識“讀懂社會”的意義，也積極促進著作家們“閱讀社會”能力的不斷提升。“讀懂社會”的要義，在于“讀懂”當下正在高歌猛進的新時代，“讀懂”總在變動不居的新生活。2017年，作家們不僅在努力“讀懂社會”上認真踐行和深入體味，而且把他們的“閱讀”見聞與感受，熔鑄于筆端，呈現于作品，從而使2017年的各類文學創作，在題材豐繁與多樣、題旨豐沛與多元的同時，呈現出現實題材有了新的掘進、鄉村故事有了新的篇章、個人敘事有了新的超越的可喜景象。

現實題材有了新的掘進

回顧2017年間的小說創作尤其是長篇小說創作，不難發現現實題材作品在年度作品評選中頻頻出現，并在各種榜單上名列前茅，充分顯現了現實題材創作在數量上穩步增長的同時，也在藝術質量上逐步提升，這已成為當下小說創作乃至文學創作名副其實的主潮。

而且較之以往的現實題材創作，2017年的長篇小說在直面當下的社會現實中，作家們或者把藝術觸角伸向時代前沿的生活旋渦，著力描寫成長中的一代新人形象，或者注重于精神生活現實的深入挖掘，著意透視時代生活在人們內心激起的波瀾、泛起的漣漪，從而使現實生活在文學的折射中更富有立體感和深邃性。

長篇小說有沒有可能反映“進行時”的時代生活？余紅的長篇小說《從未走遠》做出了肯定的回答。這個作品所講述的故事，是屬于“80后”“90后”群體的葉子琴、韓少峰等幾個年輕人在創辦民營科技公司過程中的風風雨雨，以及或顯或隱的愛情糾葛在其中制造的各種羈絆。作品寫出了葉子琴的忍辱負重、不屈不撓，懷著崇高的綠色環保理想，抱著堅貞的傳統愛情理念始終不渝，寫出了年青一代既葆有大愛的胸懷，又具有真愛的情懷，以及為此而百折不撓的堅韌追求和蹈厲奮發的時代精神。以“80后”“90后”為描寫對象，寫出他們的新擔當、新追求，這部作品帶來的是新時代“弄潮兒”的嶄新故事。

還有一些作品，在對現實的審視中，眼光不只局限于顯見的生活表象，還力求以深邃的目光去打量那些糾結于生活矛盾之中的觀念抵牾與思想碰撞，從而揭示出社會現實中的精神生活狀況與運行走向。

李佩甫的《平原客》是直面當下官場生態的一部力作。作品由一個復雜、隱秘又微妙的心態，托出某些官場的本相以及某些官員的心相，在一定程度上對干部選拔與任用中的“貴人”現象給予了含而不露的反諷。

《太陽深處的火焰》有著紅柯小說常見的西部風景與浪漫情懷，但最為獨特的，卻是糾結于徐濟云和吳麗梅的愛情故事，交織于草原文明與農耕文明深層碰撞的文化內涵，那就是立足于文化自省的文化批判，以及對于生態文明與學術清明的深切呼喚。作品中，不僅西域文化和以關中農耕文明為代表的漢文化構成了強烈的對比，而且對關中的農耕文明在傳承中的趨“惡”傾向，給予了深刻的反思與尖銳的批判。作品由此充滿了豐贍而深邃的哲理內涵。

孫慧芬的《尋找張展》，在尋找兒子同學張展的故事中，漸漸呈現出兩代人之間在生活方式與行為觀念等方面的種種差異與隔膜，但這種尋找行為本身又構成了逐步接近與相互理解。作品在生活表象層面的背后，向精神層面進行深層次探詢，使得尋找張展的過程成為兩代人在觀念分化之后的相互走近、重新打量的過程。作品還寫了父母一代的自省、青年一代的反省，這樣就使作品最終呈現出來的，是兩代人在觀念分化與精神分野之后的相互尋找和盡力彌合。

鄉村故事有了新的篇章

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黨中央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的具體表現。在上下一心的共同努力和艱苦奮戰中，“脫貧攻堅取得決定性進展”，鄉村面貌也在持續不斷地日新月異。這些正在“進行時”的鄉村巨變與時代新變，都被作家看在眼里、記在心上、寫在筆下，從而使小說創作和報告文學寫作，都不約而同地回響起鄉村振興的時代強音，這也為傳統的鄉村故事續寫了新的篇章。

小說創作的鄉村書寫中，關仁山的《金山銀谷》特別惹人眼目。作品在范少山回鄉，以及尋找金谷，成立經濟合作社的主干故事中，給人們揭示出來的，是新一代農民的遠大志向與高遠情懷。已經進了城的范少山，有了自己的小生意，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回鄉務農首先面臨的是家人的不解與反對。他在跟父親交心時說：“范家的祖先范仲淹心里頭裝著全天下，那叫大胸懷，我范少山心里頭裝著白羊峪，我想有點小胸懷中不？”一席話讓父親沉思不語，繼而完全默認。由此，作品寫出了一個心系家鄉變革、志在村民致富的新型農民形象。

