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這是在我國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以來，黨中央為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活力，繁榮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文化強國，所吹響的進軍號。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在優秀的民族傳統文化滋養下，黨領導廣大民眾于革命、建設、改革過程中，所創造的革命文化與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它植根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具有蓬勃的生命力。民族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其本質乃是民族文化的復興。一個國家能否在世界上挺直民族脊梁，主要是以民族文化做支撐。放眼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中的巴比倫、埃及、印度文明，均已斷裂和消亡；唯有中華文明歷經五千年傳承至今仍然生機勃發。中華民族燦爛文化所熔鑄的民族精神，始終激勵著世世代代的民眾奮然前進。習近平總書記所提出的“堅定文化自信” ，則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弘揚中華民族文化，振奮民族精神，促進各民族大團結的指路明燈。

高度文化自信，來自中華民族文化具有恒久的、從未間斷的、統一的穩定性與變革性

民族文化，其實質乃是各民族在精神上把握歷史進程的一種形態。民族文化的興衰，直接折射著民族精神的本來面貌。中華民族文化綿延至今從未中斷，除地理的、氣候的原因之外，自秦以來建立的中央集權制，統一的全國文字，從漢代起確立的以孔子儒家經典為準則的倫理道德觀、價值觀，為自漢到清各個時期政治統一、文化統一、國家統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即使在少數民族入主中原時期，他們也沒有以自己的游牧文化取代漢文化，而是把游牧文化融入漢文化，以漢文化治理整個國家。

仔細說來，中華文化的穩定性，還來自中華大地各民族文化的大融合。這對增進各民族大團結，維護國家統一，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商周時期甲骨文、金文的運用，青銅器、玉器等國之重器的出現，西周至春秋《詩經》的流傳，戰國《尚書》以“史”入“典” ，標志著華夏文化的形成。秦王掃六合，建立中央集權制，使得各地多元文化得到了迅速整合，為形成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奠定了基礎。除了“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 《禮記·中庸》 ） ，“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

雖不合圣制” ，在文化上也要兼容（ 《史記·禮書》 ）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確立了以漢族為主、各民族共生的“天下為一，萬里同風” （ 《漢書·終軍傳》 ）大一統的文化格局。漢文化對周邊各民族產生的影響，至為深遠。南北朝時，魏文帝為使鮮卑族盡快融入漢文化，主張與漢族通婚，姓氏、官服、官方語言一律漢化。宋時遼國主張以漢文化發展本民族文化，認為“孔子大圣，萬世所尊，宜先”（ 《遼史·義宗倍傳》 ） 。女真人金熙宗讀《尚書》 《論語》 ，并依據漢制進行改革。黨項族建立西夏王朝，借鑒中原政治制度，推行儒學教育。元代滅宋統一中國后，重視漢文化，尊封孔子為“大成至圣文宣王” ，設立書院竟達四百余所。明代至清中葉，以王陽明“心學”以及四大文學名著為代表的中華民族文化，復又呈現了一個新的發展高度。所以說，中華民族文化，它是漢族文化與其他各民族文化融合而成的，是增進民族團結、強化全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因素。

通過世界文化發展史可以看出，凡斷絕了文化傳統，這個民族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失去民族活力。中華民族文化數千年來依然郁勃雄強，就是因為它具有“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不斷創新的能力。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堅定文化自信” ，必定點燃熊熊的中華民族文明之火，在新時代，引導全國人民培養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高度文化自信，來自中華民族文化對外來文化的開放性與吸納性

我在《永遠開放的中國美術——再論挺直民族脊梁》一文中曾經談到，中華民族文化，歷來對外總是采取開放態度，吸收外國文化優長之處為己用，而不被域外文化摧垮、促使中華文化解體，具有強大的吸納性——即融外來文化有益成分，成為中華文化一部分。東周末年，由于貿易、戰爭等原因，已經打開了對外文化交流的通道。如長沙戰國墓出土的琉璃，云南滇王墓發掘的玻璃、瑪瑙，均產自印度、緬甸。在新疆塔里木發現的一枚國人陶土印章，設計的竟是希臘紋樣，表明當時華夏民族與希臘，在文化上有了交往。特別是我國傳統圖案“纏枝蓮” ，則是從希臘經羅馬、大宛傳入。