2017年間的中短篇小說創作，也出現了一些令人欣喜的現象，這就是以扶貧脫貧為主題，又充滿人性深度與人生意味的作品，這尤以四川作家馬平、李明春的作品引人關注。馬平的《高腔》以花田溝村要在兩年脫貧摘帽的脫貧工作為主線，成功塑造了第一書記、農村新型女性、幫扶干部、村支書以及貧困群眾等人物形象。作品在嚴氣正性中，滿含日常的生活情趣，又卓具四川特色的文化元素。李明春的《山盟》通過縣上下派的一名扶貧干部幫助兩名幫扶對象成功脫貧的故事，避開了同類主題作品的寫作套路，塑造了一批令人印象深刻卻不臉譜化的人物形象，從扶貧入手又超出了扶貧，充滿了歷史反思和精神追問。

向來以反映大事件、跟蹤新變化見長的報告文學，在2017年也以一批書寫脫貧攻堅主題的厚重之作，使當下鄉村變革與變異的新主題與新故事，更為顯豁引人，并構成一大亮點。

何建明的《那山，那水》，寫浙江安吉余村在12年來發生的環境巨變。作品并沒有從理念出發，而是以余村人在安吉白茶生產、竹制品加工、農家樂、溪水漂流等項目中創意開發的生動故事，寫出了余村人民懷抱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書寫自己新的歷史的遠大追求。作品以豐盈的細節、真實的事件，有力地詮釋了也形象地演繹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重要思想。

紀紅建的《鄉村國是》以實地采訪為敘述主線，使人們看到一個個貧困鄉村各具形態，致貧的原因與脫貧的路子也千差萬別。作者在對脫貧鄉民和扶貧干部的采訪中，抽絲剝繭，尋根問底，使得作品呈現出一種脫貧者的自訴、扶貧者的自述的鮮明特征，并由一個個的生動事例，寫出了扶貧的不遺余力，脫貧的別開生面。扶貧與脫貧，村變與人變，如何在國家戰略的大格局中，一磚一瓦地推進，一點一滴地進取，都在作品中得到真實的反映和生動的表現。

個人敘事有了新的超越

在2017年的文學創作中，尤其是小說創作中，“70后”一代的自我超越引人注目，也令人欣喜。

文學創作的穩步前行與持續發展，要看年輕作家的成長與成熟。而創作的情形與作品的成色，則是衡量作家成長與進步的最好佐證。“70后”作家正是在2017年的小說創作中，以不約而同的突破與各有千秋的優長，表現出群體性的長足進步。

在由《長篇小說選刊》主辦的“2017年長篇小說金榜”評選中，由編輯代表推選出來的候選作品共有15部，其中出自“70后”作家之手的作品幾乎占到了半數，如石一楓、梁鴻、任曉雯、喬葉、海飛、李宏偉、馬笑泉等人的長篇新作。這些作家之前的作品，都帶有這個群體共有的個人化敘事的特征與痕跡，但這些年都在悄然發生著某種變化，這就是越來越在走出個人化敘事，或者尋求在個人化敘事里囊括更多的生活內容，折射更多的社會投影，作品越來越具有一定的歷史感與明顯的整體性，而且在以典型人物組織故事和揭示題旨上，或自出機杼，或別開生面，有了新的藝術氣度。

如梁鴻的《梁光正的光》，把鏡頭聚焦于梁光正這位普通的農民父親。作品由他盡其所能地愛著癱瘓的妻子、四個年幼的孩子，又不屈不撓地尋報滴水之恩，懷念故人之情，折射出了一個農民屢戰屢敗又永不言棄的奮斗史和愛情史。這個作品不同于人們司空見慣的鄉土小說，它以特異人物形象的著意塑造，表現出作者在小說寫作上的高起點與大目標。

任曉雯的《好人宋沒用》，既寫了這個名叫“沒用”的女性為父母養老送終，接濟游手好閑的哥哥，拉扯大了五個兒女的繁忙而辛勞的一生，又透過她的種種經歷折射了社會生活的劇烈演變。一個普通女人的歷史，映襯出了一個城市的歷史，乃至一個時代的歷史。

石一楓的《心靈外史》，通過大姨媽這個常見又典型的人物，實現了對于社會精神現狀、流行癥候的觀察與觸摸。從不停歇精神追求的“大姨媽”，接連陷入了氣功、傳銷等邪性社會團伙和文化思潮，使自己最終走向精神迷惘的困境。作者筆下的大姨媽的故事，輕松中不無沉重，戲謔中內含反諷，從一個獨特的角度揭示了當下社會精神狀態的某種現實，飽含了作者對于當下社會的某些精神現象與偏向的敏銳洞察和深刻批判。

重視人物的塑造，并由人物切入社會生活深處，囊括更多的歷史內容，是一個可喜的現象，這使得“70后”作家越來越走出了個人化敘事，或者尋求在個人化敘事里囊括更多的人生內涵，以更立體、更豐富的社會切面為整個時代把脈，作品具有了“意識到的歷史內容”。這種年輕作家的成長，是文學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動因，在很大程度上也預示著今后長篇小說創作的價值走向與更大豐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