漢武帝時，中華民族已經形成極為強盛的統一帝國，北敗匈奴，西伐大宛，兩次派張騫出使西域，開辟絲綢之路，成了世界經濟、文化交流的大動脈。大將霍去病擊敗匈奴，于河西走廊設立四郡。漢明帝時，佛教由印度傳入中國。漢桓帝時，羅馬皇帝馬可·奧里略·安東尼派使者到洛陽，獻象牙、犀角等禮品，兩國交往增多。南北朝時期，是印度健陀羅文化、笈多文化，融入中華文化最為活躍的時期。深受印度文化影響的我國敦煌、麥積山、云岡、龍門四大石窟，主要就是在這個時期開鑿的。

唐代是我國歷史上國力最為雄強、最為開放的時期。貫穿歐亞大陸的絲綢之路，已成為中外政務、商貿、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貞觀年間，波斯5次派使節來華，多人在華入仕為官。高宗至玄宗百年間，拜占庭曾7次遣使長安。在唐代，阿拉伯帝國派來使者，竟有37次之多。來華經商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不下10萬人，當時允許波斯人在華傳播景教、祆教、摩尼教。明朝時，西方資本主義經濟迅猛發展，使得歐洲走上了以堅船利炮向海外擴張的殖民主義道路，破壞當地固有民族文化。雖然鄭和7次航海下西洋，也沒能改變“天朝至尊”故步自封的境地。近百年來，經過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許多人期待以西方科學、民主意識，改造社會弊端。但唯有中國共產黨高舉馬克思主義大旗，帶領全國人民，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了科學共產主義與中國民族文化相結合。

改革開放40年，我國已經進入到社會主義發展新時代，我們要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立足當代中國現實，吸收外國文化長處，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高度文化自信，來自中華文化在世界各民族文化中的獨特性與先進性

中華文化與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獨特性，有助于世界文化的多樣性與豐富性，這是促進世界文化繁榮的重要因素。在明代采取閉關政策之前，中華文化以其莊重、高尚的品格，對周邊地區始終具有輻射的作用。中華民族文化，主張個人的命運，永遠從屬于民族的、國家的命運，這是儒家維護國家統一、光照千古的價值觀。應該看到，儒家崇道尚德、樂群貴和、明義重公的思想境界，自強不息、剛健進取、厚德載物的豪邁情懷，都是中華文化有別于世界其他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世界其他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中華文化的先進性，主要表現在尊重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從各民族文化“和而不同” 、共生共融出發，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共享人類文明。從“軟實力”來講，主要表現在哲學、倫理學、文藝創作諸方面。

在哲學上， 《老子》認為“道”為“萬物之宗” ，是構成客觀宇宙的物質基礎，又是推動宇宙運行的原動力。具有不生不滅、“獨立不改”的永恒性，永遠處于無起無止、無所不在、“周行而不殆”的運動中。 《莊子·秋水篇》曰，“小之微也” ； 《管子·內業篇》云，“氣之極也” 。這些論述，與2500年后的今天——天體物理學所發現的“暗物質” ，又是何其相似。 《老子》提出的“道法自然” ，“天下萬物生‘有’ ，‘有’生于‘無’ ” ，“反者道之動”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等自然辯證法，于世界文化史，具有超前性。

在倫理學上，儒家“和而不同”的價值觀，所講的都是善、美同享，和諧共生。 《周易·泰卦》 “尚于中行”的思想，到春秋戰國，演變為“中和” 。 《禮記·中庸》曰：“中者也，天下之大本。 ”而“和” ，“天下之達道” 。在文藝創作上，“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的美學理念， “比”與“興”的表現手法，意象、意境的情感表達，“剛健、篤實、輝光”的藝術風采，在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總是占有獨特的地位。唐詩、宋詞，就是其例。在當下，為使優秀的中華民族文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煥發出新的光彩，我們應該遵循黨中央的指示，堅定文化自信，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文藝方向，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鑄就中華文化的新輝煌。